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红：旧时光里的呐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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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子舅舅不是我的亲舅，却像胡同口那棵老树，枝桠间缀满了我童年记忆的细碎光斑。

他住姥姥家那条胡同，街上的亲缘像缠绕的藤蔓，舅舅、姨妈们的身影错落，哥哥姐姐们的笑声在黄土里滚着圈儿，而他，总在这些热闹边缘，像株沉默的狗尾草，安静地藏匿在角落里。

他是家里的老三，兄弟姐妹五个，本应是承上启下的热闹位置，却在两岁多那场高烧里，被命运按下了静音键。医疗落后的年代，五天高烧像场蛮横的洪水，冲垮了他聆听世界的闸门。针灸的银针刺进皮肤，放血的伤口渗着暗红，电击的震颤划过身体，中西药的苦涩弥漫在岁月里，终究没能留住一丝声响。十聋九哑，那些刚要在舌尖发芽的词语，还没来得及长成句子，就随着听觉一起枯萎，只剩“唔呀唔呀” 的手势，偶尔蹦出几个残存在意识里的字节，像风中摇曳的烛火，微弱却执着。

母亲和聋子舅舅最小的妹妹小时候形影不离，一起上学，一起回家。每天放学，校门口总会站着聋子舅舅的身影。他不懂钟表上的指针如何转动，却能精准地在放学前抵达，像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有孩子嘲笑他，朝他扔坷垃块，他会追上去做做吓唬的样子，然后又默默退回妹妹身后，像个保护神一样的跟随着。

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无论刮风下雨，他的身影从未缺席。有时，他早早来了，站在教室外的墙根下，透过窗户看着里面，老师见他只站着看不影响上课，也就默许了。后来妹妹退学，他便不再去学校。可母亲说，好几次她放学回家，看到他远远站在自家门口，望着放学的队伍，眼神里藏着说不清的落寞，打闹、嬉戏的小学生们正上演着一场场与自己永远无关的热闹。

日子一天天过去，聋子舅舅渐渐长大，兄弟姐妹陆续成家，像羽翼丰满的鸟儿，飞出了老院子。只剩他和母亲守着空荡荡的院落，他的脾气却越来越暴躁，家里“啊啊” 的叫喊声成了常态，像困兽在牢笼里的挣扎。

小时候我跟着母亲去姥姥家，常去聋子舅舅家串门。每次喊他“舅舅”，他都会 “啊啊” 地比划着，母亲笑着翻译，说他在夸我又长高了。他听了母亲的话，脸上绽开笑容，转身进屋，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一块糖，小心翼翼地递向我。姥姥在一旁催促：“赶紧接着，这糖他可舍不得给别人，你接了他才高兴。” 那块糖镶嵌进我的记忆里，带着他手心的温度。

聋子舅舅总在地里忙活，脸和手被太阳晒得黝黑，像涂了一层油彩，可衣服却永远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没有一丝褶皱。我记得他年轻时推着小拉车的模样，一车车往家拉土，脚步铿锵有力；记得他站在猪圈里，一铲铲从猪圈里起粪，扬起胳膊，扔向外面的过道上，每一个动作都透着踏实。他常去哥哥弟弟家帮忙，却从不去外村的姐妹家。母亲说，他是个要好的人，怕去了姐妹婆家，会让人看不起，不想给姐妹们丢人。这份骨子里的骄傲，像一层薄壳，裹着他脆弱的自尊。

三十多岁时，家里给他张罗了一门亲事。据说女方是从四川大山里被拐卖来的。那姑娘脸上倒是干干净净，可右腿残疾，走路时稍显瘸，还带着点塌肩窝胸。聋子舅舅其实没看上，可他也清楚自己的缺陷，相看之后便应下了这门婚事。那时的他，一米七多的个子，身板挺拔，除了聋哑，看上去就是个精神的小伙子，一笑露出一口白牙，眼里神采奕奕。

