1935年1月,42岁的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质疑了。这一幕极其经典,后来无数次出现在影视剧中。
凯丰原名何克全,是江西萍乡人,他比毛泽东小了13岁,当时年29岁,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
遵义会议是历史上一次非常著名的会议,正是这次会议,再次确定了毛泽东的指挥权,它是长征途中,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这次会议前,中国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严重挫折,迫切需要纠正军事路线错误。而这些错误,很大程度上,都与毛泽东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有关。这次会议的重点,实际是讨论是否将军事指挥权重新交给毛泽东。
即便在失败的事实面前,李德和王明也依旧对毛泽东并不服气。除了他们外,对毛泽东不服气者仍不少。会议开始后不久,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站起来面带蔑视的神色一板一眼地对着大家说道:
“你,毛泽东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你的军事战略都是从那里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你还会什么,不就是凭着《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吗?”
说完后,凯丰朝着李德和王明这边看了看,继续补刀道:“我坚决反对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凯丰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在被架空后,经历了一次生死劫,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眼见红军在李德、王明等的错误领导下,连中央根据地都丢了,不得不长征,他心如刀绞,他比谁都清楚,只有把军事指挥权再度拿在手中,红军才有希望。
于是,一肚子火的毛泽东在听完凯丰的话后,猛吸了一口烟,抬头,直勾勾地看向这位同住湘赣边界的“小老乡”,用一种极其沉稳而又坚定地语气问道:
“我说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孙子兵法》有几章几节吗?第一句是怎么说的?既然你没有读过,又怎么知道我是靠《孙子兵法》打仗的呢?”
凯丰没想到毛泽东会跟自己硬刚,他一下就被问住了,说实话,凯丰还真就没有看过《孙子兵法》,他的这一看法实际也是道听途说而来。如今被毛泽东这么一反问,他自然不知如何是好。
凯丰的沉默,让整个会场变得极其尴尬,气氛也变得相当不融洽起来。
毛泽东的反问,打得其实不是凯丰,而是和他持有同样看法的李德、王明等人,他们对毛泽东非常不服气。这种不服气里头,多少是因为毛泽东没留过学、没喝过洋墨水。当然,更多的是因为不想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毛泽东。
凯丰的话代表了王明、李德等人的想法,他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仅此而已。这个“反对”的逻辑也很简单,就是论证毛泽东不懂军事指挥,不能胜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
毛泽东懂不懂军事,以前大家或许不懂,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大家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毛泽东不仅懂军事,而且还极有可能是军事天才,只有他重新掌握红军军事指挥权,红军才能重获新生。
所以,即便凯丰等人在会议上用《孙子兵法》质疑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能力,绝大多数人仍旧拥护毛泽东。
遵义会议后,重新掌握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率红军在长征路上一路打神仙仗,在血与火的战争实践中,凯丰看到了毛泽东的极强的军事指挥能力。他的态度发生了惊天逆转,在党内的另一次重要会议上,这个曾用《孙子兵法》质疑毛泽东军事能力的青年,居然又一次站起来发言了,不过,这一次他的发言内容截然相反了,他说:
“现在,我宣布收回我在遵义会议上的观点,坚决拥护毛泽东来领导我们的红军。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党,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红军。谁反对毛泽东我就反对谁!”
