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地铁诬告案二审维持原判，虽未翻案，但教会男性如何保护自己

2025年9月11日，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对“成都男子地铁被疑偷拍”一案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认定两名女性和地铁公司“不构成诬陷”。这起案件在社交平台上再次引发激烈讨论。许多人指出，虽然男子最终获得部分澄清，但他在被指控后遭遇的名誉损失、舆论压力和精神打击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而当初捏造或夸大事实的一方则未承担与造成损害相称的法律后果。

这一现象并非孤例，而是映射出中国现行司法与舆论环境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结构性问题：当男性被女性指控性相关违法时，制度和社会往往让男性先承受“即时惩罚”，而真正的事实澄清与追责往往姗姗来迟，甚至缺位。需要指出的是，一些法官徇私舞弊，直接对男性嫌疑人重拳出击，却对一些本应受到法律惩罚的女性罪犯网开一面。

例如一个18岁的女生，因苦求前男友复合未果，情绪失控下，掏出提前购买的水果刀，划伤了对方的颈部、面部以及耳部，经鉴定，已构成轻伤一级。依据现有法律法规，她理应判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广铁法院考虑到“其为初犯，且刚满18周岁，且案发后认罪悔罪态度良好”，最后就只判了半年有期徒刑，同时缓刑1年。该女生在缓刑期间，【有过多次言语骚扰等行为，可能危及缓刑考察】，法官还给女生打了2个多小时电话，认真倾听的同时，给予对方以疏导，既用法律后果警示冲动代价，又以女性视角共情青春困惑。最后赢得了嫌犯及家属的一致感谢。就这样，该女子两次在包庇下躲过牢狱之灾。

过去几年，一些高关注度案件反复呈现同样的轨迹。

2023年，武汉大学图书馆“诬告扰”案中，一名男生被杨景媛在网络上实名举报为骚扰者，并引导网民对其网暴，学校在舆论压力下给予男生处分。后续法院一审明确判定该男子的行为并不构成性骚扰，遗憾的是，该男生的处分时至今天也没有撤销。但他已因停职和网络攻击丢掉科研机会，精神状况一度恶化，而举报者没有被追究虚假陈述的责任。

2023年，北京某科技公司程序员因同事指控“性骚扰”被开除并赔偿对方精神损失，劳动仲裁和法院后续调查认为指控缺乏充分证据，但因企业“内部调查”已形成处分决定，男子只能获得象征性补偿。

同年，广州地铁也发生过一名男子被指偷拍后迅速被舆论围攻，监控显示并无偷拍行为，当事女性最终仅被行政批评，男子却很难修复声誉。

还有2024年江苏的一起“恶意指控猥亵”案件，女方当庭承认供述不实，却因“悔罪态度好”被轻判缓刑，而男子被关押近半年才获释，求偿也面临刁难。这些公开记录表明，在涉及性相关指控的争议中，即便事后查明男性并无违法行为，他所遭受的社会性死亡往往是不可逆的（如霍尊、朱军案），而错误指控者则往往得以免责或轻描淡写地处理。

这种不对称有多重原因。其一，舆论与社交平台的传播速度远快于司法调查，公众往往在短时间内完成“道德定罪”，用标签化语言迫使机构、企业、学校采取即时行动。其二，法律上关于“诬告陷害”或“捏造事实诬告”的适用门槛较高，除非能够证明指控者主观恶意明确、证据链完整，否则司法机关通常以“证据不足”拒绝追责，即便有追责也是在冗长的程序之后。其三，行政和雇佣体系为了止息舆情，常常对被指控男性“先处分、后调查”，而对指控方缺乏同等强度的审查与问责，形成了现实激励：轻率或恶意指控的风险远小于对男性的潜在打击。严格的证据规则在法庭上固然保护了指控与犯罪的边界，但与舆论的即时性、机构的风险规避策略叠加后，就变成了“男性先付出代价”的制度性后果。