家里摆了几桌酒席，请了亲戚和乡亲，婚事就这么成了。

可这份温暖，没撑多久。

一年后的秋天，我跟着姥姥在胡同口剥石榴籽，看到聋子舅舅一脸阴郁地从家里出来，阳光落在他左脸上，右脸的阴影显得格外黯淡，家里还传来震天的叫喊声和咒骂声。

姥姥叹着气说：“这是又跟媳妇打架了。”

起初打架是媳妇又骂又摔东西，还推搡他，后来变成两人对打，到最后，竟是他碾压式地动手。

姥姥拉着我去劝架，推开门，眼前的景象让我至今难忘。小南屋里一片狼藉，残羹剩饭散落一地，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北屋里到处扔着东西，衣服被子在炕上摊着，一股怪味扑面而来，爱干净的姥姥忍不住皱起了眉。

后来我跟母亲描述时，只说了一句：“他家太脏了。”

姥姥说，这也是聋子舅舅看不上媳妇的原因—— 她虽能干活，却不爱收拾，家里乱得堪比猪圈，聋子舅舅前脚收拾好，后脚就被她铺排得乱七八糟。

没过多久，更难堪的事发生了。

那个外地媳妇和村南的光棍勾搭上了，还被聋子舅舅从被窝里抓了现行。他摁着光棍狠狠揍了一顿，然后连拉带拽地拧着媳妇的胳膊，走了两条街带回家。媳妇脚上没穿鞋，一路被打的鬼哭狼嚎，可街上的人只是看着，没人上前劝。在村里，这是最丢人的事，大家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嚼着这桩绯闻，绯闻就像卡在聋子舅舅嗓子眼的一口别人吐出的浓痰。

最后还是聋子舅舅的娘和大哥拉住了打红眼的他。

姥姥说，她们去看时，那媳妇身上没一块好地方，披头散发、脸上红肿、额角青紫，胳膊上划拉的好几道血痕，衣服也被扯破了好几处。之后一个多月，媳妇没出过门。

可谁也没想到，等她能出门了，竟穿戴整齐地直奔光棍家，把街上的村里人看呆了—— 毕竟，那桩丑闻的热度还没散呢。

这次，聋子舅舅没脸再出面，是他娘去了光棍家，好说歹说，还保证不打她，才把人硬拉了回来。

媳妇说：“你们要是不绑着我，我就还去。”

她说，跟聋子舅舅连句话都没得说，还总挨打，这日子没法过了。

一家人聚在一起商量，终究是“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最后，在中间人的调和下，光棍东拼西凑补齐了当初娶媳妇给的彩礼钱，把人接走了。

听说那光棍能说会道，就是懒，地里的活全靠媳妇干，可两人倒也过到了一起，只是后续如何，再没知晓。

母亲说，那媳妇把聋子舅舅伤得很深。从那以后，他的脾气越发狠戾，干活全看心情，大多时候躺在炕上，大门不出。不高兴了就“啊啊” 地嚷嚷，没人知道他在喊什么。可他的屋里，又恢复了往日的整洁。

不到一年，他的头发白了一半，像被霜打了的草，失去了生机。

可当他娘生病时，他像变了个人。不骂了，也不嚷嚷了，每天按时做饭，端到娘的跟前；娘的脏衣服，他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哥哥姐姐叮嘱的喂药时间，他记得分毫不差，从不出差错。

聋子舅舅的娘悄悄跟姥姥说：“你说，俺家聋子是真傻呢，还是假傻呢？”

姥姥叹着气回答：“这孩子，脑子透亮着呢，就是心里苦啊。”

母子俩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没人再提给聋子舅舅找媳妇的事。他连比划着交流都省了，看谁都是漠然的眼神，外人不敢靠近他，他像把自己关在了一个透明的笼子里，与世界隔绝。

