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有无“王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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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城”一词最早见于春秋时期，西周文献中洛阳一带的地名“新邑”“洛邑”，皆指成周，而非指“王城”。夨令彝铭文“用牲于王”“明公归自王”的“王”应为地点名词，但其并非“王城”之省称，而指“王的居所”，在令彝铭中指代前面提及的京宫、康宫；京宫、康宫中既有祭祀先王的宗庙，也有供王居住、治政的场所。因此，西周时期的洛阳并不存在另外一座与成周并存的“王城”。

关键词：王城；成周；京宫；康宫

东汉史学家班固《汉书·地理志》河南郡“雒阳”条下谓“周公迁殷民，是为成周”，“河南”条下谓“故郏鄏地，周武王迁九鼎，周公致太平，营以为都，是为王城，至平王居之”。即以周初在今洛阳地区营建两城，一为成周，一为王城。东汉郑玄、南朝范晔、唐代孔颖达等皆从其说。近数十年来，不少学者仍认为西周洛阳有一座与成周并列的“王城”存在着，主要理由如，新邑即王城，与成周所指不同；西周青铜彝铭中有“王城”的线索。

“成周”“新邑”“洛邑”均见诸西周文献，“王城”一词最早见于春秋文献《左传》。这几个概念是何关系，不得不辨。

一、新邑、洛邑、成周为一地关系

“新邑”之名见于西周早期文献，如《尚书·召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洛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西周彝铭中成王时期臣卿鼎铭文（《集成》2595）谓“公违省自东，在新邑”，新邑鼎铭（《集成》2682）有“癸卯，王来奠新邑，二旬又四日丁卯，□自新邑于柬”，等等，皆记载“新邑”。

“新邑”应即“洛邑”。《尚书·多方》谓“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洛邑”即上引《召诰》中的“新邑洛”，《多士》亦谓“今朕作大邑（即新邑）于兹洛······今尔惟时宅尔邑”，与《多方》所载相同。

“新邑”即“成周”。《尚书·康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多士》“今朕作大邑于兹洛”，《逸周书·作雒解》“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康诰》《多士》与《作雒解》所载为一事，新邑、成周皆称“大邑”，则其应是一地二名的关系。

“成周”即“洛邑”。《史记·周本纪》载“平王立，东迁于雒邑”，清华简《系年》第二章曰“三年，（平王）乃东徙，止于成周”，《史记·鲁世家》载“周公往营成周雒邑”，可见成周、雒（洛）邑亦是同指。

彭裕商先生曾认为新邑即王城，与成周为不同的两座城邑，主要理由为：《尚书·康诰》《洛诰》中“新邑”与“成周”（《尚书》原文称“周”地）并见；西周金文“新邑”出现的时代晚于“成周”；“新邑”是为奠置殷遗民而建，“王城”的“王”为“商王”之义，乃“商多士”的居地，成周则为周王朝东方的政治中心，二者性质不同。上述意见似有几点可商之处。一是，《尚书》中的“周”地，自伪孔《传》以降，皆认为其指宗周（或岐周），《康诰》所载“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很可能是以事纪年，与后面所载侯、甸、男等“和见事于周”未必有关联，以此说明“周”与新邑相邻恐有问题；而且，金文中“周”“成周”有同铭并见现象，如应侯见工簋铭“王归自成周，应侯见工遗王于周”，可证“周”非“成周”。二是，“新邑”诸器虽据器形可推知时代约在成、康之时，未必早于“成周”诸器，但似难以排除成周同时又称“新邑”的可能。比如，金文中对先王宗庙的称呼通常是地名+谥号+宫，昭王的宗庙称“周康卲宫”，距离昭王最近的穆王，其在位时将昭王之庙又称“周康宫新宫”。三是，上举《尚书》《逸周书》的记载表明，新邑与成周为同指关系。四是，若西周存在一个“王城”，其时殷商已亡，若因称“商多士”的殷商遗民居于其地而得名“王城”，恐于情理不符。综上，笔者认为，新邑、洛邑和成周是同地。

二、夨令彝铭中的“王”非指“王城”

