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群众扫雪十里，只为迎接“最受欢迎的人”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近代中国光明的摇篮，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新中国的摇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上海与延安谱写了波澜壮阔的抗战文化“双城记”，掀开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上海发出“中国文化界领袖”贺信——

1936年4月，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出版的《斗争》杂志上，刊载了一组社会各界来信摘要。这是对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和瓦窑堡会议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的积极响应。

其中，中国文化界领袖的来信郑重宣言：“我们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来信还称赞经由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将士：“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

据有关当事人回忆和学者研究考证，这里的中国文化界领袖实为鲁迅、茅盾。通过“宋庆龄的秘密电台”，鲁迅在上海最早获悉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信息。

贺信发出不久，冯雪峰受命从瓦窑堡回到上海。次日，他便被邀请在鲁迅家里隐居了大约两周。在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邨9号三楼，鲁迅与冯雪峰彻夜长谈。从亦师亦友的交流中，鲁迅印证了自己的判断和期待。他从横躺的床上站起来，走到书桌前，面向窗户，遥想着远方，默默地长久地微笑着，脸色变得柔和晴朗起来，然后怡然自得地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是还胜任的，用笔！”

鲁迅生前没有到过延安，但延安高举鲁迅的左翼革命文化旗帜，成立鲁迅师范学校、鲁迅艺术文学院，设立鲁迅剧社、鲁迅图书馆、鲁迅研究会、鲁迅基金会，奉鲁迅为抗战文艺队伍的“总司令”。鲁迅代表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是民族精神的脊梁，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榜样。

从上海经武汉到延安的冼星海指挥鲁艺学员排练《黄河大合唱》，并与学员合影留念

每五个延安文化人，有三个来自上海——

上海与陕北的信息联络顺畅起来后，中共上海党组织与党中央的关系也得以正式恢复。与之相伴，共产党委托宋庆龄在上海物色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医学博士马海德到访陕北，以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

1936年6月，中共中央机关从瓦窑堡迁移到保安县城（今志丹县）。7月，接待斯诺为期102天采访。9月，经冯雪峰联络，上海党组织派送朱正明、汪仑等5位左翼文艺青年先期到达保安，协助革命队伍开展文艺活动。

10月，知名左翼作家丁玲在党组织安排下摆脱南京的软禁环境，绕道上海，途经西安，抵达保安。“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在保安的所有中央领导出席欢迎晚会，毛泽东称其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1月，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成立。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文艺工作，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民族抗战、反抗侵略压迫、反对投降卖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形成，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城。1937年8月，经党组织安排，艾思奇、周扬、李初梨、何干之、周立波等一大批上海左翼文化界知名人士调往延安工作。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上海左翼文艺青年奔赴延安。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原先在上海的左翼文艺青年和左联文化进步人士有一半以上辗转至延安。在延安的文化人士中，大约3/5来自上海或有上海学习生活工作经历。1942年5月，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132人（已知）中，有上海经历的为105人。

寻找有利时机到敌占区为百姓演出——

曾经在白色恐怖下饱受盯梢、逮捕、绑架、暗杀的上海左翼文化人，来到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后成为“最受欢迎的人”。

1937年底，欧阳山尊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到山西抗日前线文艺演出。贺龙先后三次邀请他到八路军一二○师战斗剧社工作。两年后，欧阳山尊作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文工团成员深入晋察冀地区慰问演出，因病需要委托一二○师卫生部及时手术。不料碰到敌人“冬季扫荡”，三位准备手术的病人被迫“坚壁”在山区老乡家。敌人把村庄包围起来后放火焚烧，大伙都以为三位病员不幸牺牲了，但贺龙坚持派人到村庄附近的山里去寻找。抗大总校文工团准备追悼会时，欧阳山尊竟然被找回来了，一二○师战斗剧社由此迎来了一位副社长。

针对日寇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贺龙建议战斗剧不仅要面向连队、面向战士，还要面向敌占区，组织文艺突击队式的“游击剧团”，带着戏装和武装，寻找有利时机到敌占区为百姓演出，宣传抗战必胜的道理，巩固大家对最后胜利的信心。

欧阳山尊等11位文艺战士主动请战，贺龙指示给每人配备一支马步枪、30发子弹、3颗手榴弹。正式出发前，师参谋长周士第从特务营挑选7位精干的侦察兵随剧团行动。“贺司令员派我们和‘游击剧团’到敌占区去工作，碰上敌人，发生战斗，要死我们先死”的话语，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同时，贺龙叮嘱欧阳山尊：不能当孬种！行军再累，到了宿营地，别人休息，你不能休息。你应该观察地形，布置警戒，找到制高点，预先把十几个人划分几个小组……