九十年代初，聋子舅舅的娘在八十岁那年寿终正寝。

在当时，八十岁已是高龄，家里办了喜丧。

治丧的三天里，聋子舅舅除了睡觉，就跪在灵堂前，一口水没喝，也没嚷嚷过一声。一家人怕他出事，劝他吃点东西，最后还是妹妹硬塞给他一个馒头，摸着他的头，指着娘的棺椁说：“别让娘走得不放心。”

他的眼泪一颗颗往下掉，砸在老布鞋的鞋面上，很快就湿了一片。

他拿着馒头，一口一口塞进干裂的嘴里，每一口都嚼得很慢，像是在吞咽着无尽的悲伤。

娘走后，老院子就剩他一个人了。

他再没出过门，要么在家“啊啊” 地咒骂，要么躺在炕上。分给他的地，他不管不顾，哥哥帮着种了；面缸空了，也是哥哥记得填满。兄弟姐妹、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们常去看他，每次都带着蔬菜、点心，还有新做的衣裳，可他只是机械地看着，很少有回应。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的腰弯了，后背上慢慢长出一个疙瘩，满头白发像枯草一样，眼神变得凶狠，声音也越发尖锐，疯疯癫癫的。他能对着一个墙角，骂上大半天，那模样让人不敢靠近。

街上的人说，聋子舅舅疯了。

我再没敢靠近那个院子，每次听到他骂街，看到他瞪得通红的眼睛，觉得毛骨悚然。

可他像墙角的野草，生命力顽强得让人意外，一个人在院子里过了十几年，从没听说过他生病，或许生过，只是没人关注，最后又自己好了。

冬天的一个雪夜，他孤寂地走了。

哥哥每天都会去院子里看看他，那天早上去时，院里静悄悄的，日上三竿了，他还躺在炕上。哥哥走近了，拽了拽被子，他一动不动。再看他的脸，蜡黄如纸，试试口鼻，已经没了气息，摸身上，早已凉透。

哥哥心里一沉，知道弟弟走了，赶紧喊来了家里人和乡亲。

整理旧衣服、旧被褥时，大家发现炕头放着一个上了锁的箱子。小姨说：“大哥，打开吧，估计也没钱，这箱子他锁了这么多年，谁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没准是他舍不得用的被褥衣裳。”

找不到钥匙，大家用改锥撬开了锁。

打开箱子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 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摞摞书。最早的书，是小姨上学时用的，书皮上还写着小姨的名字，纸页已经泛黄，一拿起来就掉渣；最近的，是侄子侄女前些年不用的课本。没人知道，聋子舅舅是何时把这些书收起来的。那些书安安静静地躺在箱子里，像封存了一段段旧日时光。

小姨的眼眶瞬间红了，哽咽着说：“我哥这是多想上学识字啊。”

寒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吹开了一本旧书的书皮，小姨的名字旁边，歪歪扭扭写着三个字——“张义山”。小姨愣了愣，轻声说：“这不是我写的。”

聋子舅舅名字叫张义山。

那一刻，所有人沉默了。

原来，这个一辈子无声、暴躁、被生活磋磨得面目全非的聋子舅舅，这个连话都不会说一句的张义山，心里一直藏着一个关于“识字” 的梦。那些书，是他对世界的渴望，是他藏在无声世界里的光。

雪还在下，落在老院子的屋顶上，落在胡同泥泞的地上，也落在张义山的坟头。

他像一颗被遗忘的尘埃，在岁月里无声地来，又无声地去，可那些藏在箱子里的书，那个歪歪扭扭的“张义山”，却成了时光里震耳欲聋的呐喊，提醒着我们，每个平凡甚至卑微的生命里，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渴望与向往。

个人简介：张伟红，毕业于华北航天工业学院，就职于河北钢铁集团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热爱文学写作，作品在《河北广电报》和集团报、公司报发表，《车上飘着红布条》等多篇文章在“书香三八”活动中获奖，在河北传媒集团主办的“阅读荐书征文”和河北钢铁集团的清廉河钢征文中获得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