显然,凯丰已经看清楚了:
“只有毛泽东领导,红军才能打胜仗,才能领导得了中国的革命。除此之外,任何一个人都是不能胜任的,这是被实践验证了的事实。”
凯丰绝对想不到,从来“对事不对人”的毛泽东,并未曾因为他在遵义会议上质疑自己,而对他有任何看法。毛泽东将注意力放在了凯丰提到的那本《孙子兵法》上,他之前也看过这本书,但只是粗粗地看,并未细看,凯丰质疑他在用《孙子兵法》打仗后,他对这本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毛泽东是个想法极其与众不同的人,普通人面对同样的境况,可能会抵触《孙子兵法》。可毛泽东不同,他认为:你们质疑我用《孙子兵法》打仗,说明你们认为《孙子兵法》是好东西,是连我都可以“指导”的好东西,那我当然要好好地系统研究一下了。
实际上,在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已经通过史书、小说、听戏等文化传承形式,掌握了《孙子兵法》中的一些重要思想。
早在1933年2月,即遵义会议前两年,毛泽东就曾对吴黎平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
“我也读过《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有重要的一条‘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点说得很好。”
李德曾回忆,长征刚开始时,毛泽东就曾引用《孙子兵法》中的“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来鼓舞士气。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卧室,床上摆放着大量图书,以便随时阅读
但此时的毛泽东远没有系统研究《孙子兵法》,所以其所得并不多。遵义会议,被用《孙子兵法》质疑的毛泽东下定决心,要利用这个契机好好研究《孙子兵法》,并在实践中运用其智慧。
长征途中,毛泽东极难找到《孙子兵法》。1936年,红军喘口气后,毛泽东迫不及待地特地致函当时西安作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同志,嘱咐他们买一批书籍,并特别提到:“要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拿到《孙子兵法》后,毛泽东就开始认真研读起来了,他在研读《孙子兵法》时,结合了其他一些军事著作。
研究之下,毛泽东发现:自己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的很多战略思想,居然与《孙子兵法》有着惊人的不谋而合。这一发现,让毛泽东激动不已。从此,他对《孙子兵法》的理解也更透彻、更深刻了。
1938年8月,已经研究《孙子兵法》达两年时间的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对身边的“高参”郭化若说:
“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要去读孙子的书,要精滤《孙子兵法》中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战争指导的法则与原理,并以新的内容去充实它。”
从这句话可看出,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认知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以至于,他有了“批判接受”、“用新内容充实它”的“野心”。
他又说:
“应该研究孙子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哲学思想,以及孙子以前的兵学思想,然后对《孙子兵法》本身做研究,才能深刻理解《孙子兵法》。”
这后面一句说明:毛泽东想要更加系统地研究《孙子兵法》,而这个“更系统”,正是更多地深入作者孙武本身,以寻求更全面了解《孙子兵法》。
孙武
毛泽东身体力行地研究《孙子兵法》,他不断借鉴和汲取其精华,将它运用到实践中,又不断在战斗中对它进行创新发展。不得不说,这一“兵学圣典”,在他的继承和发展下,更加闪烁出耀眼光芒。
回头看,单就抗美援朝而言,毛泽东就曾多次运用到了《孙子兵法》里智慧。比如“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种“为了和平而动武”的思想,与如今以色列内塔尼亚胡的“为了打而打”截然相反。
这种不轻易动武的思想,就与孙子的主张有关,孙子在《孙子兵法》中说: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意思是:打仗很危险,会死人的,要能不打就坚决不打,因为它事关国家存亡。而一旦开打,就一定要在清楚它事关“存亡”的前提下打!
而志愿军入朝第一仗的奇袭,则是毛泽东运用了《孙子兵法》中的这一句:
“兵者诡道也。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意思是:如果已经开打了,那就不要管什么兵法阵法了,要以获取最终胜利为根本目标,有什么阳谋、阴招和王八拳,通通给我使出来,狠狠给我用起来,不许顾虑,不许迟疑,不许藏着掖着,不许抱残守缺。
抗美援朝第一仗云山战斗,是志愿军入朝后与美军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此战中,中国志愿军以其出色的隐蔽性、突击性和强大的攻击力,完全诠释了“奇袭”的精髓,一举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抗美援朝中运用的心理战,说到底脱胎于《孙子兵法》中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意思是:“如果动一下脑子就能让对方心甘情愿认输,亮一下你发达的肌肉,把对方吓到认输,用一些谋略,就能让对方认输,那比冒着重大伤亡的风险亲自动手,效果要好得多。”
抗美援朝时期,类似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案例非常多,比如,志愿军曾设立联合国军战地广播,用英语和韩语向敌军士兵喊话,内容聚焦于“和平”“回家”“反对无意义战争”,还顺道播放思乡歌曲,如《平安夜》等,其效果极其显著,被称之为“来自地狱的录音”。
战争年代,毛泽东运用《孙子兵法》到了出神入化、冠绝古今地步。可叹,毛泽东与《孙子兵法》的遇见,颇有点儿“金风玉露一相逢”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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