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画笔成为刺刀：抗日硝烟里的“漫画战争”| 用画笔战斗

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博古知今工作室】

1933年，已是著名漫画家的丰子恺将在家乡浙江石门湾（今桐乡石门镇）建成的书斋取名“缘缘堂”。他对这座亲自参与设计的精神家园感情极深，曾在文章中写道：“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来和我对调，我决不同意。”

1938年春，因战争逃难至江西萍乡的丰子恺接到噩耗——“缘缘堂”在炮火中化为焦土。得知这个消息，他震惊、痛苦、悲愤、感慨，而后连续写下《还我缘缘堂》 《告缘缘堂在天之灵》 《辞缘缘堂》等一系列散文，追忆书斋的字里行间虽不乏愤懑，却也展现出豁达与坚定：“沿途看报某处阵亡数千人，某处被敌虐杀数百人，像我们全家逃出战区，比较起他们来已是万幸，身外之物又何足惜！我虽老弱，但只要不转乎沟壑，还可凭五寸不烂之笔来对抗暴敌，我的前途尚有希望，我决不为房屋被焚而伤心……”

同年6月6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发起组织的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漫画家高龙生、叶浅予、力群、马达等均加入该组织作为理事。此时的武汉，成为抗战时期的漫画之都。丰子恺居汉口期间，深为抗战救亡氛围所感染，他写道：“因为此间友朋咸集，民气旺盛，我从来不曾如此明显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华国民！我不惯拿枪，也想拿五寸不烂之笔来参加抗战。”

《全民抗战的巨浪》，1937，蔡若虹，发表于《救亡漫画》第一期。画中高举刺刀、拳头和手榴弹的中国军民形成“汹涌咆哮的巨浪”，一野牛状的日寇正被“巨浪”吞没，背景是闪电划过的夜空，画中“全民抗战”四个大字点明漫画主旨

武汉会战爆发前夕，漫画家们已在全国各地向民众展开宣传活动，最直接的方式是在房屋的墙壁上绘制简单、直观的抗日漫画，再搭配标语，以起到鼓舞人心之作用。在此期间，救亡漫画宣传队的副领队张乐平前往长沙，亲自在街头墙上挥笔作画；还有一些漫画家在墙壁上完成画作后，会站在作品前向围观群众讲解所画内容的含义，号召民众参与到抗战中来。

抗日战争时期，平山抗日根据地建筑上绘制的抗战漫画。这幅漫画重点揭露日军烧杀抢掠的暴行，配以大字“看！鬼子的烧杀”，通俗易懂。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漫画家们常与日伪军展开“漫画战争”，通过在农村建筑上绘制抗战漫画的方式在群众中进行有效宣传，鼓舞民众支持抗日

旅居武汉的丰子恺有了新思路，他决意结合自身流亡路上的所见所闻，以漫画的形式，揭露日军给中华大地造成的灾难。当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并创办了《抗战文艺》，丰子恺作为编辑委员会成员之一，为《抗战文艺》设计了封面。随后，他又在该刊发表一系列抗战题材漫画，如《君到前线去，寄语吾儿郎。若非打胜仗，不得还家乡》，旨在激励将士奋勇抗战。另一方面，丰子恺一家作为战争受害者，他创作的漫画《积尸数十万，流血三千里。我今亦破家，对此可无愧》，表达与同胞同仇敌忾之情感。

战火很快烧到武汉，丰子恺不得不再次踏上流亡之路。恰好当时唐现之正筹备创建桂林师范学校，向丰子恺发出邀请，聘请他任教图画、国文两科，于是丰子恺又拖家带口南下桂林。逃难期间，丰子恺没有停下画笔，绘制了大量宣传前线将士、鼓励抗战士气的漫画作品，用最直观的方式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当年10月，丰子恺在途经广州期间，目睹日军对广州进行大轰炸的惨景，悲愤之余，丰子恺用画笔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作为流亡者，他抗战期间最出彩的作品是表现战争难民的漫画，尤其是一系列反映在日军空袭下苦难的普通民众。

丰子恺以“轰炸”为题的漫画里，有一幅母亲抱着婴儿正在哺乳，但已身首分离，日军的炸弹正从上空落下，画上题有“轰炸·嘉兴所见”；另一幅漫画的场景同样惨烈——一位母亲背着孩子躲避空袭，她不知道的是，日军炸弹已将背上孩子的头颅炸飞，画上题“轰炸·广州所见”；还有一幅绘于1938年的漫画，主体是一只黄狗衔着一条小孩的腿在奔跑，人腿还在流血，天空中日军的炸弹正在坠落，该图命名《小主人的腿》，观之极令人震撼。

