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禄生说丨世纪之交，最后一个大佬

周馥题匾 品藏天下馆藏李鸿章题匾 品藏天下馆藏

说到晚清重臣，世人脑海中不约而同闪过的名字，十多八九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刘坤一、沈葆桢、彭玉麟等人。而在这些名字之外，论清末最后一个大佬，我个人首推周馥，一个世人略感陌生的名字。

之所以将周馥视为清末最具影响力的政坛大佬之一，原因有三：

一是周馥经历了前述李鸿章等大佬走过的路，诸多历史大事件，周馥不仅是见证人，也是参与者，他甚至是有些历史进程的实际操盘手；

二是周馥活得时间足够长，亲历或见证了清朝的覆亡和民国的崛起。几乎没有哪个具有同等影响力的清末政坛大佬，比周馥活得更久远。

三是周馥乃最后一任汉人两江总督，也是最后几任两广总督中分量最重的。而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是评价清末政治家地位高度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这块由周馥题写的【贡元】匾，立匾于清光绪丙午（1906）年，而题匾时间应在1904年，周馥时任代理两江总督兼山东巡抚，也就是两个职位交接过渡阶段，不久后周馥卸任山东巡抚、正式就任两江总督。

周馥其人，观其一生，他的命运之脉络，全系于一人，即李鸿章。周馥是李鸿章最得力、最信任、最忠实的政治搭档，没有之一。

譬如李鸿章主导的清末洋务运动、北洋水师建设等，李负责宏观规划、政治站位，周馥负责实际操盘。此外李鸿章早年在治理河道、兴办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贡献，周馥也是重要参与者。

周馥一生追随李鸿章，为之立下汗马功劳，最后也成就了自己作为清末最后一个政治大佬的历史地位。然而，周馥的政治高位，却不是李鸿章给予他的，不是李鸿章不想给，而是他给不了。

李鸿章生前极力推荐周馥步入高位，但总难以如愿。没想到在晚年的时候，随着李鸿章的老去，周馥被外界自动视为李鸿章的接班人，进而得以平步青云，直登封疆大吏高位。

周馥与李鸿章如影相随的官宦生涯，势同大江大河，磅礴万千。之所以这么形容，因为他经历过的事太多了，他如同一头蛟龙，在清末政坛翻江倒海，以李鸿章代理人的角色，全力实干，那一桩桩闻名后世的历史事件，常有他的参与，如此，既帮助李鸿章实现了诸多政治抱负，也历练了周馥自己。

正因为周馥的官宦生涯比较庞杂，实难以一一追述。在此，本文简要概述周馥的传奇人生，以及他和李鸿章不是君臣、胜似君臣的关系。

周馥和李鸿章同为安徽人，这是他们形成战略合作关系的起点或基础。周馥早年致力于科举，但总是考不出名堂，后来就放弃了。周馥二十五岁那年，适逢李鸿章组建淮军，于是投身其中，误打误撞成为李鸿章身边的一号笔杆子。由此开始，二人形成了长达数十年的莫逆之交。

在正史记述中，周馥加入淮军的过程，细节不详。但据周馥的后人讲述，周馥起初加入的是湘军，但得不到重用，后来得益于一个偶然之举，周馥帮湘军营的厨师代写了一份伙食清单，该清单层层递交给李鸿章（彼时李鸿章尚未组建淮军，其本人在曾国藩幕府做高参），后者看到后大为吃惊：这份清单如此详尽，写清单者必是个心细如丝之人，能担大任。从此，周馥追随李鸿章，后来又跟李鸿章到了淮军营。

这里插播一条信息：周馥在加入湘军之前，靠在街头摆摊，为他人代写书信、状纸、对联、祭文等为生，虽出身卑微，但他的书法了得、文采强劲。想必这是周馥后来纵横政坛的最重要敲门砖。

事实证明，李鸿章确是值得周馥一生追随的贵人。李鸿章之所以能成为清末第一政坛巨头，在于他为人大气，胸怀格局非同常人，他总是想法设法把追随他的人向上推。

譬如对待周馥，李鸿章就很大气，他并没有把周馥局限于当笔杆子使用，而是在“合作”三年后，借李鸿章本人接替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契机（曾国藩的大气也造就了他曾经的幕僚李鸿章），将周馥一路推向（均在江苏）知县、知州、知府等官位，周馥就此实现社会身份的华丽蜕变。

此间过程，有一个关键：正如前文所说，李鸿章到头来虽然给不了周馥封疆大吏的待遇（毕竟李鸿章也是为人臣子），但他不遗余力提携周馥的赏识之恩，是周馥在晚年走上政坛高位的绝对基础。

从同治六年（1867）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随着李鸿章一路升迁，历任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在清末政坛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周馥的官位也水涨船高，平步随迁永定河道、天津兵备道、直隶按察使、布政使等。

其间，周馥在李鸿章的嘱咐下，先后完成黄河治理、永定河治理、筹办海防支应局、起草《朝美通商条约》、督办渤海湾防务、绘制北洋地形总图、会办电报局事务、筹建天津武备学堂、督办天津至山海关铁路、议订《北洋海军章程》、督办北洋海军、推动开设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与安徽公学等一系列要务，以上每一件都是影响深远的历史大事。

光绪四年（1878），时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力劝周馥留在江苏任职，言外之意是劝他不要再北上追随李鸿章，对此，周馥是这么说的：“李相国待我最厚，我既出山，安可无端弃北而南也。丈夫出处，惟义是视，何计利害！”可见周馥对李鸿章确实忠心如一。

而反过来李鸿章对待周馥，更是显得情义深重。光绪十二年（1886），周馥在天津督办海关事务时，朝中有人要将周馥“严议革职”，对此李鸿章公开力保，与工部、吏部据理力争，使周馥免遭莫须有的查办。李鸿章全力保护周馥，令人印象深刻。

李鸿章年老之时，还想着把周馥推上封疆大吏的高位，因为他觉得周馥有此担当实力。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李鸿章的努力下，周馥差点被慈禧太后授予河道总督之职，但在朝中有关大臣的反对下，授职一事被搁置。对此，李鸿章无奈长叹，公开放话说：“吾推毂天下贤才，独周君相从久，功最高，未尝一自言，仕久不迁。今吾年老，负此君矣。”之后，李鸿章继续抱着一线希望，全力举荐周馥。

不得不说，李鸿章对周馥的提携之情，几乎是公然的任人唯亲态度，这种现象是清末封建王朝残存环境下的不公乱象，至少违背了政治避嫌的原则，这在现代社会并不值得提倡、更不应该鼓励。但抛开政治伦理不谈，李鸿章对周馥有情有义，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光绪二十七年（1901）九月，李鸿章溘然长逝。据周馥后来回忆追述，李鸿章病危之时，周馥从保定赶到北京，见了他最后一面，二人相视而流泪，周馥泣言安抚后，李鸿章这才闭目。事后，周馥以诗悼李鸿章曰：

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公怜，偏裨骥尾三千士，风雨龙门四十年。

报国恨无前箸效，临终犹忆泪珠悬，山阳痛后侯芭老，翘首中兴望后贤。

李鸿章撒手人寰后，不知是清政府出于抚慰李鸿章遗愿之故，还是周馥的政治威望已经累积到了相应程度，反正清廷火速授予周馥巡抚衔，又命其接替李鸿章代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至此，周馥步入封疆大吏行列。

光绪三十年（1904），周馥任两江总督；光绪三十二年（1906），调两广总督。清朝覆灭后，周馥以前清遗老的身份，保持了较高的社会威望，直至民国十年（1921）病逝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