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天滋》的意象营构与形象塑造

小说《天滋》的意象营构与形象塑造

文/杨焕亭

长篇小说《天滋》，以泰州的母亲河天滋河为纽带，以跨世纪的时间一维为经，“盐、米、油、柴”四大家族的盛衰为纬，铺叙了历史文化名城泰州的百年风云，岁月变迁，深刻地揭示了作为“此在”的人的生命绽出与民族和国家命运绿叶与根一样的内在关系，从而赋予文本以鲜明的“史诗”品格。

一、关于小说的意象营构。读《天滋》，我的思维常常联系到作家张炜的早期作品《古船》、徐则臣《北上》中的大运河，作家柳青《创业史》中的汤河，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滋水河、张承志文学视域中《北方的河》，甚至还想到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笔下的《静静的顿河》，这些作品共同特点，就是赋予河流以浓郁的象征意义。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怀特所说：“象征是人类对于事物赋予一定意义的能力，这种能力为人类所独有。”我个人以为，“天滋河”是被作家赋予丰富文化内涵的文学意象，亦即象征体。

首先，它孕育了博大精深的泰州（海凌）地域文化。作品以学人的视野，艺术家的笔触，隽永而又灵动地展示了早在中华文明之初就在《禹贡》中成为“九州”之一的海陵文化的历史延展，突出地铺叙了明清以降天滋河两岸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戏曲文化以及民情风俗的人文荟萃和璀璨夺目。例如第三章中关于“都天会”的描写，文笔清新，刻画细腻，从“五月十五”的“香期”到“九月九日”的祭祀节庆；从参会主体“三十六胜会”到祭祀天都爷张巡（唐代名将，传说中的水神）的一丝不苟；从迎都天会的浓郁气氛到会上熙来攘往、船来舟往的人群纷纭多样的文化心理，作家舒笔漫墨，娓娓道来。而就在这样的诗情画意中，男女主人公俞浪行和孟芊芊划开了他们朦胧的却是温馨的爱情小舟。作品中对于泰州的道教文化、戏剧文化也有充分的描述，不仅传递了天滋河流域信仰文化的根深叶茂，更彰显了作家文化审美撷珠采玉的深厚功力。

其次，它承载了“三水”（江、淮、海）生命主体的家国情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有研究泰州文化的专家指出：“对于泰州而言，水脉即是文脉，承载了人们千百年来的集体记忆。”（金美娟《泰州人文三水》，见《泰州日报》）天滋河丰沛的乳汁，养育了“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生命群体。贯穿在作品始终，走过百年沧桑的“盐、米、油、柴”四大家族，都是依靠天滋河漕运发展起来的营商主体，由此而衍生出会馆、戏剧等文化载体。这种产业源流奠定了他们与天滋河、与泰州天然的、必然的文化依存关系和情感依偎，使得他们将生命与家园的兴衰存亡融为一体，从而孕育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情怀。作家从不同的侧面刻画了当日本军国主义将战火燃进泰州时，从枕戈待旦的三十一师将士到热血澎湃的青年学生；从将河流视为生命之根的爱国商人到道观寺院的信徒僧众，都一无例外地投入抗日救亡的时代激流中，俞浪行等的灵动袭扰、僧抗队的同仇敌忾，青蕴道长和孟芊芊的喋血护乐谱，特别是孟芊芊为了不使古乐谱落入日寇松下井的魔掌，忍着剧痛，与高如风一起，将古乐谱刺绣在自己背上，读来令人心灵震荡。天滋河儿女，带着这种家国情怀、民族情感，走过了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走过了日新日异的建设年代，走进了改革将开放的春天，却始终坚守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至因为战争的原因远走台湾的高福兴，在暮年之际仍然乡思悠悠，乡愁绵绵，在致高如风的信中诉说思乡之烈。正如有些论家所说：“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海陵的根始终没有变，那份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坚守，始终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海陵人的心中。”

再次，它是泰州儿女的人性标识。关于水与人性的关系，我们的祖先有着理性而又深刻的揭示，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在《天滋》中它得到了艺术的呈现和诠释。作品以俞天行、孟芊芊和高如风的爱情为主线展开叙事。他们的相爱发生在天滋河上，带着南国水乡的缠绵悱恻和温润悠长，天滋河仿佛一面琴盘，演绎着主人公爱情的微澜碧波。但我觉得，作者有一种自己独到的审美追求。一是情感的“真”，孟芊芊虽然强烈地感受到高如风爱着自己，但因为深深地爱着俞天行，尽管她与高如风有过音乐上的和弦，但仍然以“我和你不是一条河上行走的船”而冰冷地拒绝了他；二是情感的“贞”。它不仅表现在孟芊芊面对松下井的威胁风骨凛然，岿立不动，更表现在高如风的人性善美，他虽然没有赢得孟芊芊的真爱，但他，数十年与孟芊芊兄妹相处，即使在孟芊芊改名为“平安”后，仍然不改初衷。三是情感的“臻”，在生命个体的历时态绽出和共时态的碰撞中，每一个人物都在不断地完善着自己的人格架构，实现了“人性”与“品格”相为内外表里的统一和协调。书中这样描绘孟芊芊的改变：“她的头发剪短了……渔村的劳动和生活，使她脱胎换骨，母性使她眼角眉梢之间也变得日渐柔和。”（109页）