在这种环境下，个人的自我保护尤为重要。借鉴日本社会在“痴汉冤罪”问题上形成的经验，同时结合中国大陆法律实践，男性在面对突发的性相关指控时应当首先保持冷静，避免任何激烈动作或辱骂语言，而是用简洁的表述声明自己没有做过并要求警方处理，避免被对方或围观者解读为心虚或暴力。随后要立即报警，拨打110请民警到场，并坚持由警方记录完整的现场笔录，而不是接受对方提出的私下“和解”或签署不明文件。此时应当迅速固定证据，观察周围监控位置，礼貌请在场乘客或工作人员作证，必要时在不侵犯他人隐私的前提下使用手机录音或录像记录关键对话。配合警方讯问时只如实陈述事实，不要做未经确认的推测，若案件被带至派出所或更高级别机关，应当立即联系律师，在讯问阶段要求律师在场，这是《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公民的权利。面对围观或拍摄，应避免与对方肢体接触或试图抢夺设备，可以请民警协助保护隐私，同时留存未经核实的网络言论或影像，必要时走司法途径维权。事件结束后，应在第一时间写下完整经过，整理证据链，与律师共同评估追责或名誉恢复的可行性。如果因舆论或长时间压力出现情绪困扰，及时求助心理咨询师或可信赖的亲友也非常必要。

成都地铁案以及近几年一系列相似案件揭示，中国现行制度在性相关指控中可能广泛存在针对男性的系统性歧视：男性更易在早期承担巨大代价，而指控者即便被证明陈述不实也很难受到对等责任追究。这种现象不应被理解为否定性骚扰或偷拍问题的严肃性，而是一个要求制度平衡与程序公正的提醒。公众和媒体需要学会在事实未明之前保持克制，司法和行政机关也应探索如何在保障举报权的同时，为被指控者提供及时的澄清与救济渠道。在这些条件尚未完全具备之前，男性必须学会合规、冷静地保护自己，把冲突从舆论情绪拉回到证据与程序，让事实而不是标签决定个人命运。这不仅关乎个体生存空间，也是社会对法治与公正的基本期待。

这次成都地铁诬陷偷拍案件二审维持原判，再次引爆了公众对性骚扰与偷拍指控程序的再度讨论。类似的对男性受害者的歧视性判决并不鲜见：过去几年里，北京、深圳、上海等地都曾出现过公共场所诬告“偷拍”或“性骚扰”等案件。这些事件的共同点在于，关键时刻缺乏冷静的自我保护和及时的法律介入，容易让情节被单方面定性。

要避免无辜卷入纠纷，最重要的是在当场采取合法、冷静又明确的行动。经验显示，很多男性在遭遇公共场所误指控时，常因惊慌或想息事宁人而做出“随口承认”“口头和解”或匆忙离开的举动，结果反而失去澄清空间，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一个更稳妥的做法，是记住“当场自护五步法”：不承认、不和解、不逃跑、主动报警、第一时间联系律师。

“不承认”，是指在没有充分证据、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不随意承认对方口中的情节，也不要被“你先道歉就算了”之类话术左右。任何口头或书面“认错”都可能成为日后定性的重要材料。如果确信自己没有违法行为，可以平静地说：“我不同意你说的情况，请报警处理。”

“不和解”意味着不要私下签署赔偿或保证书。公共场所指控如果涉及刑事或治安问题，必须通过警方调查来厘清。如果被迫在车厢、商场或地铁站等地“写承诺”或“转钱”，不仅无法终结纠纷，反而可能构成新的法律风险。

“不逃跑”同样关键。很多人因为委屈或害怕被围观而选择离开现场，这会被误读为“心虚”。更稳妥的方式是留在原地，等待执法人员，并主动说明希望通过正式渠道澄清事实。

“主动报警”是扭转局面的关键一步。立刻拨打110，简洁地向接警员说明：“有人指控我偷拍/骚扰，我没有做过，请派警力来处理。”这样既表明配合态度，又能锁定时间节点，为后续调取监控、寻找证人赢得先机。

“第一时间联系律师或法律援助”则是保护程序性权利的最后一环。《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公民在被侦查、起诉时有权获得辩护帮助。实践中，可以提前在手机里保存一位熟悉刑事业务的律师联系方式，也可以拨打各地司法局公布的法律援助热线，请值班律师到场或远程指导。

这些步骤听上去简单，但在真实冲突场景下往往需要心理建设。建议平时就熟悉相关法规、了解当地公共安全机构的处置流程，并培养“遇事冷静，走程序”的思维习惯。对个人而言，最有效的保护并非与对方对抗，而是让事情迅速回到取证和依法调查的轨道。

公众关注类似事件时，也应避免将个案情绪化放大为“普遍歧视”或“必然冤案”。性骚扰、偷拍等行为的确存在，受害者权益需要被认真对待，但与此同时，被指控者同样享有无罪推定与正当程序的保障。推动执法更专业、程序更透明，社会才可能同时保护真正的受害人和无辜者。

记住这五步：不承认、不和解、不逃跑、主动报警、第一时间联系律师。在任何突如其来的指控面前，兄弟们一定要守住理智，保护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