上海救亡演剧一队合影

1943年春节前夕，陕北大雪。延安鲁艺新秧歌队到绥德、米脂一带巡回演出。黄昏时分，大伙儿已经精疲力竭，忽然看见一支群众队伍出现在转角处的岔路口。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把扫帚，从村口到岔路口足足有十里，沿途扫雪以迎接文艺的“亲人”，生动映照民心所向。

源自上海、唱响延安的抗战歌声——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第二天，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在共产党领导下组成13支救亡演剧队，左翼音乐界、戏剧界大多数人士以及文学界、美术界部分人士参与其中，分赴各地进行抗战宣传动员。

其中，左明领导的上海救亡演剧五队以及张庚、姚时晓领导的上海蚁社救亡流动宣传队，还有上海文艺青年参加的北平学生流动宣传队等先后奔赴延安，成为延安早期文艺活动的骨干。

诞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中国新音乐”，主张积极向上的价值倾向、健康进步的情感态度，以《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毕业歌》《救国军歌》为典范，号召进步音乐家“走进工农群众的生活中去”，创作出“民族形式、救亡内容”的新歌曲，使之“成为大众解放自己的武器”。

这种风格硬朗刚健的新音乐，在“十里洋场”的靡靡之音中是一股强劲的清流。但与左翼戏剧、美术、文学一样，它也遭到了国民党禁止抗日政策、国民政府“治安紧急治罪法”的查封迫害。

1937年10月，“中国新音乐”的主要倡导者吕骥应邀到延安参与筹建鲁艺，并担任音乐系主任。1938年10月，冼星海到延安，接任音乐系主任。在他们的推动下，延安成为一座“歌咏之城”：从《延安颂》到《东方红》，从《生产大合唱》到《黄河大合唱》，到处飘扬着抗战的歌声。“人们在歌声中学习，也在歌声中劳动；在歌声中会见战友，也在歌声中奔赴敌后。人们以歌声来迎接朝霞，也以歌声来欢庆胜利。”延安歌声唱出了一个时代的高音、强音。

“生活在青春之邦，工作如歌曲般嘹亮；我们的心儿跳荡，为什么不歌唱？”这一时期，鲁艺音乐系初步建构了一套独到而富有成效的音乐教学体系、课程体系、教育体系。学生在校作业或毕业作品，如莫耶、郑律成的《延安颂》，美术系学生古元的木刻作品《羊群》《牛群》，都成为艺术精品。

曾经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到访山西抗日前线的贺绿汀，1943年从新四军所在地辗转到延安，进一步坚信文学艺术上“学习外国的东西是为了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主持上海音乐学院工作，弘扬传承延安鲁艺的音乐教育精神，坚持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

参加生产运动后，鲁艺师生在休息时间进行文艺演出

沿着延安文艺的正确方向不断创造新成就——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创了用文化方式妥善解决文艺问题的范例。围绕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去服务”等问题，与会代表广泛讨论、求同存异，普遍接受了“文艺服从于政治”“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催生形成了新中国“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以及新时期“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二为”方针。

延安时期最大的政治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一切侵略者赶出中国，中国近现代社会最大的政治是救亡图存、民族复兴。这是有出息的中华儿女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现代文艺的最大主题。沿着延安文艺的正确方向，上海文化不断创造新成就。

1952年夏，抗战后奔赴延安的周而复在上海统战部门工作，业余创作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上海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历史画卷。

瞿维、寄明是一对模范音乐伉俪，都有过在上海求学的经历，抗战时期辗转至延安，是为数不多的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夫妻代表。新中国成立后，瞿维留学苏联归来，担任上海交响乐团专业作曲。他于1959年创作的音乐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至今仍是乐团的保留节目。寄明担任上海电影制片厂作曲，1959年在厦门前线慰问时被少先队员的英雄事迹所感动，创作歌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历久弥新，世代传唱。

瞿维、寄明夫妇在延河边

曾经是延安鲁艺年龄最小的学员黄准，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电影制片厂作曲。1960年，她随电影摄制组数次深入海南岛热带林区寻访娘子军的故事，完成电影《红色娘子军》谱曲任务。其中，《红色娘子军连歌》昂扬向上的优美曲调，经过电影、芭蕾舞等不同艺术形式传播，成为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旋律。

（作者为复旦大学望道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朱鸿召）

原标题：《陕北群众扫雪十里，只为迎接“最受欢迎的人”》

栏目主编：王多 图片来源：均 作者 供图

题图说明：1945年8月15日，延安各界庆祝抗战胜利集会

来源：作者：朱鸿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