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建东 | 丈田清粮：明代荡口基层实践和朝廷顶层设计

作者 於建东

明嘉靖年间，权贵豪强对土地的兼并日趋猖獗，而朝廷府库却出现了严重的亏空，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沉重，成为执政当权者心头的一大隐忧。唐代李绅早在他的《悯农》诗里就描述过，“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明末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重点关注了土地兼并和税赋繁重等社会积弊。由此看来，一方面，兼并土地占据着优势土地资源的豪强权贵们大肆隐匿土地和税赋，另一方面，一穷二白的农民佃户却承担着高额的税赋甚至是额外的空头税赋，百姓生存几乎无以为继，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日益显现。

一

公元1554年，也就是嘉靖三十三年。无锡荡口华察家宅的门口，一个人身着朝服拱手而立。他是专程来向恩师求教的翁大立。那一年，翁大立以山东布政使参议的身份，来江南督粮。他会同苏淞巡按监察御史孙慎，无锡知县王其勤，商议如何完成朝廷交办的任务，同时减轻当地农民的税赋，改变民间不合理的纳税结构。他们商议决定在当地率先开展“丈田清粮”行动，以贯彻实施当时朝廷推行的“一条鞭法”。

翁大立他们想到，要稳妥而快捷的实施这个庞大而复杂的行动计划，关键要精准丈量田地，弄清田亩的归属，掌握各家各户的真实田亩数据。而此时，江南地方豪族势力各自利益分割，不仅占据大量土地，而且每每都拥有强大的后台实力，有的竟然达到了只手遮天的程度，“丈田清粮”行动，一时无从下手。苦于无计可施，翁大立想到了家住无锡荡口的恩师华察。此时的华察，已经致仕多年。但是听闻翁大立对他说起的详情以后，华察深表赞同，并立刻加入到“丈田清粮”行动的研判策划实战行列中。

其实，华察在还乡的几年中，对家乡无锡地区粮赋中的积弊早有所闻，因此支持翁大立他们“立即丈量土地”，并帮助他们商定了丈量队伍、使用工具等具体事项。在今天荡口“三公祠”遗爱堂的西侧墙壁，仍然保留着他们当时丈量田亩的“步弓”和“步弓”石。“步弓”，是一种形似圆规，呈梯形模样的木制丈量工具，而“步弓石”则是为了校准每一个木制步弓的校准器，这块“步弓石”是当年为校准步弓尺寸而特制的器具，全国罕见。

凭借“步弓”和“步弓石”，翁大立和华察等人丈量清算出漏税的无粮田16万多亩，责令补交，免去无田之粮7000多石，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丈田清粮”行动一时间赢得了民众的一片赞誉。后世有“步弓石，压不公”的说法也由此而来。

但是，“丈田清粮”行动同样触动了当地土豪劣绅的既得利益。那些一时受到处罚，利益受到损失的对象就不肯善罢甘休，怀恨在心。于是他们整合人脉资源，联合高层势力，凭借手中权势，向朝廷诬告诽谤，伺机打击报复。整个事件导致翁大立最终被免职，孙慎和王其勤被调任。华察对此极为不平，于是，义愤填膺的他在荡口为他们修建了“三公祠”，以对他们在“丈田清粮”行动中的义举和功绩表示追念。

公元1580年，也就是明万历八年。时任朝廷首辅的张居正为解决同样的国库亏空，财政吃紧问题，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是对嘉靖朝以来逐步完善后的“一条鞭法”，指的是把所有的赋税和徭役都归纳到一起，并以每户田亩数为基准，不再根据人丁数征收粮税。就是说，谁拥有的田多，谁要交的税就多。这项举措从理论和实践的维度有效抑制了土地过快兼并，保护了无田少田平民的利益。“一条鞭法”要想顺利实施，它的基础也是开展精准的“丈田清粮”行动。

张居正在全国声势浩大的推行的“丈田清粮”行动，比华察在无锡研究推进的“丈田清粮”方案要晚了整整27年。只不过张居正实施的“丈田清粮”行动和“一条鞭法”此时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意志的层面，并使之成为全国统一的赋役制度被贯彻实施。

二

据樊树志的《万历传》记载，早在张居正成为首辅之前，就有了“一条鞭法”的提法，那一年，张居正只有五岁。嘉靖九年（1530 年），吏部尚书桂萼首次提出赋役合并的构想，建议将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徭役合并一起征收，同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嘉靖十年（1531年），御史傅汉臣进一步又把这种“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的方法称为“一条编法”，也即后来的“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自嘉靖九年被创立以来，开始在大明帝国的各个地方推行使用：嘉靖十二年，宁国府、徽州府推行此法；嘉靖十六年，苏州府、松江府推行此法；嘉靖二十年，湖州府推行此法；嘉靖三十五年，江西推行此法；嘉靖四十二年，余姚、平湖推行此法。以后，逐步由南而北地蔓延开来。1554年发生在无锡，由翁大立和华察主导的“丈田清粮”行动，则是“一条鞭法”在江南富庶之地的有力贯彻。通过这一次破天荒的实践和斗争，“一条鞭法”终于实现了上层和基层的有效对接，在实战层面有了更好的参考样本和事实依据。

