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学者：中国造船、无人机，美国再不改，公厕都建不成

【文/观察者网 阮佳琪】

王旦（Dan Wang，音译）的人生轨迹与中美两国紧密交织：2000年，出生于云南的他先随父母移居加拿大，后定居于美国旧金山，最终成为一名科技分析师。

2018年，出于对中国工程领域发展的强烈好奇，王旦重返故土，在香港、北京、上海先后居住近6年，专注研究中国技术发展动态。

在王旦眼中，这几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

这段经历也让他清晰看到中美治理逻辑的差异：王旦认为，中国是一个以“工程思维”治理的国家，由具有工程背景的人士主导，擅长统筹建设；而美国已演变为一个“律师主导型社会”，凡事倾向于设置阻碍，联邦政府已沦为一个“由律师掌控、为律师服务、替律师发声的政府”（a government of the lawyers, by the lawyers and for the lawyers）。

为了跳出上世纪 “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传统标签化概念来解读中国，王旦撰写了《Breakneck: China’s Quest to Engineer the Future》（《极速前进：中国塑造未来的探索》）一书，力求厘清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真实变化。该书已于今年8月下旬正式发售，并入围英国《金融时报》年度商业图书长名单。

近日，在接受《金融时报》的播客节目采访时，王旦进一步分享了他对中美经济技术发展的见解，以及对未来全球秩序的看法。

工程型国家VS律师型国家

王旦在新书中的核心观点是，“中国是一个‘工程型国家’（engineering state），它用‘大锤’（务实高效的行动力）来解决问题；而美国则是‘律师型社会’（lawyerly society），遇事动辄拿出‘法槌’，结果几乎会阻碍所有事情，无论其本身是好是坏。”

他指出，1984年至2020年间，美国民主党所有总统及副总统候选人都有法学院就读经历。在他看来，这种差异导致的结果是，美国的“法律精英阶层”将程序置于结果之上，且其制度设计系统性地偏向富裕群体。

反观中国，领导层大多拥有工程学学位。他们中的不少人曾是煤矿工人、地质工程师，或是参与过大坝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

王旦认为，两国治理模式的差异，也正是美国如今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几无成效的关键原因。

王旦曾在纽黑文的耶鲁法学院担任研究员。他调侃道，自己偶然找到过一份1914年的纽黑文大都会北方铁路时刻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时纽黑文的火车速度，居然比2025年的还要快一点。

尽管他承认这“这并非完全公平的对比”，毕竟当时的特快列车只停一站，而现在的列车沿途要停靠约24站，但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本应该比一百年前跑得更快，可在康涅狄格州，事实并非如此”。

在纽黑文长大的主持人艾登·赖特（Aiden Reiter）听到这话，忍不住笑出声。

赖特对王旦的吐槽感同身受，他也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

他搭话道，“我也乘坐过那些南北贯通、连接（中国）全国的超高速列车，它们的速度和乘坐体验，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中美高铁建设的差距，王旦也在新书中也有提及：2008年，美国加州高铁、中国京沪高铁几乎同时启动规划建设；但三年后中国高铁如期通车运营，而加州高铁的开通时间却一再延后到了2030年，造价更是飙升至1280亿美元。

4月25日，江苏苏州，飞驰的京沪高铁列车穿行在阳澄湖河段，夕阳映照成景，构成一幅美丽的夏日画卷。视觉中国

王旦还在书中列举了更多所谓中国“工程型国家”的成就。《金融时报》评价称，在对中国过去几十年间非凡的经济与技术变革的描述中，王旦书中引用的一些数据，其冲击力堪比“一记重锤”（sledgehammer blows）。

比如，他提到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到2030年，中国将占据全球工业产能的45%，而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在内的所有其他高收入经济体的工业产能占比总和仅为38%。

王旦在节目上说，“‘全球其他国家在工业产能上无法与中国匹敌’这一事实令人震惊，我认为这种局面相当危险。”

他坦言，工作让自己接触到不少硅谷的“技术极客”，但这些试图“在盒子里创造上帝”的人再野心勃勃，也无法让他看到美国长期保持主导地位的信心。

王旦更希望，美国能将目光转向“建设能力”，“或许未来会出现通用人工智能（AGI）或‘超级智能’，但中国届时将拥有大量船舶、太阳能设备、无人机和军需物资。而美国甚至连旧金山的公共厕所这类简单设施都难以建成。”

“往往是美国搭建了通往技术领先地位的阶梯，而中国却成为第一个登顶的国家，”王旦在个人网站介绍新书时写道，“美国的太多地方，如今都像一座曾经辉煌的文明留下的、保存完好的废墟。美国人应该更清醒地审视那些通常被忽视、且屡遭轻视的工业成就。”

