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存亮：宁波轮船

上海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大都市，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在上海的居住人口中，宁波人占据很大的比重。有记录1948年上海人口498万，本地人75万，而宁波人约100万。上海、宁波都地处沿海，水运条件得天独厚，申甬线应运而生。

1862年，申甬线首航。后来，申甬线成了中国沿海最热门的航线，常常是一票难求。在上海的宁波人口中，来往上海宁波之间的客运轮船被称为“宁波轮船”。

我父母都是宁波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以及众多亲戚都住在宁波乡下。从我记事起，就经常坐着宁波轮船来往于上海、宁波之间。宁波轮船一般都是在傍晚时分起航。吃了晚饭上船，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到达宁波。

宁波轮船在十六铺码头登船，旁边是大达码头，大达码头停靠的一般是长江航运线上的轮船。上船后，找到舱位，安顿好行李，我便迫不及待地跑上甲板，看着水手们如何解开缆绳，驶离码头。轮船在黄浦江上犁开江水，向吴淞口驶去，船尾溅起一大片浪花。入夜，浦江两岸夜色深沉。浦西江边路灯昏暗，大楼里一片漆黑，没有一点生气。浦东一边望得见的是低矮的房舍和成片的树木。船过外白渡桥，两岸基本都是码头装卸区。各种起吊机林立，仓库绵延几十米。船过了吴淞口，便进入东海。此时，天完全黑了，四周一片汪洋，我便悻悻地回舱休息。

当年，在申甬线跑的宁波轮船都是以“民主”为船名，有“民主三号”“民主五号”，后来增加了航班，更多船投入申甬线，新船以“繁荣昌盛”四个字分别后缀“新”字命名，如“繁新”“荣新”等。大部分人坐宁波轮船都是坐五等舱。五等舱是大统舱，地上铺着草席，旅客或躺或坐，相安无事。五等舱票价3元6角。四等舱票价4元7角，四等舱16人一间舱室，八张上下铺。三等舱票价5元4角，8个人一间舱室，也是上下铺。二等舱票价7元2角，要凭介绍信才能购买，据说是单间。曾几十次坐宁波轮船，从未见过二等舱“庐山真面目”。

买五等舱，除了经济上的考量，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可以放更多行李。坐轮船不像乘飞机，对行李有重量限制，超重了要收费，轮船没有这方面规定。五等舱是大通铺，空间大，先到先得，“占地为王”。咱家乡下亲戚多，每次回宁波总会带许多东西，五等舱是不错的选择。

在长达几十年的申甬线上奔波，其中有一次经历令我至今难以忘怀。那年，我12岁，一个人从宁波回上海。临行前晚上，爷爷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带一笔“巨款”回上海交给父母。这笔钱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解放前，爷爷与人合伙开了家碾米厂，生意不错。解放后碾米厂归了集体，但厂房、机器仍属于当初创办者。后来，生产大队将碾米厂厂房、机器折价收购，爷爷分到了一笔钱，其中给我父母300元。于是，趁我返家回上海之际，让我将这笔钱带回去。在那个年代，普通人都是低工资，人均最低生活费8元，300元绝对是一笔很大数目了。为了安全起见，姑姑特地缝了只布袋，将300元钱装进布袋里，然后把布袋缝在我棉衣里侧。几个舅舅、姑姑轮番给我“洗脑”，千叮嘱，万嘱咐，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外面不安全，小偷很多，上了船尽量少走动，不要和陌生人搭讪。还没上船，我就有了恐惧感，心里产生很大阴影，感觉前路凶险，步步惊心。

第二天，舅舅早早送我去码头。开闸放行后，我提着行李第一个跑上船，在底层五等舱找了个最里面靠墙的位置，放好行李，就躺了下来。后面旅客陆陆续续来了许多，把我挤在里面。船开了，舱里的人开始走动。有的去甲板看风景，有的去灌水壶，我是一步也不敢挪动，靠在墙上，眼睛盯着周围的人，不敢有一丝放松，心里的那根警惕的弦绷得紧紧的，脑子里总在盘算“是不是坏人”。到了半夜，旁边的人都进入梦乡，我却不敢入睡，龟缩着身子，双手交叉，在衣服外面按住钱袋子。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疲劳感不断袭来，眼皮不争气地闭拢了。忽然，旁边一个旅客一个翻身，我惊醒了，一下子惊出一身冷汗，再也不敢睡着。船到码头，父亲来接我，见面第一句话就问：“钱在吗？”我拍了拍胸脯，说道：“在，没丢。”父亲赞许地点了点头。我一下子如释重负，长舒了一口气。

说起宁波轮船，“江亚轮”是绕不开的话题。1948年12月3日晚上，从上海开往宁波的江亚轮在吴淞口外铜沙洋面突然发生爆炸，船体马上倾斜。由于严重超载，江亚轮开始下沉，2000多人掉进冰冷的海水里，不幸罹难。江亚轮沉没原因一直没有定论：有的说是国民党飞机误炸，有的说被日军遗留水雷所毁。当时风雨飘摇的国民政府已经无心对此事彻查。而申甬两地无数遇难者家属悲痛欲绝的哭声更是对腐败透顶的国民党的抗议和鄙视。

高速公路兴起，大大便利陆上交通运输，2001年申甬线停航。老一辈上海宁波人生活中的奔波经历成了过往，而宁波轮船却是心中难以抹去的记忆。

原标题：《晨读 | 戴存亮：宁波轮船》

栏目编辑：史佳林 文字编辑：沈琦华

发稿编辑：吴南瑶

来源：作者：戴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