从稳妥稳定的角度看，“丈田清粮”是法令措施从民间走向庙堂的政治觉醒。1554年，华察应学生翁大立的请求，积极参与和布局无锡地区的“丈田清粮”行动，不仅提出了具体的丈量方法和课税规定，还亲自参与丈量工作，确保丈田清粮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历史文献记载，从嘉靖一直到明万历年间，江南士绅的田产占比突破了60%，而他们承担的赋税却不足10%，这种“逆向财政”现象，让国家机器在特权集团的吸血中逐渐瘫痪。历朝历代以来，江南一直是朝廷的税赋贡献的重点关注地区，税赋缴纳的成功与否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社会现实意义，这在明朝也不例外。

就当时来说，虽然“一条鞭法”尚未完全成熟和完美，但是要确保这项朝廷法令的顺利实施，必须要研究一个合理优化便于实施的方案来确保万无一失，这个关键就在于精准丈量土地，掌握各家各户田亩的真实数据。从执行层面来看，作为基层无锡，必须做到宣讲到位、丈量精准、挖掘充分、公正严明，这是完成朝廷税赋任务的重要基础。

为了规避巨族富户采取各种作弊手段（比如私改步弓角度）藏匿田产，逃避赋税，华察他们在组织开展“丈田清粮”行动的同时，在确保土地丈量公平的前提下，同时制作了“步弓石”作为校准器，规定所有“步弓”量田前必须先在此石上校准，以确保各项尺寸对照标准分毫不差。与此同时，丈量的同时严格复核以往的鱼鳞册（“鱼鳞册”列有各户土地四至、面积、土地质量等情况，因为状似鱼鳞而得名。），并逐级按鱼鳞册统计丈量数，由知县王其勤现场负责抽查、复核，以防作弊。

到了张居正的时代，“丈田清粮”成为其赋役改革的核心措施和重要根基。但是，作为国家层面推行的一项长期宏观税赋政策，张居正首先责成户部先期颁布了《清丈条例》，进一步规范了清丈流程。在江南地区，张居正还充分认识到了以往地方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不良弊端，默许可以存在“三成误差”的弹性空间，以减少对士绅利益的冲击，确保改革平稳推进。

从这一点来看，高居庙堂的张居正站在国家意志层面，更加关注的是政策推行和政治平稳的关系，而并不是单一的像华察主张的“丈田清粮”那样，单纯的考虑任务完成的时间节点和粮赋总量，偏废了对社会利益群体和谐共生的长远考量。

同时也不难看出，华察参与实施的“丈田清粮”行动，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粮赋问题，还为后来的土地管理和税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他的公正和为民着想的精神，也阶段性地破解了“改革必得罪权贵，不改革必失民心”的死局，使得他在当地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至今仍被人们铭记和尊敬。

从公平公义的角度看，“丈田清粮”是各方利益集团角逐较量后的合理妥协。面对田亩丈量中出现的诸多困难，在当时朝廷急需税赋上缴充实府库、民间田亩数据杂乱无序和地方强权势力暗施阻力的背景下，巡按苏松监察御史孙慎、山东布政司右参政翁大立奉旨来到无锡，会同知县王其勤，在告老还乡的华察全力支持下，开始了艰巨庞杂的量田清赋工作。他们很快商定了适合实操的量田清赋方案，具体“设总耆民10人、区耆民52人、图正弓手和算手各414人”。

历经三个月核查丈量，共查出漏税的无粮田16万多亩，剔除无田粮税7000多石，一时间江南民心大振，那些因交不起粮赋而被迫出逃的佃户也陆续返回故土。但是，“丈田清粮”后的遗留问题却也层出不穷，令人意想不到。在“丈田清粮”中受损的土豪劣绅，互相串通联合，诬告知县王其勤、巡抚孙慎、参政翁大立与华察勾结，以清查土地为名，仗势欺人。

在当时制度和信息流动不对称的情况下，朝廷不分青红皂白，立即启动弹劾程序予以弹劾，遂将王、孙、翁三人调离无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公冤案”。三公的冤案查了四年，终于水落石出。孙慎恢复御史之位，翁大立出任按察史之职，王其勤受命为南京户部主事。华察以此感叹说：“呜呼，是无怪乎勇于往任者之不多见也！”

