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看不上，胡适为什么还是选了《红楼梦》？

明明看不上，胡适为什么还是选了《红楼梦》？

作者：小季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一个事实常常被深度：胡适选中《红楼梦》，并不是因为闲情趣味，而是因为他要借它来立法，树立一整套新的学术规则。

今天我们说“文学研究”“文本考证”“版本学”，这些听来自然的词汇，其实都是在胡适之后才真正有了学术资格。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胡适那一回“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开山之作，中国的现代文科可能要晚几十年才会出现。

选择

最终决定这个行为的，显然是胡适本身的学术背景。

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深受杜威的影响。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一直在宣扬下列主张：

知识不是僵死的真理，而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学术的价值不在于奉行某种权威结论，而在于不断提出假设，不断检验修正。

胡适把这一整套科学精神翻译成一句简洁的格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他带回中国的武器。只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实验场。

《红楼梦》恰好是一块处女地。

它版本繁杂，作者成谜，回目未完，读者众多，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学术体系来垄断。

它和《三国》《水浒》不同，既不被史传光环压得喘不过气，也不完全被轻视到不值得研究。

所以，它处在一个模糊而空白的学术地带。对于胡适来说，这正是最理想的切口。

他可以自由地把杜威的实验精神植入其中，用实证方法、史料考证、文本比对，来展示什么叫现代学问。

更关键的是，胡适选择《红楼梦》，也是在公开与旧派决裂。

他北大的恩师蔡元培，恰好是著名的“索隐派”掌门人，这一排讲究，读《红楼梦》必有所指，把人物影射成政治寓言。

这在当时很有市场，因为“解密”和“讽喻”本来就是中国旧学的惯性。

但胡适偏偏反其道而行，他在《红楼梦考证》中反复强调：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他翻曹雪芹的家谱，查佚文诗稿，考版本源流，宁肯结论粗疏，也要在证据上立脚。

这是一次学术叛逆，也是一次制度立法。

他敢于在最敏感的话题上与恩师分道扬镳，不是为了斗气，而是因为他知道，要立新，必须彻底摆脱旧的那一套。

整理国故

那时的中国学界正流行“整理国故”。

王国维埋首甲骨金文，陈寅恪游走经史大义，个个都是大山般的人物。

胡适要想在这条赛道里留下名字，如果也去碰经学史学，只会淹没在巨人的背影里。

于是，他了选择《红楼梦》。

表面看，这是精明的战术安排，实质上却是贯彻杜威精神的必然：去寻找真正有“问题性”的材料。

版本的纷杂，作者的悬疑，回目的残缺，都让《红楼梦》成为一块极佳的实验田。

别人整理甲骨，他整理脂批；别人考古经史，他考曹雪芹。

这条路看似冷僻，却因为空白而拥有开天辟地的可能。

时人和后人讥讽胡适，说他的红学结论后来不断被修正，细节粗疏，不堪推敲。

但这恰恰是他的高明之处。

胡适的学术逻辑里，实证并不是“我有一堆材料，所以我正确”，而是“所有的材料都要拿出来接受检验”。

这和旧学完全不同。

传统考据学往往是“有一条证据，固守到底”，或者“凭一个小线索就任意发挥”。

但胡适引入的是一种更现代的逻辑：证据可以支撑假设，但假设也必须随时允许被证伪。

这就是真正的实验精神：学术不是建造一座永恒的庙堂，而是搭建一个可以不断修改的实验室。

因此，“大胆假设”与“实证”并不矛盾，而是通过“证伪”联结起来的。

只有敢于提出假说，才有检验的对象；只有小心地验证并接受可能的推翻，学术才不会沦为一厢情愿。

这才是现代文科的根本精神。

胡适用《红楼梦》做出的示范，正是告诉人们：在一部小说身上，也能实践科学的逻辑。哪怕结论以后被修正，那也是学术进步的必经之路。

雄心

事实上，胡适对《红楼梦》的艺术成就并没有多少溢美之词，他在文章中直言这部书“文字并不算十分精工”，脂粉气过重，甚至不及《水浒》《西厢》那样老练。

他反复强调，《红楼梦》只是小说，只是材料，并不能与经史并列。

这样不恭谨的评价，今天看来自然显得冷淡，但也正好印证了一个事实：胡适研究《红楼梦》并不是因为沉醉其中，而是因为它最适合承载他的学术雄心。

他真正看重的，从来都不是审美趣味，而是方法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红楼梦》只是胡适的学术切口。他真正要证明的，是小说也能入学术的殿堂，文学研究也能有科学精神。

正因为胡适这一刀切下去，中国学问第一次脱离了索隐和义理的羁绊，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蔡元培的索隐派今天几乎无人再提，而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却早已成为学术的常识。

所以，我始终崇敬胡适：他可能不是最懂《红楼梦》的人，但他是最懂中国学问需要什么的人。《红楼梦》从来不是胡适的终点，而是他立法的起点。

正因为这一次出手，中国才有了现代文科真正的开端。

- 希望能得到你的喜欢 -

图片 | 来源网络

文字 | 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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