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关键时刻：丘吉尔与奥威尔的道路

作者：[美]托马斯·E.里克斯 译者：朱珠 / 吕品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丘吉尔和奥威尔所做的，首先是寻求事实的真相，然后按照自己的信仰行事。他们当时面对的威胁，可谓是世界末日临头，自己的生活随时可能被摧毁。在他们周围，许多人预测邪恶会取胜，以此作为妥协的理由，指望能与邪恶和平相处。丘吉尔和奥威尔却没有随波逐流，他们的武器是勇气和洞察力。如果说他们身上有什么智慧可以让人学习，那就是运用下面这两个步骤，尤其是在撼动心智的危机时刻：努力找出事实真相，然后遵循自己的原则作出回应。

他们的判断也常常有误，但他们不懈努力寻求问题的根源，这种精神同样重要。尤其是奥威尔，他一直努力要看透各种谎言、迷惑和干扰。他没有企图塑造符合自己观点的事实，而是让事实改变自己的观点。

当我们面对恐怖主义、全球变暖、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和种族主义，以及惊慌失措的政客和蛊惑人心的领导人时，我们一定要好好记住丘吉尔和奥威尔是如何应对他们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的。他们尤其擅长看穿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的错觉，这种能力是一个特别有用的工具，也是交友和保持友谊的好方法。

不要忘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不欢迎像奥威尔和丘吉尔那样的声音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面对危机时，不会深入探讨问题，相反会竭力逃避。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绥靖主义：不处理问题，面对不可避免的严峻事实时采取逃避态度。

泰勒·布兰奇（Taylor Branch）在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传记的第一卷中反复使用了“心理逃避”（psychologicalavoidance）这个词来描述美国白人对民权运动最初的主流反应。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国，民权活动家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偏见本身，甚至在南方也不总是如此。最大的问题是人们抱有的一种不情愿的态度，即使是充满善意的人，面临一个脓疮般不能再等的错误，也不愿意出手解决。

1963年4月，金博士（即马丁·路德·金，他拥有神学博士学位）在美国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一个监狱里，他被指控在民权运动中参加游行和静坐而触犯了法律。他的律师给他带来了4月13日的《伯明翰新闻》（Birmingham News）。在第二页上，他看到了这么一个标题：白人神职人员敦促当地黑人退出示威活动。当地七位曾发言支持融合的白人宗教人士，反对马丁·路德·金发起的运动，称其“不明智、不合时宜”。这几位温和的神职人员告诫说，正确的做法是双方的极端分子都冷静下来，给人们时间。

因为没有其他纸张可用，金在报纸的空白处写下自己的回应，四天后完成。在这封“伯明翰城市监狱来信”中，金跟奥威尔和丘吉尔一样，只是要求人们看清自己眼前的东西。他首先说明自己在运动中做了什么事情以及是如何做的。他建议这几位神职人员，“（1）收集事实，以确定不公正的事情是否存在”，接下来的三个步骤依次是：“（2）谈判、（3）自我净化，以及（4）直接行动。”如果是奥威尔，他会认为第一步收集事实是最具革命性的行为，就像《1984》中的温斯顿那样。金认为，在一个以事实为基础的世界里，个人有权对事实作出独立的认识和判断，政府必须努力去赢得公民的忠诚。当政府不能兑现承诺时，就会失去公民的忠诚。这一思想既具有深刻的革命性，又非常具有美国特色。

接下来，金陈述了摆在他面前的事实：

伯明翰可能是美国种族隔离最极端的城市。伯明翰警察的丑陋暴行在美国任何地方都众人皆知，其在法庭上对黑人的不公正待遇臭名昭著，这也是事实。在伯明翰，以黑人住房和教堂为目标的爆炸事件比美国其他任何城市都多。这些都是确凿、残酷的事实，尽管令人难以置信。

马丁·路德·金主张通过触犯法律来促使政府体面地对待公民，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他回答说，完全不是，并指出，根据个人独立判断行事是一项永恒的权利。“任何提升人格的法律都是公正的，”他坚定地说，“任何贬低人格的法律都是不公正的。”

如果是奥威尔，他也很可能会接受这种区别。他也会同意马丁·路德·金以下的观点：“如果我生活在一个国家，在那里，基督教信仰所珍视的某些原则受到压制，我相信我会公开主张触犯这些反宗教的法律。”

几页之后，金表达了对民权运动最终将取得胜利的信心，他断言道：“受挫的正义比得胜的邪恶更强大”。这些话与丘吉尔在1940年春天的立场如出一辙。不出所料，金很快成为国家机器监视的对象。