三

从参政翁大立、巡抚孙慎、知县王其勤分别被罢免和调任，到四年后各自又受到重用，可以看出，在国家利益面前，任何既得利益集团的处心积虑，基于个体私利和集团垄断为前提的伎俩和行动，终归会在公义面前现出原形，变得一文不值。正义总是站在真理和公义的一边。在基层推进和基层实践的过程中，百姓利益和国家利益才是唯一能获得生命延续的武器和法宝。

后期到了张居正时代，他全面吸取嘉靖和隆庆朝关于“丈田清粮”的历史经验教训，在万历五年（1577年），选择福建作为试点，委任耿定向以佥都御史身份巡抚福建，要求其“铁面无私”，清丈田亩。耿定向通过精准丈量、核查虚实，成功清查出隐匿田赋，并形成可推广的模式。翌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清丈，历时四五年，覆盖了全国大部分地区。

据历史资料记载，福建试点后，通过核实田亩数量，清查豪强地主隐匿的土地，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全国田亩面积比清丈前增加180多万顷。常言说得好，到了改革深水区，皆为涉及国是安危的大政。就是这个耿定向，秉持公正，手段清明有力，在福建首创了“清丈田粮八法”，就相当于在当下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土地确权行动，在福建这个最难推进“丈田清粮”的省份为明王朝税赋危机扭转了局面。

从斗法斗争的角度看，“丈田清粮”是“反腐反黑反强权”在地方的生动再现。虽然历史资料没有对华察“丈田清粮”行动中地方豪族势力如何阻碍这项行动推进有过多的细节展开和记录，但是从其他历史数据分析来看，明朝中期以后，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无锡地区也不例外。豪强地主通过强占、购买、投献等各种手段大量兼并土地，导致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富强手中。明末文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载：“吾乡绅衿，田连阡陌，犹称无粮，而贫者无立锥之地，反代纳其赋，此世道所以变也。”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被迫成为佃户或流民，这不仅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还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由于土地税基的缩减，也直接导致了明朝财政状况的日益恶化。

正因如此，地方豪族和黑恶势力更是不遗余力地和上层社会勾结，沆瀣一气，对地方土地进行大量的吞噬、转移和隐匿。明代中后期，各地官豪士要兼并土地蔚然成风，豪右众多的江南地区尤其严重。巨富豪绅据有大量土地，却用更多手段匿田逃税，“田主不纳税米，无田却纳粮赋”的现象十分普遍。豪强兼并土地后， “虎噬蚕食，坐享无粮之利，而推其害于人，逞其无厌之欲”。

嘉靖年间，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顾鼎臣先后三次上疏朝廷，建议对粮赋主要来源的苏、松、常、杭、嘉、湖地区进行清粮。此后，朝廷颁旨对旧有赋税制度进行改革，史称“一条鞭法”的赋税新政应运而生，即田赋徭役等合为一条，均以银两计算，按亩折算缴纳，不再根据人丁数征收粮税，这项举措有效抑制了土地过快兼并，保护了无田少田平民的利益，一时间江南民心大振，那些因交不起粮赋而被迫出逃的佃户也陆续返回故土。

然而，量田清赋却极大地损害了地方豪绅富户的利益，从早期华察他们多查出的16万多亩无粮田和剔除的7000多石无田粮税来看，当时的16万多亩，相当于现代的14万多亩，有北京市海淀区面积的60%那么大，而且历时仅仅三个月，时间之短，数量之大，纪录之精，令人咂舌。‌这对地方豪绅富户的打击还是很大的，于是他们暗中联络朝中亲贵，联名诬告华察贿赂勾结官员欺上瞒下。朝廷派人南下私访，虽查无实证，但相关主事官员仍被调职。

华察愤慨至极，决定为他们建造生祠“三公祠”， “三公祠”于1557年夏竣工，华察还写了一篇《首建三公生祠记》，连同丈量器“步弓”一并刻于祠中石壁之上。“三公祠”院落中以孙慎号联泉建“思泉亭”，院后以王其勤号少月建“望月楼”，还以翁大立的号见海造了“学海书院”。四年后，以上三位核心人物才被不同程度的平反重用。

苏轼在《贾谊论》提出“谋之一不见用，安知终不复用？”而三位核心人物的最终复出，则代表了民间正义力量和朝廷公正力量的胜利，是华察一干人等在“丈田清粮”行动的重重困境中保持耐心和定力的胜利，更是“丈田清粮” 在地方“反腐反黑反强权”运动中的生动再现和伟大胜利。

作者简介

於建东，江苏无锡东港人，经济师。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吴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无锡市锡山区作协理事。作品散见于《科技日报》《青春》《山月》《大连日报》《江南论坛》《无锡日报》《云游宜兴》《太湖文艺》等报刊和网络自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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