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刻痕 铭记终身之六：我的老父亲 | 作者 王斯开

我的老父亲，其实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养父（文中第一集已有详述）。他生于1918年12月31日，走于1982年12月31日，阳历生日与忌日恰巧重合，像命运用时间画下的一个闭环，64载人生，正好在旧社会与新社会里各蹚过32年 —— 前半生扛着饥寒，后半生顶着奔波，刚能歇口气时，却永远停在了那个岁末的寒冬。

解放前穷苦人家的日子，不是 “难” 字能概括的。父亲成家后多年无子，直到30岁那年，遇见了走投无路的亲生父母。后来母亲跟我说，那天父亲蹲在自家门槛上，盯着襁褓里嗷嗷待哺的我看了一下午，粗糙的手指轻轻蹭过我皱巴巴的脸颊，末了对亲生母亲说：“这娃我养，饿不着。” 就这一句话，把我往后几十年的安稳，牢牢系在了他的肩上。从此，我与这两位好心人，结下了终生的缘分。

建国后，父亲又熬过了艰苦的50、60年代，盼来了70、80年代的改革开放。可这32年里，他依旧是 “吃苦在前” 的性子 ——天不亮，队里的哨声一响，他永远是第一个扛着铁锹出门的；傍晚踏着暮色回来时，衣角沾着泥土，指甲缝里嵌着草屑，饭桌上永远是杂粮粥配咸菜，却总把碗底仅有的几粒白米拨给我。长年累月的操劳像块磨盘，一点点压垮了他的身子，最终积劳成疾，64岁便匆匆离开了我们。

每当想起父亲，心口就像堵着一团浸了水的棉花，又沉又疼，满是说不出的愧疚。他待我，早已超越亲生 —— 把我从七个月大的婴孩，养到十七岁并亲自送我去睢宁上学，其间省吃俭用，哪怕自己啃凉饼，也从没让我饿过一顿、冻过一次。可我呢？毕业后就地工作，总以 “忙” 为借口，连他病重时都只匆匆回了一趟家，没能守在床边陪护，最后连他咽气前的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是怕耽误我工作，硬生生把父亲病危的消息瞒了下来。

那天上午父亲走了，母亲急得在屋里打转，直到傍晚才跑到乡邮电所挂上长途 —— 那时哪有现在的手机方便？电话要经好几个地区总机转接，常常是占线，或是线路故障，母亲在邮电所等了快两个小时，才终于接通我厂的总机，可我已经下班了。

当话务员赶来告诉我这个噩耗时，我手里的搪瓷缸 “哐当” 掉在地上，凉水洒了一地，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疯了似的跑去找厂长请假，厂长见我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赶紧安排了一辆小货车，连夜把我及爱人和六岁的儿子送到淮阴汽车站。

那时市际班车一天只有早一班，我们只能在候车室熬过一夜 —— 长椅硬得硌人，窗外的风呜呜地刮，我裹紧外套，眼前全是父亲的样子：他帮我捆行李时反复捏着帆布带的手，他说 “在学校要吃饱” 时眼角的皱纹，他病重时强撑着说 “我没事” 的笑容……

第二天早上，乘上淮阴去阜宁的班车，到家已是中午。一眼望去，满是悲伤——门前场上都是来帮忙的人，个个带着黑袖章，屋檐边的招魂幡，被风吹得呼呼地响，幡角扫过门框，像极了父亲生前轻唤我的声音。

堂屋中央停着的棺材，木头纹路里还留着当年我送回来时的印记，我腿一软就跪了下去，手捧着哭丧棒，额头抵着冰凉的棺木，眼泪砸在地上：“爸，我回来了…… 我来晚了……” 喉咙里像堵着棉花，怎么喊都发不出完整的声音。后来，披麻戴孝领棺下地时，孝布的粗糙感蹭在脸上，我已经全然不觉了。

