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主席病重，小平下落不明，宋时轮：万不得已时，我们要兵谏

“1976年7月18日傍晚，你们到底准备怎么办？”护士刚离开，北京西郊一间疗养病房里，老团长俯身贴近宋时轮的床沿小声发问。宋时轮直起腰，压低嗓音回答：“万不得已时，我们要兵谏。”一句话，掷地有声，隔窗的杨树林都摇了一下。

这一年，毛主席久病在身，小平同志再次被打入“另册”，军队中人心惴惴。王洪文等人借“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各大军区兴风作浪，命令一纸接一纸。宋时轮虽已从朝鲜前线退下来多年，却仍是军科主要负责人，他敏锐地感觉到：动手的人已经不满足于口头批判，下一步极可能把枪口对准老干部。深夜，他与叶帅通电话，只有五个字——“要稳，要硬”。挂断之后，他写下两行铅笔字：“政治混乱，军纪勿失。必要时，兵谏。”

这股倔劲儿并非一夕之间长成。时间往回推近七十年，1910年代的湖南醴陵，12岁的宋家孩子刚刚把“誓血国耻”写在门板上。母亲早逝，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同乡孩子欺负他，他挥拳就打。长辈见他聪明，硬是从祠堂里抠出几吊钱送进北联高小。1919年的五四浪潮让少年宋时轮第一次认识到：个人拳头再硬，也扛不住国家屈辱的重量。于是，他跟着左权上街，高喊“收回青岛”，饿着肚子跑几里路贴标语，嗓子劈了也不肯停。

血气方刚的他很快被学校开除。失学后的选择并不多，他跑去投考吴佩孚的教导团。新兵连的铁丝网、教官的皮鞭，把他打得吐血；也打醒了他：寄身旧军阀，无异虎口求生。不到半年，他翻墙逃走。长沙街头，他遇到老同学左权，听说黄埔军校在招生，兜里却只剩半张船票钱。为了给同行的伙伴凑路费，宋时轮干脆掉头回家筹款，硬生生落了四期。有人笑他吃亏，他却说：“路上少我一个，多活一拨人。”

入黄埔后，他在课堂上偷偷研读马克思小册子，三个月后“四一二”血雨降临，他和一批进步学员被押进监狱。潮湿的地牢导致关节化脓，他日后常说：“这条瘸腿，是国民党送的纪念章。”出狱后，他孤身回湘招兵买马，凑出一支三十多人的“黑杀队”。腿疼到发烧，他就让战士把自己绑在马背上继续行动；还乡团围捕，他被藏在一棵老樟树顶上，几名团丁在树下吃烟叶，他强忍剧痛一声不吭。多年以后谈起，那股郁气仍在：“要是有枪，他们一个也别想走。”

1929年，他带队上井冈。毛主席握着他的手：“宋时轮，你也是一路诸侯啊！”此后，他历经反围剿、长征。1935年甘孜突围，张国焘逼右路军南下，他没等命令，扛着行李转身就追中央纵队。毛主席再度见他：“宋时轮你来了，好！”一个“好”字，让周围战士心头发热。忠诚不必宣誓，行动就是誓言。

抗战爆发，他在雁门关北侧组织716团，冀东荒山里，他烧着棉被给伤员熬粥。解放战争打到豫东，华野十纵在宋时轮指挥下死堵邱清泉。炮弹炸起的黑土把帽檐打穿，他脱口而出一句土话：“排炮不动，十纵还活着！”此役后，国军内部流传一句评语：“别和十纵拼消耗。”

1949年春，他率九兵团先渡长江、后攻上海。原本准备解放台湾，朝鲜战争突然爆发，他带兵北上。长津湖零下三十多度，九兵团冻伤减员触目惊心。老部下曾问他：“首长，再打得起吗？”宋时轮冷着脸答：“能打得起，打不起也得起。”缴获美陆战一师31团团旗那天，他拿着那面星条旗，只说一句：“中国军人，讲过的话要算数。”

回国后，他摘下军帽，办学、编教材、建军事科学院，白天授课，晚上批改论文。60年代，他被推上批斗台，他只回一句：“陈毅、叶帅是老帅，没啥可揭。”台下有人跳起来威胁，他摆摆手：“我年纪不小了，随你们便。”

“送政委”的外号，就是那时传开的。大批老同志被打散，他想尽办法把人要到军科，安顿下来再往外输送。廖汉生回忆：“时轮一口气送走四位受冷落的老政委，我们说他‘管闲事’，可他笑：‘占个位子，救条命。’”

1976年盛夏，局面每况愈下。王洪文打电话说想“拜访老首长”，宋时轮说自己支气管炎犯了，见不了客。电话挂断，他对身边参谋道：“他不是来看我，他是来探口风。”进入九月，江青在空军系统频繁讲话，北方某军区收到指示，要对“上边某些顽固分子”采取措施。宋时轮随即拉起电话线，和几家军区交换信息。几位开国将军一致同意：暂时按兵不动，一旦核心受挟持，立即兵谏。

10月6日晚，“四人帮”被抓，警卫员推开病房门：“首长，北京安全了！”宋时轮背靠枕头，长出一口气，半晌才吐字：“好，很好。”坐在窗前的老团长轻声提醒：“兵谏的信，还烧不烧？”宋时轮摆了摆手：“不用烧，留着。世道好坏，后辈要知道我们当年打算怎么活，也打算怎么死。”

他这一生，伤疤比勋章多，官帽比军帽多，但在关键节点，总能抡起自己那根不太灵活的腿，站到合该站的位置。有人问他成功秘诀，他说：“没有秘诀，糊涂时候记住一句话——跟着党走。胆子小一点，脊梁硬一点，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