受权刊发，选自《欧洲告急：丘吉尔、奥威尔与自由之战》，[美]托马斯·E.里克斯 著，朱珠 / 吕品 译，理想国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5年9月。

在丘吉尔和奥威尔所处的时代，面对希特勒的崛起等问题，很多人选择了逃避。这些人的行为表明，逃避心态让他们在面临压迫时变得何等软弱。即使军事威胁已迫在眉睫，英国的统治阶级仍然无法鼓起勇气去捍卫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对抗极权主义的威胁是非常复杂的挑战，它对我们的最低要求是认清其本质——一种致命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不仅扼杀了人们的言论自由，还扼杀了人们的思考自由。对于像奥威尔和丘吉尔这样善于思考的人来说，这种扼杀是一种纯粹的折磨。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认识到在并不遥远的过去，谁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认识到，20世纪60年代真正引领美国的是马丁·路德·金、巴亚德·拉斯廷（Bayard Rustin）、马尔科姆·X（MalcolmX）和其他拒绝耐心等待的人。在其他国家，我们应该了解令东欧和俄罗斯转向另一体制的人：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Havel‡）、切斯瓦夫·米沃什、莱赫·瓦文萨（Lech Wałęsa)、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和其他持不同政见的人。

与他们同时代的人大多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的选择几乎总是错误的，至少在一开始是这样。出生于捷克的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笑忘录》（The Book of Laughterand Forgetting）中写道，1948年春天，当苏联将斯大林主义强加给捷克斯洛伐克时，他们受到了“更有活力、更有才智、更优秀的人”最热烈的欢迎。“是的，随你怎么说，共产党人是更有才智的。他们有一个宏伟的计划，一个建立全新世界的计划，在那里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反对者没有伟大的梦想，只有一些令人厌烦、陈腐的道德原则，他们试图用这些原则来修补现有秩序的破裤子。”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掌权后，开始系统化地抹掉过去。对于这个做法，奥威尔不会感到意外。昆德拉笔下一位即将多年身陷囹圄的历史学家这样说道：“你通过抹去记忆清算一个民族……你毁掉它的书、它的文化、它的历史。”后来，昆德拉自己也走上了流亡之路。

拒绝随波逐流其实很难。要想与这些人中最有权势的角色决裂，需要不同寻常的坚定性格和清晰的头脑。但是，如果我们要想保留独立思考、发言和行动的权利，不任凭政府或时髦思想支配，而是以自己的良知行事，那么拒绝随波逐流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努力选择的一条道路。在大多数时间、大多数地方，自由不是通过军事行动获得的东西。相反，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状态，每天都在增长或减少。它存在于我们如何思考和交流，在公共话语中如何对待彼此的方式中；存在于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所珍视、鼓励的东西是什么以及如何做到。丘吉尔和奥威尔为我们指明了道路。正如一百年前林肯在葛底斯堡所做的那样，金也在同样的道路上找到了拯救美国的方法。

我们都可以努力做到这一点，追寻事情的真相，特别是关于自己国家的过去。事实具有深刻的双重效果。在阿根廷（Argentina）、南非和西班牙巴斯克（Basquecountry）部分地区开展的一系列“真相与和解”（truth and reconciliation）调解会表明，事实是非常有效的工具——不仅可以揭穿谎言，也可以为迈向未来奠定基础。为了民主的繁荣，多数人必须尊重少数人大声提出异议的权利。准确的观点在一开始的时候几乎总是少数人的立场。不管是在俄罗斯、叙利亚，还是在美国国内，当权者往往想要转移人们对某一特定事件的注意力，即使存在铁一样的事实。为什么美国白人花了这么长时间才认识到，我们的警察经常把黑人当作需要恐吓的敌人，即使是在今天？为什么我们允许那些丝毫不具备丘吉尔那种对传统体制忠诚度的政治领导人自称为“保守派”？

努力想要看清事物的本质也许是西方文明的基本动力。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阿基米德（Archimedes）到洛克、休谟、密尔和达尔文（Darwin），从奥威尔和丘吉尔再到“伯明翰城市监狱来信”，有着一条绵长但直接的脉络：客观现实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凭着善意和真诚，人们可以认知这一现实，而且当这一现实被呈现给其他人时，他们也会因此改变观点。

本文为《欧洲告急：丘吉尔、奥威尔与自由之战》“后记：丘吉尔与奥威尔的道路”。注释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