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证明：唯有让所有汉奸都得到严惩，才能避免汉奸层出不穷

2005年12月8日，韩国政府通过《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归属特别法》，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授权政府追查并没收1910-1945年日本殖民时期与日寇勾结者获得的财产。

根据韩国当局的解释，《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归属特别法》的意义在于，“将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协力、并打压我民族之反民族行为者，没收其当时之蓄财，归国家所有，以具现正义并提升民族精神。”

根据这一法律成立的相关委员会高效展开了针对“韩奸”财产的清查工作，截止2006年8月，该委员会声称决定先对400多名亲日派后人的财产进行清理和处置。

这一法令颁布后，就算那些叛国的“韩奸”已经去世，依然逃脱不了被追究责任的命运。例如当年逼迫李朝高宗退位，促成“日韩合并”的著名韩奸李完用的土地就被政府没收，李完用自己也没想到，死了八十年，居然还会遭到制裁。

自古以来，无论中外都会对叛国者给予严厉处罚，这是因为执政者们早已清楚地认识到，叛国行为如同附骨之蛆，其危害远超军事失利本身。

著名韩奸李完用

如果叛国者不能得到严惩，就会逐渐瓦解民族认同，扭曲价值判断，最终形成“叛国成本洼地”，也就是说，得不到应有下场的叛国者，会形成十分恶劣的示范效应：

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出卖国家利益的收益可能大于付出的成本，将会导致一些无耻之徒群起效仿，最终侵蚀造成国家治理机制、民族信仰和尊严彻底崩塌。

叛国者的恶劣影响，中外概不例外：南宋大奸臣、汉奸秦桧以“莫须有”之名戕害岳飞，致使主战派噤若寒蝉；

二战时期，以贝当为首的法国维希政权与纳粹合作，造成抵抗运动持续失血，如果不是戴高乐将军坚毅不屈，发起“自由法国”运动，恐怕二战后联合国就只有四常而不是五常了。

法国解放之后，对于当年和德国占领者合作的“法奸”也采取了相当严酷的制裁手段，除了将近6700人被政府的法庭判处死刑，历史学家估计还有4万-10万人遭抵抗组织就地枪决。

二战后，维希政府元首贝当受审

法国人这种对叛国者的零容忍态度一直持续到冷战时期，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政府对投靠阿尔及利亚抵抗组织“民族解放阵线”的本国公民启用特别军事法庭，直接剥夺了陪审团审判权。

其实，“汉奸”这个词直到明朝才逐渐成型，在明朝以前，此类罪行都被称为“谋叛”，秦律规定：“谋反降敌者，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汉朝李陵因为投降匈奴，其家属统统被砍头。

《唐律疏议》则将“谋叛”列入十恶不赦之罪，不仅本人腰斩，三代亲属还要流放三千里，宋朝更是规定，将叛国者凌迟处死做成片皮鸭，这一规定被后来的明清两代继承。

至于明朝，袁崇焕因叛国罪名被凌迟处死后，其肉片竟被京城百姓争食——这种集体无意识背后，是政权刻意塑造的“叛国者非人”的认知。

就算是对外一直妥协退让的民国政府，在抗战胜利后依然对汉奸采取了严厉措施，1946年3月13日《惩治汉奸条例》公布，近两万人被判处死刑，如陈公博、褚民谊等一批臭名昭著的汉奸被枪决。

汉奸褚民谊最终被枪决

除了肉体毁灭，政府还在精神上、文化上对叛国者进行清算，让这些人真正遗臭万年，时至今日，我们一提起诸如秦桧、洪承畴、吴三桂、汪精卫这些汉奸败类，依然会忍不住唾骂。

两宋末期、明朝末期，正因为大批汉奸投敌叛国，导致大好河山沦入异族之手，但这些没骨气的人到了新朝依然备受歧视，直至享受被列入《贰臣传》，永远留在历史耻辱册的待遇。

至于一贯擅长收买、分化、瓦解、欺骗的美西方，对于本国人士的叛国行径却持续高压打击，别说是罪证确凿的了，就算是“莫须有”也难逃法律追责。

美国《反间谍法》规定叛国罪最高可处死刑，且不设追诉时效，2015年，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泄密案中，即便其战功赫赫仍被褫夺军衔。

其实彼得雷乌斯也算不上犯了什么大错，只不过是向给其写传记的情妇透露了一些内幕消息，却依然被认定为泄露国家机密，判处有罪。

彼得雷乌斯

在国际生存压力巨大的以色列，一旦被认定存在资敌、叛国行为，除了物理清除、终身监禁之外，所居住的房屋可能被拆除，其家族将被停发津贴，甚至一些住在沙漠里的阿拉伯部落因为被怀疑“通敌”而被整个断水断电。

这些案例揭示现代文明社会的共识：叛国行为本质上是对社会契约的终极背叛，不需要任何的温情面具。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个人利益出卖国家机密，甚至公开背叛国家的恶劣事件屡屡发生，除了一些罪行比较明显的“公开汉奸”，还有大批的“隐性汉奸”。

这些人的共同点是：接受境外敌对势力的指令，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高唱历史虚无论，为汉奸洗白，美化甚至否认外国侵略者罪行，积极宣扬美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诋毁传统道德和传统文化，破坏国家稳定基石。

受这些人控制的一些无耻之徒，无良媒体，持续在教育上、宣传上、文化上发力，试图潜移默化地改造国人思想，特别是毒害下一代，简直是罪莫大焉。

面相猥琐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有一段时间内诸如“秦桧不是汉奸”、“南京大屠杀是假的”、“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误会”、“慰安妇是自愿的”之类的奇谈怪论竟公然见诸媒体，或者被讨论，实在跌破人的下限。

更严重的是，其中还有一部分人在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任职，披着所谓的“教授”、“专家”的外衣，持续污染年轻人的思想。

因为这些人算不上公开叛国，除了在媒体上对其进行声讨之外竟无任何办法，直至最近，我们才对一些言行尤其恶劣的汉奸进行了制裁。

历史反复证明：唯有构建“叛国必遭雷霆之罚”的威慑链条，方能阻断投机者的侥幸心理。肃清汉奸，不仅是法律行为，更是文明存续的基因改造工程！当前全球意识形态战争日趋隐形化和激烈化，我们亟需在柔性普法与刚性执法之间找到平衡点。

在立法层面，可以参考以色列追捕纳粹余孽的“永恒通缉令”机制，增设“历史汉奸行为追溯条款”，让汉奸即使逃出国外也不得安生。

这位据说也被清出家谱了

在司法实践层面，可以建立间谍或叛国类案件异地审理制度，避免受到本地干扰，对特别是在精神层面、文化层面、思想层面叛国的罪人严刑重判。

在社会监督层面，可以开发“间谍行为大数据预警系统”，对涉外敏感岗位人员实施区块链履历存证。

在文化警示层面，建议在中小学教材中增加“汉奸案例警示”专题，用汪精卫“从革命者到头号汉奸”的堕落轨迹警示后人。

要让每个公民都清醒认识到：汉奸标签不是政治修辞，而是会引发实际生存成本飙升的法律事实，叛国投敌代价沉重。唯有如此，方能在新时代筑牢无形的精神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