由此窥见作者以“天滋”为书名的美学思维。作者笔下的“天滋河”是一个承载着人的历史存在、思想存在、诗意存在的意象符号。我注意到，有些专家将小说意象符号引进界定在陈忠实《白鹿原》的创作。然而，事实上，他在文学史上出现的更早。例如《红楼梦》中的“通灵宝玉”、《西游记》中取经路上的“五行山”，都带有浓郁的象征意义。早在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黑格尔就在他的《美学》一书中提出了“文学符号”的概念，而同样是德国籍的美学家卡希尔则完整地表述道：“所有在某种形式上或在其他方面能为知觉所揭示出意义的一切现象都是符号，尤其是当知觉作为某些事物的再现或作为意义的体现，并对意义做出揭示时，更是如此。”因此，我十分同意论家薛梅的观点：“董小潭用“天滋河”来命名这部小说，有“上苍滋润泰州”之意，但其深意不止于此。”

二、关于《天滋》人物形象的塑造。我觉得，从总体风格上说，《天滋》仍然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作家严格遵循“再现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的艺术规律，为读者塑造了血肉丰满、个性鲜明、性格丰富的艺术群像。但作为地域特色浓郁的文学文本，它代表着作家独特的审美视角和美学追求。一是立体的艺术形象观。作家将笔下的描写对象还原到人的本然存在的状态，赋予其多侧面的性格特征。特别是对于一些特殊人物的刻画，丝毫没有“扁平化”的痕迹。例如先于松下井进入泰州的日本间谍“赖良京子”这个人物，作家既刻画了她的善于伪装和隐藏的狡黠，又描写了她为高如风的风度所吸引而滋生的暧昧情感，由此而爱屋及乌地在关键时刻从松下井的威胁下解救了孟芊芊，从而把一个真实的、人的存在的“间谍”形象推到读者面前。正如德国十八世纪著名诗人席勒所说：“任何人即使是最坏的人，他们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上帝的影子来。”（《强盗》第二版序言）；二是性格的丰富性。《天滋》中的主人公，无论是出身在底层的热血青年俞浪行，还是出身在盐商家庭，有着留学日本背景的高如风，抑或是出生在富裕的柴商家庭，自小受到良好教育的孟芊芊，乃至市场逐利者高福兴、孟老板，都是性格主导性和丰富性的统一体。如果说温文娴静，纯真聪颖构成了孟芊芊性格的主导性，那么，它一旦与其开放、执着的性格丰富性融为一体，就演绎出人物敢当、敢为的行为，构成人物面对威胁而不屈，濒临巨变而不惊的的性格世界，从而做出了用肉体痛苦护卫国宝的惊天之举。同样，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留学国外的人生阅历、地下党员的角色背景，培养了高如风隐忍而理性的性格主导性，从而与坚毅、执着的性格丰富性构成一个完整的矛盾体。使他在斗争的风雨中排除个人情感干扰，理性看待俞天行与孟芊芊的爱情，并最终“发乎情，止乎礼义”，谱写出人性与道德相映生辉的心灵之歌。作家这样的刻画，为文学画廊增添了一个新的艺术形象。三是细节的真实性。这样，作家就为读者构建起一座形态各异，多姿多彩，个性鲜明的艺术人物长廊。正如恩格斯就剧本《城市姑娘》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所说：“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么做。”

作者简介

杨焕亭，中国作协会员，咸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陕工职院客座教授，咸阳市政协专家库专家、华侨出版社《学术视界》杂志社编委。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第五届理事，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咸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调研员，咸阳市作家协会主席。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以来，先后在《人民日报》等国内报刊杂志发表作品近600余万字。曾获首届“陕西文艺评论奖”优秀作品奖、第二届“陕西文艺评论奖”三等奖、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获湖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陕西省职工文化艺术节文学评论奖一等奖、陕西省委宣传部好故事和优秀剧本获奖、第六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诗歌获“优秀创作奖”等多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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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 | 张益嘉

审 核 | 张建全

终 审 | 张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