王旦希望借此劝告美国重拾对“建设”的热情，呼吁美国借鉴中国的做法，将硬核工程视为值得骄傲的事业重新拾起，去赞美“原子构成的实体世界，而非比特构建的虚拟世界”。

他还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点：他认为，要实现这一切，美国必须首先承认自身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且有许多地方需要从中国这个“工程型国家”中吸取经验。

“‘发展中’这一称谓，本就应该是一个值得自豪的标签。” 王旦写道。

“中国经济中有5%极其亮眼”

被问到中国经济领域的发展时，王旦指出，中国经济中有5%表现极为突出的领域，尤其集中在高科技制造业范畴，而这部分领域对西方利益而言，具有显著的“威胁性”。

他进一步解释说，这5%的成功领域包括电动汽车、半导体制造，以及在科技行业监管政策优化后重新崛起的各类新型服务业等。

这些领域的亮眼表现，不仅印证中国竞争力的持续提升，且已对全球产业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尤其在美国、欧洲均面临“去工业化”趋势的背景下。这一议题也成为他长期重点关注与深入研究的核心方向之一。

王旦及其新书封面。彭博社截图

当被问及“中国制造2025”计划是否奏效时，王旦将中美产业政策展开对比。

他告诉主持人，约20年前，美国能源部曾向太阳能制造商Solyndra提供贷款，不料该公司最终破产，引发轩然大波。此后美国便决定“不再向任何高风险技术行业相关企业提供资金”，这种保守态度持续了约15年。

他说，“直到（上一任）拜登政府推出更有力的产业政策，尤其是针对半导体行业的扶持，才有了更实质性的努力来重新实现美国工业化。”

中国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王旦表示，“过去20年间，中国始终坚定为制造业、高科技产业，以及所有被北京界定为‘战略性’的领域提供资金支持。而且他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直至目标达成。”

最近十年，这种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2015年，中国出台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十年计划，即“中国制造2025”，旨在用十年时间实现制造业自主创新、实力增强。

王旦提到，当时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打造高附加值汽车产业。

“这是中国长期未能实现的目标，而汽车产业恰恰是‘大国地位’的象征之一，”他说，“美国、德国、日本早已拥有强大的汽车产业，甚至韩国也实现了汽车产业崛起，中国迫切希望扭转自身在该领域的落后局面。”

除此之外，中国还渴望发展航空产业、半导体产业等，这些都是“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目标领域。中方明确将“实现技术自主可控”、“在高端产业占据技术主导地位”等目标列为优先事项，且愿意为此投入巨额资金。

王旦表示，诚然，中国在推进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但与此同时，有目共睹的是中国的技术能力确实在稳步提升，“这种提升体现在出口数据上，中国正不断产出全球市场需求的产品。”

“美国制裁适得其反，倒逼中国搞自主创新”

王旦在书中解释称，“工程型国家”和“律师型国家”这两个概念，虽然难以完全解释中美发展的差异，却足以说明近年的中美贸易战与科技战的情况，“美国依赖法律手段，比如征收关税和设计各种严苛的制裁机制；而中国则专注于用工程创造未来，比如建造更好的汽车、更美丽的城市以及更大规模的发电厂。”

在他看来，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核心思路正是这种“法律主义”。“但美国制裁最显著的效果，是倒逼中国企业全面替换美国设备。从这个角度看，制裁完全起到了反作用”，王旦说道。

他回忆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美中贸易战最初打响之时，时任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推出了一套全新制裁体系，激活了部门内一些几乎被遗忘的部分，专门管理当时“没人听说过的晦涩名单”， 比如 “被拒绝人员清单”（Denied Persons List）、“实体清单”（Entity List）、“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List）。这些清单的出台，大幅增加了中国企业获取美国技术的难度。

中国一批极具竞争力的企业，都对美国制裁深感担忧。过去，它们大量采购美国技术产品，尤其是半导体；如今却时刻担心被列入某份从未听说过的“黑名单”，一夜之间被切断大部分的技术供应。

也正是在这种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选择支持政府所提出的“技术自主可控”目标。在此之前，它们并无强烈动力推进此事，毕竟依赖美国技术更符合自身商业利益；而现在，自主研发半导体等关键技术已成为迫切需求。

不过，尽管中美通常被视为主要竞争对手，但王旦却认为，“没有哪两类人比美国人和中国人更相似”。

他对此解释说，无论是追求财富还是健康，中美民众都兼具“急于求成”的特质，愿意为目标快速行动；此外，两国人民都对“技术崇高性”抱有欣赏，他们都会为“登月任务”“本国研发的巨型炸弹试爆”这类宏大技术成就而感到振奋。

最近，王旦在欧洲度过了两个月，期间他一直在思考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定位。

他感觉，欧洲人与日本人非常相似：行事节奏缓慢，追求完美主义，社会氛围安逸舒适。

“但未来的全球格局，将由中美这类更具活力、行动更迅速的力量决定。”他认为，像英国、加拿大、日本和欧盟这样的经济体，最终都会被中美这两个超级大国甩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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