《小主人的腿》，1938，丰子恺。漫画主体为一只黄狗衔着小主人血淋淋的腿，天空中有日军炸弹落下

丰子恺在战后出版的《教师日记》里，收录了他1938年10月24日至1939年6月24日的日记，共计161篇，其中有大量记载他在流亡途中创作抗战漫画的情景。如1938年11月28日载：“中间二幅一正一反：正曰‘保国’，写男女老幼共捧国旗；反曰‘轰炸’，写敌机滥炸平民，炸弹片切去母亲背上乳儿之头。如此，有头有尾，有正有反，成一系统。”

从缘缘堂书斋到辗转山河万里的见闻，丰子恺的艺术创作完成了从个人情怀到民族大义的升华，用他那支“五寸不烂之笔”，为中华民族的抗战留下一道道鲜明的文化印记。然而，这位目睹过人间地狱的漫画家抵达桂林，给学生上课时，却经历了令他极为愤怒的一幕：1938年12月1日，丰子恺照常给学生上课，他向学生展示了那幅惨烈的《轰炸：广州所见》，不承想这些学生竟觉得画面滑稽，哄堂大笑。丰子恺在当天日记里写道：“诸生此举远出吾意料之外！此画所写，根据广州事实，乃现在吾同胞间确有之惨状，触目惊心，莫甚于此。诸生不感动则已矣，哪里笑得出？更何来哄堂大笑？我想诸生之心肠必非木石，所以能哄堂大笑者，大约战祸犹未切身，不到眼前，不能想象。”

《轰炸·广州所见》 （之一），抗战时期，丰子恺。漫画根据 1938 年日寇轰炸广州时期，丰子恺见到的惨况所绘。这个系列的漫画控诉了侵略者的残暴

同一天，丰子恺又怀着愤慨的心情写下一段对学生的训斥：“城中的惨状请你们去想象！现在你们还能哄堂大笑么？我今天要来讲漫画宣传技法，但我觉得对你们这种人，画技法还讲不到，第一先要矫正人的态度。”这件事引发丰子恺的深思，他意识到，要唤醒国民的抗战意识任重道远！可在这山河破碎、百城沦陷的黑暗时代，抗战的曙光又在何方？

丰子恺遇到的糟心事，归根结底是因为对抗战宣传不到位造成的。从漫画这方面看，抗战初期，中国不仅面临漫画家数量较少的问题，而且专业人才分布也不均衡，难以跟上形势发展。正如1938年2月《抗战漫画》登载的《第三战区两个月半工作总报告》所指出：“现在的情形为战区工作贫乏，绘画者没有，但相反，需要较少之后方大都市却成过剩现象，新工作干部的培植应列入今后主要的工作之一。”

相比国统区，延安方面更早意识到这个问题，早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之主张。1938年2月，由毛泽东、周恩来领衔，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人联名发出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该文提到，艺术是宣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最有力武器，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已是不容稍缓的工作，因此创立鲁迅艺术学院，要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当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在延安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非常重视漫画宣传，“鲁艺”在成立之初就设有漫画专科，前五届培养出美术专业学员147人，这些学生在毕业后有的去了晋绥边区的《人民画报》，有的去了八路军115师办的《战斗画报》，有的去重庆为《新华日报》 《抗战日报》等媒体创作漫画配图。

延安在抗战时期印行的《抗敌画报》 《前线画报》和《解放日报》等媒体，登载的部分抗日漫画出自“鲁艺”学生之手，还有一些则是由从各地前往延安的漫画家们创作。1938年，长期从事漫画创作的华君武辗转多地后来到延安，在这里从事抗日宣传，1941年后，开始为《解放日报》画时事漫画。此前，华君武的漫画作品以紧扣时代脉搏，构思幽默机智而获得广泛好评。在延安期间，华君武将创作重心完全放在抗战救亡这一主题上，可他很快发现，原来他那种模仿外国漫画的表现方法，并不受当地百姓欢迎。而漫画家们在墙报上画的宣传画，老百姓会看得津津有味。发现问题后，华君武决定转变风格，他虚心学习老百姓的语言，将漫画往民族化、大众化方面追求。

《榜样》，1945，华君武。漫画将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被暴尸广场的画面绘制出来，带着日本旗帜袖标的日本军人正在观看，预示日本军国主义将走向灭亡的命运

经过一番历练，华君武终于成功转型。1945年5月，他在看到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被处决的新闻后，用漫画形式将墨索里尼被倒吊广场的场景画出来，标题取名《榜样》。这样一来，墨索里尼之死便不仅仅是一则远方新闻，而是预示日本侵略者的下场，这幅漫画对当时日伪势力，尤其是附逆伪军群体起到很大震慑作用。华君武后来回忆，那些群众化、通俗化的漫画作品，“都是后来我追求的一个方面，假如没这些东西，我的漫画也不会这样”。