唯一能让我稍感安慰的，是早在父亲生病时，我就在睢宁给他备好了寿材。那是我特意选的好木料，足足用了0.3方，做成 “底二寸、帮三寸、盖四寸” 的款式，睢宁人叫 “二四合”—— 这样厚重带托底的寿材，在老家很少见。厂里派车送到距家6里地的公路旁，庄上的近房们主动来帮忙：四个人抬盖，八个人抬棺，一路歇了三次，才把寿材抬到家门口。

父亲那时已经身体比较羸弱，却扶着门框慢慢走了过来。他枯瘦的手在棺木上轻轻摩挲，从盖摸到底，指尖划过木材的纹理，嘴角慢慢翘了起来，眼里闪着光。

母亲后来跟我说，父亲那天跟邻居念叨了好几遍：“我儿有心了。” 现在想起他那时的笑容，我心里还是又暖又酸 —— 那是他少有的、为自己高兴的时刻。

父亲的苦，要从祖辈说起。我祖父辈有三兄弟，大老爹家有四男一女，二老爹没成家，我祖父是老三，只生了父亲和两个姑姑。那时家里穷得叮当响，地少得可怜，房子是漏风的稻草屋，连顿饱饭都难吃上。大老爹家的大爷、三爷、四爷和大姑，后来都陆续去上海混穷，只留二爷在家照顾老人。所以祖父分家时，分到的只有一张旧床、几棵树，还有一小块宅边田。

父亲用那几棵树，搭了一间两檐到地的丁头门茅舍。20多岁时，他娶了同村姓丁的姑娘，可姑娘身体弱，不到一年就病故了。两年后，他续娶了后来的养母，日子才算有了点盼头。

解放前家里没什么地，母亲一个人就能照料，父亲便给人帮工，闲时就做 “跑脚” 的挑夫 —— 老家河道多、道路窄，货物运输全靠一根扁担两只筐。父亲的扁担是桑木做的，常年被筐绳勒着，两头磨出了一道深深的凹槽，肩上的茧子厚得像块硬疙瘩。

跑脚久了，父亲也摸出点生意门道，开始顺便做些小买卖：从阜宁挑苗猪到百里外的盐城去卖。那路全是泥路，雨天滑得难走，晴天晒得烫脚，一天根本走不到。刚开始时，晚上只能在荒地里凑合一宿 —— 他怀里揣着给猪添食的糠麸，自己却啃着凉饼，就着几口河水咽下去。

父亲跟我说过，后来每次去盐城，他都住在盐城县东乔庄（现在的建湖县庆丰镇东乔村）乔老太爷家。那位老人原是生意人，赚了钱置了地，却一点不摆架子，尤其同情穷苦人。父亲说，乔老太爷从不收他的住宿费，还总留他吃早饭，要是赶早市，老人会塞个热红薯在他手里：“路上垫垫肚子。” 后来我才知道，乔老太爷家出了位世界有名的外交家乔冠华，可在父亲心里，那位老人只是个肯给穷人一口热食的好心人 —— 这份厚道，父亲记了一辈子。

卖掉苗猪后，父亲会买些日用品连夜赶回来，有时也会偷偷带些食盐卖 —— 那时私盐是违禁的，属走私犯法。“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有一次父亲被警局查到了，不但罚了款、没收了全部货物，还挨了一顿打。他揣着空口袋回家时，衣服上沾着泥印，后背青一块紫一块，却只跟母亲说 “没事，以后不做了”。直到后来母亲给我缝衣服时，才偷偷跟我说：“你爸那天晚上疼得没睡着，却还捡着没收的盐罐子碎片，说‘可惜了，能换不少杂粮’。”

不做生意后，父亲更忙了：农忙时在当地帮工，农闲时就去射阳海边滩涂拾草。那时农村地里的产量低，一亩地只收200斤左右，农民不光粮食不够吃，连烧草都紧张。父亲整个冬天都在滩涂里砍茅草，手冻得裂了口子，渗着血，他就用布条裹上继续干。后来雇船把草运回来，一部分换了零用钱，一部分翻盖了两间土坯墙红草屋面的住房 —— 那是我们家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 “房子”。

