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势力挺贾国龙、消极排片《731》，59岁的于东来，不要再神话了

于东来和他创立的胖东来，在中国商业界无疑是一个耀眼的存在。

提到于东来，我们能想到的是胖东来员工那远远超过平均值的薪资，令人羡慕的休假，还有远远超过合理范围内的利润分配，毫不怀疑地说，他把零售业做成了员工幸福的天花板。

在996盛行的当下，他这种为员工考虑的做法令人钦佩，没有人不愿意为这样的老板工作的。

对待消费者，胖东来更是掏心掏肺的服务。没有科技与狠活，有的是严格的选品，没有价格刺客，有的只是无理由退换货以及真心换真心。

那些在胖东来超市里为老人购物车配放大镜、雨天帮顾客擦车等等的小故事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宛如一股清流，重塑了人们对诚信经营的想象。

从这个角度看，作为一名普通人，我们发自内心地敬佩和肯定于东来在商业伦理实践上的突破，他证明了善待员工与商业成功并非水火不容，诚信待客是赢得市场的正道。

不过，随着于东来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被许多人奉为“人生导师”甚至“指路明灯”时，他近些年的一些言论和行为，却让不少秉持朴素爱国情怀和公平正义观念的普通人感到困惑甚至不适。

这种不适的核心，在于他似乎混淆了价值观的边界，甚至在某些大是大非问题上出现了公众人物不应有的错位。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他对电影《731》的态度。

这部揭露侵华日军731部队反人类暴行的主旋律影片，承载的是民族苦难记忆和国家要求“铭记历史”的鲜明立场，获得了官方媒体的大力宣传。

从央媒通过国家叙事背书等等铺天盖地的宣传可以看出，《731》作为“勿忘国耻”的全民记忆载体，并非单纯文化产品。

在哈尔滨首映礼结束的今天，导演赵德林和观众无不潸然泪下，这部电影的取景实在是太真实了。

而当网友呼吁他这位拥有影院的公众人物发声支持时，他却抛出“传播美好比传播仇恨更能使人走向光明”的言论。

这种论调，在我们普通中国人看来，有着难以忽视的逻辑硬伤和危险倾向。

铭记那段血泪史、揭露侵略者的残暴，怎么就等同于“传播仇恨”？

要知道，河南也是日本侵华的重灾区啊！

传播美好，难道就要把侵略忘记吗？这恰恰是我们民族认同的根基，是警示后人、捍卫和平的必修课啊！

这种模糊历史伤痛、轻飘飘归为“仇恨”的说法，与主流社会“勿忘国耻”的集体记忆和情感背道而驰，不经意间陷入了某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误区。

不仅如此，他还悄然地将电影院中《731》排片量大幅削减。种种动作有点不同寻常。

在预制菜风波中，他的立场再次引发了公众的强烈质疑。

当罗永浩为消费者知情权大声疾呼，要求西贝莜面村对使用预制菜透明化、避免顾客花现炒的钱吃廉价预制菜时，赢得了绝大多数普通消费者的共鸣——这不是关于罗永浩个人的魅力，而是关乎最基本的消费公平。

然而，于东来却选择力挺西贝创始人贾国龙，强调“创业者不易，不能寒心”，需要“被理解”。

诚然，创业艰难值得理解，但在是非如此清晰的情况下，把“保护创业者”置于消费者权益之上，甚至模糊了“透明诚信”的核心诉求，这对吗？

这不仅分不清主要矛盾，也和于东来平日里深入平民的形象反差太大，暴露的是一种令人遗憾的精英圈层共情偏差。

胖东来赖以成名的是“顾客至上”的信条，而消费者对西贝的要求恰好是真诚，这种理念和行为形成了刺眼的矛盾，也让普通消费者感到被背叛。

即使在他引以为傲的内部管理中，也出现了价值观越界的争议。

他要求员工“不得收付彩礼”、“婚宴不得超过5桌”、“不能靠父母买房买车”，初衷或许是反对铺张浪费、倡导独立自强，这本是好的方向。

但是，当这些要求被以“取消福利”相要挟，就不再是倡导，而是成了利用雇佣关系进行的“道德绑架”，粗暴地干涉了员工的私人生活和家庭决策。

中国人重视家庭伦理，尊重个体在婚俗、财产安排上的自主权。

企业可以引导新风尚，但以家长的姿态强制规定员工的私人领域行事，无疑是另一种“善意暴政”。

这些争议事件，连同他在玉石纠纷中情绪化的“关闭企业”威胁，以及“自由之城”愿景被批的空想，都在无声传递出一些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他所构建的商业乌托邦有成长时历史时期的独特性，依赖于非扩张、非上市的封闭体系，难以复制推广。

作为公众人物，他的言行间出现了明显的悖论：一面倡导“自由”与“文明”，一面用铁律约束员工私生活；一面标榜“百姓企业”、草根情怀，一面在消费者权益问题上站队资本方，令人感觉到十分割裂。

我们尊重于东来在革新商业道德、保障员工福祉方面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胖东来的商超模式值得研究和借鉴。

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于东来是一位值得敬佩的经商人，但他不应被神化为无瑕的传道人。

学习他的经营智慧，理性看待他的个人价值观的输出，或许是我们普通人对待这位复杂企业家更明智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