《收复失地》，1937，张仃。画中的抗日军人一手握枪，一手高举大刀，两腿横跨长城内外，表达了画家渴望“打回老家去”的心声

另一位比较传奇的漫画家是张仃。张仃1917年生于辽宁北镇，他年少时原本无意从事美术工作，但九一八事变让张仃被迫离家，迁至关内，故乡沦陷的悲痛促使他转变想法，于1932年考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美术，决定转型为一位漫画家。张仃对当时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非常不满，不久他就因参加左翼美术运动而被捕入狱，学习生涯因而中断。七七事变后，张仃第一时间参与抗战漫画运动，创作了名为《收复失地》的漫画，图中正在呐喊冲锋的中国战士，一手拿枪，一手举大刀，跨过长城，收复失地。此画在抗战初期被广泛印发，影响极大。1938年，张仃赴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为抗战创作了大量漫画作品。

战时华北，晋察冀根据地的漫画家们正在与日伪势力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漫画战争。自1937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立伊始，抗战漫画宣传队就应运而生，当时活跃的漫画作者有徐灵、孙逊、曹振峰、古塞、李劫夫、辛莽、刘韵波、陈亢、梁津、王宇等，他们也被称为“漫画战士”。在八路军宣传队副队长、美术队长徐灵的带领下，宣传队活跃于各个敌后山区，以漫画为武器，对日伪军展开攻势。

晋察冀根据地漫画作品的展现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通过根据地发行的画报发表；其二是直接在村庄墙面上绘制巨大漫画。当时的农村，大部分人属文盲、半文盲状态，所以文字宣传具有局限性，而漫画具有一目了然的特点，还能运用比喻、夸张、寓言的手法来表述情感，不仅备受大众喜爱，还能迅速起到宣传效果。华北抗日漫画家与日伪的漫画战争主要出现在第二种情况。

在建筑墙体上绘制漫画进行宣传的手段，日伪已非常娴熟，抗战初期，日军每攻占一座城池，第一件事就是破坏该城建筑墙上的抗日漫画，而后绘上宣传日伪所谓“和平共荣”的反动漫画。日军宣传系统中专门有宣抚班，1937年至1940年间，宣抚班是日军控制中国沦陷区民众的重要基层组织，主要工作为通过宣传瓦解中国抗日意志，对沦陷区人民展开奴化教育等。如1939年3月，日军攻占南昌时，发现城中建筑物之上有很多抗日漫画，其中一幅巨大壁画绘制着一名骑马的中国战士，标语为“拥护兵役政策，加强抗战力量”。因漫画巨大，一时半会儿难以破坏，日军宣抚班人员就急忙用写着“日华原是黄种，应该相亲相敬”的大字标语去覆盖原有的抗日标语。

但在八路军开辟的晋察冀根据地，日军宣抚班遇到了大麻烦。当时日军对华北的占领情况是，能控制的地方大多只是“点”和“线”，广大的山区和交通不便的乡村，大都处在八路军和其他抗日武装控制之中。日军为确保占领区的“安定”，必须保持“面”的占领，对根据地反复展开“扫荡”，我军则以游击战周旋，出现一些村庄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拉锯情况。这样的局势下，村子里的墙壁成为大画板，敌我双方都在反复争夺其“漫画发表权”。

晋察冀地区的漫画战士们和游击队一样神出鬼没，他们背着绘画工具和颜料桶走村串寨，一旦看见墙体上有日伪写的反动标语，就用白灰将其涂掉，再画上抗日漫画。日军一旦发现，也会将八路军的漫画涂掉，换成“大东亚圣战”“共存共荣”这类反动漫画。可只要敌人一离开村庄，八路军的漫画战士们又出来把它换成抗日漫画，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在墙壁上涂涂画画，将日军弄得十分苦恼。

《伪军弟兄请你仔细想想》，1941，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印制，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除了墙壁这个“画板”，漫画传单也是“漫画战场”的利器。抗战中后期，晋察冀根据地创作了大量揭露日军暴行、鼓舞民众抗日的漫画作品。例如针对当时日军动辄发起的“扫荡”，漫画家李劫夫于1941年创作《“扫荡”归来》，画中是一名丑恶的日军，他嘴里叼着带血的刀，手提百姓的鸡，身上背的全是劫掠而来的物品，形象地向老百姓揭露了日军“扫荡”对当地人造成的伤害。还有一部分漫画是针对伪军展开的，1941年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印制的彩色漫画《伪军弟兄请你仔细想想》，就是作为传单向敌占区传播，目的在于瓦解敌方士气，促成伪军反正投诚。