1950年6月，党中央颁布《土地改革法》，我们家也分得了土地。父亲选了块边远、不靠水源的贫瘠地，开了片瓜园，种上西瓜、甜瓜、番瓜和冬瓜。夏天瓜熟时，他就住在瓜园的草棚里，晚上听着虫鸣守夜，怕有人偷瓜，也怕猪、狗来糟蹋。卖瓜时，他把瓜摆得整整齐齐，别人砍价，他也不争执，只笑着说 “瓜甜，亏不了你”。一季下来，攒了三五十元的零钱，他把钱递给母亲时，笑容比园里的西瓜还要甜：“以后油盐酱醋不用愁了。”

1953年开始搞社会主义改造，父亲又是最积极的那个 —— 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再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他总是第一个报名，集体安排的事，再苦再累也绝不落在别人后面。

最让我心疼的，是他去修苏北灌溉总渠的日子。1951年11月，100万民工开进工地，要在洪泽湖到黄海之间，挖一条168公里的超级河道。那时没有机械化，全靠民工肩挑手扛，一锹一锹挖，一担一担挑。父亲去了210天，回来时我都快认不出他了：衣服破得露出棉絮，头发乱得像茅草，脸又黑又瘦，颧骨高高凸起来，只有眼睛还是熟悉的。我怯生生地喊了声 “爸”，他想笑，嘴角却扯不动，只是伸出手想抱我 —— 我才发现他的手粗糙得像树皮，还裂着口子，渗着血。母亲后来跟我说，父亲背上有不少伤疤，是挑土时被扁担磨的、被树枝蹭的，可他在工地从没跟人提过一句疼。

1959年2月那个寒冷的冬天，父亲又报名去修南通到赣榆的通榆运河，母亲也自愿去了响水的晒盐场，家里只剩奶奶、11岁的我和3岁的弟弟。

那时吃集体大食堂，每天天不亮我就提着粥盆去打饭 —— 粥稀得能照见人影，我小心翼翼地拎着，生怕洒了。有天下雨，路滑得厉害，我摔了一跤，粥全洒了，粥盆外面都是泥巴，我懊恼地坐在地上哭，既怕奶奶和弟弟饿肚子，又想爸妈。硬着头皮又回到食堂，叔伯大爷见我可怜，帮我涮好盆，又盛了一份，我拎着粥盆往家走，边走边掉眼泪，也不敢擦。

晚上哄弟弟睡觉时，他总哭着要找妈，我就抱着他，唱父亲教我的童谣，唱着唱着，自己也睡着了。直到春节前母亲回来，带了一大包海鱼干 —— 那是当时最好的年货，我摸着鱼干的硬壳，才终于觉得心里踏实了。

1964年，队里添了台 “洋风车”—— 这是当地人的叫法，因为它比老式的大风车、牛拉车更省力，靠风力就能自动提水。可这风车操作起来危险，队里挑来挑去，还是把看管的任务交给了责任心强的父亲。

那风车由横天轴、立轴、水槽桶三部分组成，5米长的水槽桶一头接渠口，一头伸在河里，风一吹，刮板就转着提水。每次升帆蓬，母亲都让我跟去帮忙：父亲扛着桅杆，我拉帆蓬绳。刚开始升三杆蓬时，风一使劲，桅杆就往我这边倒，父亲咬着牙扛住，脸憋得通红，汗顺着下巴往下滴。他怕我受伤，后来慢慢琢磨出一套法子：去之前先看天气，到了工地先调风向，用绳子牵住桅杆，不用人扛；落帆蓬时用长竹竿刮单板，帆就自然落下。

