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逆天而行，倚美种族灭绝，小心亚洲第二个“以色列”！

现在有一个怪现象，中东的以色列有恃无恐地侵略巴勒斯坦，即便被联合国定性为种族灭绝，但他们依然不停止自己的脚步。

尽管如此，以色列从没有认为自己干的不对，在这一点和日本非常相像。尽管日本对东亚许多国家犯下了滔天罪行，但至今他们不认为自己是错的，更没有对这些国家和人民道歉。

第一个相似点，也是最为核心的一点，是两者对其侵略历史所持有的那种“从不认为自己有错”的顽固态度。

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逻辑：在当前的中东冲突中，以色列政府为其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辩护的核心论点是“自卫”和“消灭恐怖组织”。

在国际社会看来，其行动常常过度使用武力，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并伴有侵占土地、修建定居点等行为，这些已被联合国多次决议谴责为违反国际法。

以色列官方和许多民众的普遍心态是：我们是被迫害了几千年的民族，我们经历了大屠杀，如今回到“应许之地”建立家园，任何威胁我们生存的行为都必须被无情消灭。

他们将所有批评和反对声音都归类为“反犹主义”，从而在道德和舆论上为自己建立起一个无懈可击的堡垒。

这种“受害者心态”与“强权行为”的结合，使得其几乎从未真正反思过自身行为对巴勒斯坦人造成的伤害和压迫。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行为：这与日本对其在二战期间侵略亚洲各国的态度几乎如出一辙。

直到今天，日本政府从未像德国那样进行过正式、深刻、且被广泛接受的道歉。

其官方表述总是含糊其辞，试图淡化甚至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反人类罪行。

在许多右翼政客和修订后的教科书中，那场战争被美化为“将亚洲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的“大东亚战争”。

这种拒不认错、篡改历史、将自己描绘成某种意义上的“受害者”或“解放者”的心态，与以色列目前的态度同出一辙。

这种“我们永远正确，我们永远是被害者”的叙事，剥夺了自身反思的能力，也关闭了与受害者和解的大门。

它意味着，只要他们认为自身安全受到“威胁”，就可以无限度地使用任何手段，且不必承担道德责任。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逻辑。

第二个相似点在于驱动其扩张行为的深层动力——一种源于地理和历史的、深刻的生存焦虑。

以色列的“战略窗口期”忧虑：利用美国衰落之前，在中东站住脚并扩张领土。

以色列深知，其之所以能在强敌环伺的中东存在并占据军事优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全方位的、毫无保留的支持。

美国国力相对下降、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国内政治分歧加剧，这些趋势让以色列的战略家们产生了强烈的“机遇窗口”正在关闭的焦虑感。

他们的逻辑是：必须趁美国还能为我们兜底的时候，最大限度地削弱甚至消灭哈马斯、真主党、伊朗等对手，尽可能地巩固和扩大实际控制领土，造成既成事实，为“后美国时代”的未来争取最大的战略纵深和安全筹码。

这种“现在不动手，以后就没机会”的紧迫感，是其当前采取如此激烈手段的重要动因。

日本的“岛国命运”忧虑：这种逻辑与上世纪日本军国主义的思维惊人地相似。

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匮乏、地震频发、空间有限的岛国，自古就有一种深刻的“生存危机感”。

在明治维新后，这种危机感迅速转化为“失之欧美，取之邻国”的侵略扩张政策。

其理论核心就是所谓的“生命线”和“利益线”理论：认为必须征服朝鲜半岛、中国东北乃至整个东亚大陆，才能获取赖以生存的资源、市场和战略空间，否则日本民族终将走向衰亡。

“不扩张不侵略就有生存危险”这种想法，在当时是整个国家的集体心魔。

两者都将自己定位为“被恶劣环境包围的脆弱优等生”，认为周围的世界充满敌意，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通过先发制人的、强硬的扩张来确保自身安全。

这种基于恐惧的进攻性战略，往往会无视国际规则和邻国的基本权利，最终走向一条自我实现的预言——

他们的扩张行为恰恰招致了更多的仇恨和敌对，让环境变得更加危险，从而又反过来印证了其最初的恐惧，形成一个致命的恶性循环。

如果一个国家始终不承认历史错误，其年轻一代就无法从历史中吸取真正的教训。错误的历史观会孕育出危险的未来政策。

如果将“绝对安全”建立在邻国的“绝对不安全”之上，那么地区永无宁日。这种基于零和博弈的保安思维是冲突的根源。

当前国际格局深刻变化，日本国内同样有一些势力在揣摩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机遇”，是否会利用大国博弈的“窗口期”，在军事正常化、领土争端等问题上采取更激进的举措？这种动向值得所有亚洲邻国高度警惕。

总结来说，这个比喻警示我们：

一个拥有强大实力、却拒不反省历史罪行、且被深刻生存焦虑所驱动的国家，是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变量。

日本和以色列在行为模式上的这种镜像关系，提醒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才能避免历史悲剧在不同地方、以不同形式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