抗战期间，报刊也是八路军宣传工作的重要阵地。早在1937年12月11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就创办《抗敌报》，其后又相继创办《晋察冀画报》 《子弟兵》 《抗敌画报》 《战线画报》 《铁血画报》等，而这些报刊，就是大量抗日漫画发表的主要阵地。《抗敌报》从创刊之始，每期至少会登载四五幅漫画作为插图。1939年3月更名为《抗敌三日刊》后，每期报眼位置都有一幅配合本期报纸社论的“报眼漫画”。该报的美术编辑孙逊还创作了由50组图像组成的连环漫画《李铁牛》，动员百姓放下锄头，踊跃参军，争做“李铁牛式模范士兵”。

但与敌人反复拉锯的过程也是残酷的，不少红色漫画家为此献出生命，如1942年太行地区反“扫荡”斗争中牺牲的木刻画家陈亢；1944年春在太岳军区参与反“扫荡”作战时牺牲的《新华日报》华北版美术记者刘韵波等。

以1943年为界限，中国抗日漫画运动进入一个新时期。一方面，随着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盟军取得几次重大胜利，法西斯阵营败势已现，中国抗战局势逐渐明朗，漫画家们开始思考战后中国建设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沦陷区日伪宣传机器迅速滑坡，多家敌伪宣传机构倒闭，大量沦陷区漫画工作者外逃，与敌后根据地漫画运动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比。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就开始着手建立“思想教化的国民组织”，对东北人民进行奴化教育。1932年7月25日，日本关东军组建伪满协和会，开始大量绘制如《日满携手，万民欢饮》 《现世乐园》等粉饰侵略罪行的反动漫画。七七事变后，日军在华北先后扶持多个伪政权，同样注重以漫画的形式对民众进行奴化教育，期间也不乏一些甘愿附逆的汉奸，他们被日伪收买，在北平先后创办《北京漫画》 《中华漫画》等反动漫画刊物。

但这些卖国求荣、颠倒黑白的汉奸漫画，从创刊之始就不得人心，完全依靠日伪财政扶持才得以勉强维持运营，始终有名无实，几乎无人问津。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日伪漫画呈式微之势，而反观晋察冀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抗战漫画，无疑宣告了这场漫画战争的胜负。只可惜当时身在大后方的丰子恺没有看到华北敌后战场这振奋人心的一役。

1945年8月，丰子恺终于结束漫长的流亡之旅。当初他在桂林任教没多久，日军就对广西发起进攻，丰子恺不得不再度逃难，此间他曾辗转于南宁、都匀、遵义、重庆、成都多地，最终在四川坚持到胜利前夕，终究做到了“宁做流浪汉，不做亡国奴”的诺言。值得注意的是，包括丰子恺在内，很多抗战亲历者的回忆里，胜利之日不是8月15日，而是8月10日。这是为何？原来此前一天（8月9日），日本召开御前会议，一直持续到10日凌晨2点，最后由裕仁做出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得很快，10日这天，日本要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已在中国各地传播，比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投降要早5天。

《胜利之夜》，1945，丰子恺。漫画表现胜利消息传来，一个中国家庭庆祝的场景

也是从10日这天起，丰子恺创作了数幅作品庆祝。绘于8月10日夜晚的漫画《胜利之夜》，画面中有三个孩子和一个成年男子，父亲抱着最小的孩子欢呼胜利，左上方的灯将画面照得更光明，就连他们脚下的猫也像在跟着庆祝。另一幅名为《凯旋》的作品同样表现了胜利的喜悦，一名身穿制服的军人归家，抱起小儿子欢呼，画面中也有一只猫。而漫画《捷报》表现的则是两名儿童将另一名身高不够的儿童架起来，去看墙壁上张贴的胜利消息，墙头一只路过的黑猫见证了这喜悦的一幕。

《捷报》，1945，丰子恺。漫画生动表现了几名孩童观看胜利捷报的场景

丰子恺很爱猫，他不仅养猫，也喜欢画猫，甚至还会以爱猫的名字为题，为它们专门“立传”，直到晚年，这位老漫画家拍照片时，也要让小猫坐在自己头顶。在他表现抗战胜利的多幅漫画里，都将自己喜欢的猫绘入图中，抗战胜利对他的重要意义不言自明。

丰子恺致敬胜利的作品纯粹而写实，画面中多以普通民众为主角，他们从穿着到形象，与之前画作中那些流离失所、在日军轰炸中丧生的人很相似，是一个个普通的中国百姓。如今，画中人相互庆祝，固然喜气洋洋，但若结合前作，便能感到这些人的喜悦中，似乎带着在这硝烟弥漫的战争中存活下来的庆幸。他们见面之时互道恭喜，正如那年唱响在街头巷尾的歌曲：“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冬天已到尽头，真是好的消息，温暖的春风，就要吹醒大地。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本文节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9下《漫画：小格子 大世界》

编辑：周斌 詹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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