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之旅 | 许地山的旅印家书与钱锺书的鲍小姐：文学如何塑造了澳门的文化基因？

澳门是个小地方，也无雄奇崇伟的自然景观，但四百年来，澳门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原文 ：《文学家与澳门》

作者 |澳门大学 龚刚

图片 |网络

许地山和澳门的因缘

许地山的《落花生》是一篇为人们所熟知的散文名作。在这篇不足千字的小品文里，许地山以干净而有情味的文字，借物说理，劝勉世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这一独到的观点流露出许地山思想深处的平民意识及朴素尚实的人生观，令人印象深刻。许地山对佛教和印度文学有着特殊的兴趣。他曾于牛津大学修习印度哲学与梵文，并于回国途中前往印度研究梵文及佛学，还拜访了他所敬仰的泰戈尔，所以有当代学者称他是“饮过恒河圣水的奇人”。

1927至1934年，许地山在燕京大学任教，并在北大、清华等校讲授印度哲学等课程。在此期间，他再度赴印，自费研究宗教和梵文四个月，回国前顺访了葡萄牙殖民地戈亚(Goa，或译“果阿”)、先父的埋骨之地棉兰。在这次旅途中，许地山给妻子写了二十六封家书，这些在家长里短中见深情的书信后来裒集为《旅印家书》。相较于鲁迅、许广平的《两地书》，许地山的家书要平易清浅些，但也是相当可贵的史料，其中记录了他的旅印见闻、生活琐事、治学心路，也记录了他和澳门的因缘。

在第一、第七和第十一封旅印家书中，许地山先后三次提到澳门。其中第七封只是间接点到了澳门，其他两封家书中涉及澳门的文字虽比较简短，但对了解上世纪三十年代澳门社会的特点，及体察这座国际化都市的历史文化底蕴颇有帮助。从第一封家书中可以看到，许地山是在第二次西游取经的途中经过澳门，并应李姓学生之邀，在澳门逗留了数日：

“那天从蓝沙丹尼出发，和你告别后，看船已出港，便即搭船前往澳门。本不想到李家去，想自己去看看，第二天便回广州。可巧在船上就遇见那学生，他一定要我到他家去。他父亲极意款待，一连两天，不让我走，每食必火锅，真是过意不去。到走的时候，还给我买船票，又送饼食很多，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澳门地方很有趣味，很像南欧洲城市，商业不盛，政府依赌为生。”(许地山《山响》，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4页)

这封家书写于1933年2月3日。当时许地山已由澳门返广州，并准备从广州去香港搭英国邮船前往印度。

在上世纪30年代的澳门，可以看到沿街叫卖的猪肠粉档，露天制作炮饼的大辫子女工，可以看到门前挂满铺票、白鸽票的赌公司，葡式风格的市政厅、教堂，也可以看到“西装朋友”与“长袍遗老”的怡然共处，确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地方，也确能体会到“南欧洲城市”那种小巧、热络、点染着巴洛克色彩的都市风情。

许地山提到李姓家长在他离澳时送了很多饼食给他，这其中可能会有澳门最著名的食品公司——咀香园饼家出产的杏仁饼、老婆饼之类澳门有名的手信。翻查资料发现，对澳门咀香园饼家的创办时间有两个说法，一种说法是1930年，一种说法是1935年。如果前一种说法成立，则许地山带回广州的饼食里可能包含着咀香园的手信。

1864年，澳葡政府开始公开招商开赌，向赌场征收税款。当许地山踏足澳门之际，澳葡政府已有将近七十年的征收赌税的历史，距卢九家族等成员创立的豪兴公司夺下赌业专营权也恰好过了三年。想必许地山在当时澳门的目之所接，耳之所闻，多能体会到赌客的“豪兴”、赌场的隆兴，所以才会形成“商业不盛，政府依赌为生”的印象。如今的澳门，商业可称繁盛，“依赌为生”的格局却未有实质性变化，多元发展之路犹在探索之中。

许地山在旅印家书中第三次提到澳门时，已身在印度普那的一所大学研习。他在信中说：

“寄去照片……又一张是在澳门贾梅士纪念碑底下照的。贾梅士（Camoens）是葡萄牙的最大诗人，明末到澳门来，在白鸽巢写他最伟大的The Jusiad。此诗为葡国最美的作品，所以欧洲名人，每到此瞻拜他的遗迹，石壁上刻了许多名人的题记。此片是给王克私的，请转给他。”（《山响》，第335页）

以会通东西方宗教哲学为学术志向的许地山一向对西学东渐有浓厚兴趣，他在旅印的途中特意绕道澳门，恐怕也是因为澳门在中西交流史上的特殊地位。从他在家信中仅提到白鸽巢贾梅士纪念碑这唯一一处澳门景点，就足可看出澳门能够触动他心弦的所在。