到了1972年，父亲的身体大不如前，生产队领导把他从一线调到二线，让他和胡步良大老爹一起养牛。队里有四头耕牛，白天牛被牵去耕地，父亲即忙着收牛草、晒牛草、除牛粪，又要去150米外的小岗河挑水 —— 四条牛一夜要喝五挑水。胡大老爹年纪大了，挑水的重活基本落在父亲身上。

下雨天挑水最难：河坡滑得站不住脚，父亲光着脚，一步一步抠着泥土往上爬，扁担横在肩后，桶里的水晃出来，溅在裤腿上，天冷时冻得硬邦邦的。冬天为了给牛取暖，父亲要在牛屋里烧草，烟熏得房梁发黑，墙壁上滴着油，牛粪的臭味呛得人喘不过气。可父亲进去喂牛时，从不捂鼻子，只是轻轻拍着牛的背，柔声说：“天冷了，多吃点草。”

就这样，他老人家与几条牛同室住宿了近八个年头。我有时去送东西，看见他坐在草垫上咳嗽，却还在给牛添草，心里就发酸 —— 他对牛都这么好，对我们的爱，更是藏在每一件小事里。

1980年分田到户，我在睢宁工作，弟弟斯太也早在1973年来睢宁读高中，毕业后进了厂，家里只剩下年过六十的父母。父亲只好辞了养牛的活，白天黑夜地忙责任田和自由地。可那时耕牛与大农具还是集体的，要排队等队里安排。有些人心眼坏，见我们兄弟俩在外地工作，就故意欺负年迈老实的父母：该给我们家上水时不放，该给我们耕地时拖后。

1982年夏收夏播，我出差路过家，正好撞见耙地的人越过我们家的地，把牛赶到了别处。父亲站在田埂上，脸气得通红，喊了一声 “为啥不给咱家耙？”那人却理都不理。父亲急了，撵过去一把夺过牛绳和耙，自己站上耙框。老水牛慢悠悠地走，耙齿翻着泥土，刚耙了两圈，我突然看见父亲身子一晃，从耙上倒了下去，摔在泥水里。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刚要跑过去，老水牛却停住了，回头看着父亲 —— 它还记得父亲养了它几年，从没舍得打过它一下。父亲从泥水里爬起来，抹了把脸，又爬上耙框，继续耙，泥水顺着他的衣角往下滴，我跑过去想帮他，他却摆手：“没事，这点活算啥。” 可我分明看见，他执着牛鞭的手，在微微发抖。

从那以后，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当年12月31日，他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细想这一辈子，我最对不起的就是父亲。他吃尽千辛万苦把我养大，省吃俭用供我读书，把我培养成国家干部，可他自己，一天福都没享过。他在世时只来我这里过一次，来时带着几袋子大米、糁子，全是家里最好的东西；回去时，他特意去集上买了一大口袋花生，说：“卖了够车票钱，不用花你的钱”。

我有千言万语，也说不尽他的苦衷；我有千思万想，也弥补不了他的大恩大德。这些年，我能做的，只有把对他的思念，藏在每一个清明和除夕里。除了疫情特殊时期，每年清明我都要回老家，给父亲修坟、烧纸钱；除夕中午开饭前，我会先盛上他爱吃的肉团子和青菜烧百叶等，摆在供桌上，烧上纸钱，轻声说 ：“爸，请吃饭，收纸钱”，仿佛他坐在桌旁，笑着看我们一家人。

2021年清明前，我和弟弟斯太凑了8000元，在不违反地方规定的前提下，把父母的坟修成了钢网水泥的，还立了石碑。石碑上的字是我选的，“先考王家文府君、妣陈乔孺人之墓”。每当我摸着冰凉的石碑时，想像着当年父亲摸寿材的样子 —— 他那时的笑容，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这座石碑立在老家的公墓陵里，也立在我心里。每次回去看它，我都觉得父亲还在那里，还是那个扛着扁担、眼神温和的老人，他看着我，就像我小时候，他看着我背着书包出门那样，满是牵挂，也满是骄傲。

写于2025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