多年以前，学者通过对金文材料的考证，找到了所谓西周时期存在“王城”的依据，即西周早期夨令方彝铭“明公归自王”的“王”为王城，此意见最早由陈梦家先生提出，至今仍有持此意见者。不过，此意见似有可商之处。

夨令方彝（西周早期，《集成》9901）铭曰：

唯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令夨告于周公宫，公令同卿事寮。唯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令舍三事令，眔卿事寮、眔诸尹、眔里君、眔百工、眔诸侯：侯、田、男，舍四方令，既咸令。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宫。乙酉，用牲于康宫。咸既用牲于王。明公归自王，明公赐亢······

最早提出“王”为“王城”之省称的是陈梦家先生，并谓“王”（王城）与成周有别，为宗庙之所，乃以西周时期洛阳有王城、成周二城。以“王”为王城的意见，除认为夨令彝铭“王”为地名以外，似乎并未举出太多古文字材料方面的直接证据。

周代文献中“归自某”的“某”均为表示地点的名词，如应公视工钟铭“王归自成周”（《集成》107），令鼎铭“王归自諆田”（《集成》2803），《诗·小雅·六月》“来归自镐，我行永久”，等等，其中“成周”“諆田”“镐”皆为地名。“明公归自王”的“王”为地名当无疑义。“用牲于王”与前句“用牲于京宫”“用牲于康宫”句式相同，此“王”的性质亦应与“京宫”“康宫”类似，亦为地点名词。因此，“用牲于王”“明公归自王”的“王”内涵应相同。但仅以此“王”为地点名词而认为其指“王城”，似乎并没有充分依据。

“王”多用为“人王”之义，文献中人名、庙号或亲属称谓有用为地点名词的情况，例如刘桓先生曾提到，卜辞中有“往（于）上甲”“不往妣庚”“在祖乙”“其在父甲”“其祝在母”，其中“上甲”“妣庚”“祖乙”“母”等皆为祖先亲属称谓，它们在这里皆表示供奉祖先的宗庙；“王”可指“王之所在”，《逸周书·度邑解》载“叔旦亟奔即王”中“即王”，《史记·周本纪》作“即王所”，故而刘先生认为“明公归自王”是指“明公从王的处所归来”，“王”于此处可释为“王宫”，其与“京宫”“康宫”均在成周。刘先生所举卜辞中“上甲”“妣庚”“祖乙”皆为供奉祖先的宗庙的意见是正确的，文献中“往”“往于”后面的对象一般为地名，因此以“王”表示“王所”即王宫是有可能的；但具体到“明公归自王”的“王”，刘先生认为其是与“京宫”“康宫”并存于成周的王宫，似乎还有商讨的余地。“用牲”一般在祭祀祖先或神灵的宗、社举行，如剌鼎铭“王禘，用牡（牲）于大室，禘昭王”（《集成》2776），小盂鼎铭“用牲，禘周王、武王、成王”（《集成》2839），《春秋》庄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周礼·春官宗伯》“凡师甸，用牲于社宗”；或是在大河或郊野祭祀河神、天地，如《左传》昭公十七年“晋荀吴帅师涉自棘津，使祭史用牲于雒”，《尚书·召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未见有专门在王之居所进行“用牲”的例子。对此，贾洪波先生对夨彝该句作了重新断读：“咸既用牲。于王，明公归自王”，也即，“咸既用牲”表示“用牲于京宫”“用牲于康宫”一系列活动的结束。“于”训为“往”，“于王，明公归自王”就是前往王的居所，明公又从王的居所返回。将“咸既用牲”理解为前面“用牲于京宫”“用牲于康宫”当为正确。“咸既”或“咸”多见于西周铭文，如叔夨鼎铭（《铭图》2419）“唯十又四月，王大册祷在成周，咸祷。王呼殷厥士叔夨以靳、车、马······”“咸祷”即指“王大册祷在成周”；史兽鼎（《集成》2778）云“史兽献功于尹，咸献功，尹赏史兽祼，锡豕鼎······”“咸献功”对应“史兽献功于尹”；作册卣（《集成》5432）“唯公大史见服于宗周年。在二月既望乙亥，公大史咸见服于辟王，辨于多正”，“公大史咸见服于辟王”照应“唯公大史见服于宗周”。所以，“咸既用牲于王”，也应照应“甲申，用牲于京宫”“乙酉，用牲于康宫”。从贾先生对“王”的解释来看，结合前述刘桓对卜辞、典籍文献中以某人称可代指其处所、居所的用例来看，此一意见颇可把“王”字解释得更为合理。但是，还有几点需要注意：一是，“于”在西周金文中往往用作介词或连词（即“与”），目前似未见有可训为“往”的“于”；二是，“用牲于某”为常用搭配，如剌鼎（《集成》2776）“王禘，用牡（牲）于大室”，《左传》“用牲于社”“用牲于雒”，《礼记·郊特牲》“用牲于庭”“用牲于王”，似不宜断读；三是，此句若断读为“于王，明公归自王”，其意为明公前往王所，又从王所返回。则明公前往王处所为何事，并未在铭文中体现，这似乎不合乎铭文的叙事体例。