贾梅士（卡蒙斯）是葡萄牙名诗人，其地位相当于意大利的但丁，英国的莎士比亚，中国的李白。他的葡文名是Luís Vaz de Cam?es，英文简写为Camoens。他的名作《葡国魂》（英译为The Lusiad，信文中误作The Jusiad），历时三十年完成，于1572年出版，是葡萄牙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这首史诗以荷马式的史实与浪漫想象交融的诗风写成，再现了葡萄牙帝国兴起的历程，其之于葡萄牙，正如同弗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之于罗马帝国。

从资料上看到，白鸽巢公园仅有葡人马葵于1866年所铸的贾梅士铜像，并无许地山所谓贾梅士纪念碑。许地山的那张照片应是在贾梅士铜像前所照。

许地山在信末提到的王克私，乃是他的同事，瑞士人，本名Philippe de Vargas，燕大神学和史学教授。王克私与胡适交好，曾在胡适帮助下写成《中国文艺复兴时代》一文，该文将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在当时的学界影响颇大。

《围城》中的鲍小姐就是澳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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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许地山相比，钱锺书并未踏足澳门，但他对澳门的多元文化特质颇有了解。《围城》这部经典之作中的重要配角鲍小姐就是澳门人：“鲍小姐生长澳门，据说身体里有葡萄牙人的血。”（钱锺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2页）

鲍小姐的出场和离场，都在《围城》第一章，对于小说主角方鸿渐来说，她不过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人儿。可就是这昙花一现如此精彩，留学生的无聊，洋人的“寡廉鲜耻”，苏小姐的古典仕女式的做作，方鸿渐的没有主见，全都在鲍小姐的“艳光”照射下暴露无遗。

钱锺书描绘鲍小姐外貌性格特点的俏皮文字，简直就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精巧样本。家庭生活、婚姻、血族关系均是文化人类学关注重心，巧合的是，钱锺书对鲍小姐的人物特写，也恰恰着落在这三个方面。

按照钱锺书的描述，鲍小姐的母亲是葡萄牙人，而她的葡萄牙人的血里又混有中国成分，所以她应当是一个地道的土生葡人。作为土生葡人，鲍小姐的体态、穿戴风格都有别于传统中国女人。她在小说中出场时，钱锺书这样描写道：“她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

《围城》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当时的中国人还相当保守，像鲍小姐这种艳舞女郎式的穿戴方式，简直就是对正人君子的挑衅，颇得古典仕女遗韵的苏小姐视其为伤及“中国国体”，也不单是拈酸作醋。倒是钱锺书够开明，他没有刻薄地讥讽鲍小姐的半裸穿戴，而是很人道地评价：“在热带热天，也许这是最合理的妆束。”

鲍小姐的婚姻观也颇不同于传统中国女人的以家庭责任为重、以父母之命为大。她“明白机会要自己找，快乐要自己寻。所以她宁可跟一个比自己年龄长十二岁的人订婚，有机会出洋”。不过，鲍小姐的机会主义婚姻观也并非全出自洋人的基因，她的市井人家的出身也是一个重要诱因。对市井人家来说，“女孩子长大了，可以打杂，看护弟弟妹妹，在未嫁之前，她父母省得下一个女佣人的工钱”。在这样一种世俗、功利的家庭生活环境中，鲍小姐逐渐养成一种凡事考虑有无“着数”（好处）的功利主义人生观与机会主义婚姻观，也实在是自然不过的事。

鲍小姐这个人物的言行举止，可以说是葡萄牙文化在澳门的生动显现。

澳门的人文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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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代的汤显祖与现代的许地山、钱锺书等文化名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个体现出海洋文明特色、扮演着沟通中西角色、兼受中华传统文化与葡萄牙文化影响的富有立体感与人文底蕴的澳门形象。

历史上的中国，长期浸淫于安土重迁的农业文明与繁文缛节的官僚体制，澳门那种华洋杂处、中外通商、处处异国情调、时闻海客奇谈的自由港风情，对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都是一种相当陌生的体验。汤显祖如果不是因为在南京礼部任上因一纸《论辅臣科臣疏》触怒朝廷而被贬南下，他恐怕也体会不到澳门或澳门附近一带那种迥异于中土都会的“不住田园不树桑”（《香岙逢贾胡》）、“十二帆飞看溜还”（《听香山译者》之一）式的国际商港的韵味。他的诸多南行诗稿以及名剧《牡丹亭》里柳梦梅的香山岙多宝寺之行所折射出的奇幻色彩，无不体现出海洋文明所带给他的新奇感受及异族文化所带给他的新鲜刺激。这种来自“文化他者”的强烈心理冲击，也极大地激发了他的灵感与才情。

有学者提议澳门应当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事实上，一个地区的价值，不一定在于它面积大小、资源贫富及人口多寡，很大程度上还在于它地位的重要性。这个地位，可以是自然地理的，也可以是历史文化的。澳门是个小地方，也无雄奇崇伟的自然景观，但四百年来，澳门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澳门研究者可从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学、文学史、文献学等各个角度全面考察澳门的人文特质，深入挖掘澳门的历史文化内涵，并通过合作交流，形成一种推进澳门文化研究的合力，从而为澳门的未来发展规划提供有效的文化导引。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66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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