除了王城、王所等意见之外，李学勤先生谓夨令方彝“咸既用牲于王”与前面“既咸令”句法一致，“用牲于王”的“王”是指“京宫”“康宫”这两处先王宗庙，“‘咸既用牲于王’与上文‘既咸令’例同，作一气读，京宫、康宫为周王宗庙，故此处称‘用牲于王’，同样，‘归自王’的‘王’也指二宫”。“明公归自王”是说用牲祭祀完毕了，就从京宫、康宫那里回来。李先生以“用牲于王”的“王”指京宫、康宫，笔者以为是正确的意见。只是以“王”指“京宫”“康宫”，有学者认为这是“先王的宗庙”，以“王”来指“先王”，未有先例。应当说，这一质疑也有道理。如何解释这一现象，还需从周代“宫”的功能来分析。

根据唐兰先生的解释，“京宫”“康宫”是祭祀先生的宗庙。“康宫”虽为宗庙，但从西周金文可见，其应设有供王歇息的“寝”，如师遽方彝铭“王在周康寝，饗礼”（《集成》9897），其中“周康寝”当指“周康宫”中的“寝”，如即簋铭载“王在康宫，各大室”（《集成》4250），卫簋甲铭有“王各于康大室”（《铭图》5368），此“康大室”即为“康宫”之“大室”；善夫克盨（《集成》4465）有“王在周康宫穆宫”，四十三年逨鼎甲（《铭图》2503）曰“王在周康宫穆宫”，“周康宫穆宫”是指设在周康宫中的穆宫（伊簋、扬簋铭谓“王在周康宫，旦，王各穆大室”）。因此，由师遽方彝铭“王在周康寝”，表明“康宫”中亦设有王之寝处。《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载“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罗纳诸庄宫”，“庄宫”应为鲁庄公之宗庙，是说王子朝占据王城以后，先居于左巷，后由罗纳入庄宫，可见王子朝应是以庄宫作为处所。《左传》又载鲁定公七年“王入于王城，馆于公族党氏，而后朝于庄宫”，可见周王亦在庄宫进行朝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夨令彝铭“京宫”“康宫”也可作为“王宫”或“王所”，“王”当为“王宫”之省称，指京宫、康宫。

综上，夨令方彝铭中“用牲于王，明公归自王”的“王”，其义非指王城，而是京宫、康宫，以“明公归自王”的“王”为王城，说明西周时期的洛阳有成周、王城二城的说法，恐在证据上较难成立。

三、小结

王城是春秋以后才出现的地名，西周时期洛阳只有一座成周，亦名洛邑、新邑，三者是一地异名的关系。夨令方彝铭文中“用牲于王”“明公归自王”的“王”是地点名词，但其并非“王城”之义，而是指“王的居所”，“京宫”“康宫”中设有供王停歇、居住的处所；铭文中的“王”即指京宫、康宫。所以，西周文献中并无存在王城的确证，当时的洛阳当不存在另一座与成周并存的“王城”。

来源：《文史杂志》2025年第4期

作者：王 超

选稿：耿 曈

编辑：耿 曈

校对：宋柄燃

审订：杜佳玲

责编：耿 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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