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新口述历史——身居高位的父亲 希望我们自食其力

1955年，陆政着授衔服，拍摄于北京大北照相馆。

　　【人 物 简 介 】

　　陆政：上海市人，1917年生，中共党员。1938年，到安徽云岭新四军军部参军，跟随新四军挺进纵队来到苏北、苏中地区。抗战时期，坚持在高邮、泰兴、黄桥、如皋、靖江、东台、海安等地斗争。1945年2月至1945年8月，曾任中共靖江县委书记兼靖江县独立团政委。后任苏中军区改编的十一纵队政治保卫部部长。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上海、福州战役。任福州市公安局局长和10兵团的保卫部部长。1953年奉调北京，任军委空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1965年转业到上海市公安局，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后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岗位上离休。陆建新，陆政之子。

【口述内容】

1940年，新四军解放黄桥。陆政摄于黄桥中学。

　　我是陆政的儿子，叫陆建新。解放前，我的名字不叫陆建新，叫陆季兴，为什么叫陆季兴呢?季是季家市的季，兴是泰兴的兴，我是1942年出生的。在哪里呢，就在季家市出生的，季家市是靖江北面的一个市镇，所以我和靖江还是很有缘的。

　　我以前对父亲不太了解，因为他长期从事公安保卫工作，不大和我们交流，所以对他的历史我们了解甚少。一直到他过世后，我们在他的遗物里面发现了他很多照片，还有一份他写的自传。这个自传是他在1953年调到空军以后向组织上写的一份材料，详细介绍了他的家庭出身、家庭背景、自己的成长过程。看完这个，我对父亲有了一些了解。有了这些材料后，我就开始想寻找他的足迹。但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能完整地把父亲的事情搞清楚，只能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讲到动情处， 陆建新不禁泪流满面。

2022 年 11 月， 陆建新夫妇在口述历史现场。

　　我父亲祖籍是江苏省的吴县。我爷爷那一辈把家里的地和房子都卖了，到上海谋生，我父亲就出生在上海市城隍庙一个叫爱家弄的地方。我爷爷是个钟表匠，摆地摊，生活比较困难。我父亲只有高小文化程度，很早就辍学去灯泡厂当学徒。我父亲性格刚直，当工头欺负或者压榨童工的时候，他能够站出来和工头做斗争，因此还曾经被打。虽然辍学早，但我父亲很爱学习，靠自己微薄的工资订阅了一些杂志。所以，在我们党领导的以工农为基础的队伍里面，他算是比较有文化的。

　　1942 年冬，新四军淮南军部在盐城亭子岗召开各旅锄奸科、部长会议，集体合影留念。 陆政因当天开会 ，未参加合影。

　　1937年，受到地下党进步思想的影响，父亲成为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同乐会的成员，还在党的领导下到难民所协助工作。经过申请和批准，父亲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地下党组织了700多名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以难民的身份做掩护，从上海黄浦江乘船到宁波，再步行到安徽云岭，到达新四军的军部。我父母也是在1938年一起到新四军军部参军。他们先是在教导大队，后来我父亲被分配到部队的保卫部门，做预审员，并跟着挺进纵队到苏北、苏中地区。整个抗战时期，他的活动范围就是在苏中一带，像高邮、泰兴、黄桥、如皋、靖江、东台、海安这些地方。

　　我父母是在苏中军区的黄桥结的婚。我们四个兄妹都是在江苏出生的。出生以后，因为是在战争年代，父母就把我和弟弟一个寄养在黄桥的奶妈家里，一个寄养在海安的奶妈家里。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幼年时期。在日伪军不断“扫荡”的那个年代，两个奶妈尽力保护我们，使我们两个人能生存下来，所以说是根据地的人民养育了我们。“文革”以后，我父母还去看过他们结婚时候在黄桥的住处，也去看望过曾经抚育过我们的两个奶妈。一直到今天，我们和这两家人都有联系，和他们的后代一直保持着联系。

　　时任中共靖江县委书记陆政、县委副书记汪青辰、靖江独立团副团长陈宗宝等人在根据地合影。

　　我父亲在靖江工作的时间不长，大概是从1945年的2月到8月，担任靖江县委书记和靖江独立团政委。他原来负责单一的保卫和公安工作，涉及的面比较窄，业务性也强，但是到了县委书记这个位置上，刚开始父亲觉得很吃力，也有很多的经验教训。比如白衣堂战斗，他带领部队打了一个多小时，没有拿下，这是一个失败的教训。所以，他对这次战斗的失败写了个小结，总结了经验教训，纠正和克服了一些轻敌的麻痹思想。

　　靖江有个叫陶明德的人，是一个顽军，和日本人勾结。1945年的时候，因为日本人快投降了，队伍都撤到大城市里去了，这个和日本人勾结的汉奸一直在做抵抗。在这个过程中，我父亲他们就组织了县里的武装力量，进行包围压缩，最后逼迫这个陶明德不得不投降。陶在投降的时候，是我父亲去接收的。

1950 年 8 月7 日 ，福建军区第十兵团首届保 卫工作会议代表合影。

　　1951年4月8日 ，福建军区第十兵团政治部第三届保工会议全体代表合影。

　　关于靖江，我的感觉还有很深的感情因素。第一个，我出生在靖江的季家市。再一个，我母亲埋伏的地方也是在靖江。1943年的时候，因为精兵简政，怀孕的女战士暂时离开部队，“打埋伏”在群众家里。我母亲“打埋伏”的地方就是在靖江的一个医院，以护士身份为掩护，有这么一段经历。另外，我父亲在靖江得到了锻炼，他以前的工作是很单一的，在靖江时要抓全面工作，所以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锻炼，他在自传里提到了这些。

　　后来，我父亲到苏中军区改编的十一纵队当政治保卫部部长，又从十一纵队转入二十九军。解放战争的时候，二十九军参与了打上海、打福州的战役。父亲跟着十兵团打到福建，担任福州市公安局局长和十兵团的保卫部长。1953年，父亲调到空军，是政治部的保卫部长，做了13年，一直到1965年离开空军，转业到上海市公安局，在上海市公安局做副局长。“文化大革命”时候，父亲也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被关了好几年。“文革”后，父亲又回到了公安局，最后他是在市政府副秘书长的位置上离休的。

1938年，陆政在皖南新四军军部。

1965年，陆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

　　父亲在福州做公安局局长和十兵团保卫部部长期间，工作量有点大，要剿匪，要维持治安，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出现，人手又不够，所以曾经累得吐血。在空军也有一段时间特别忙，因为全国的空军保卫工作都要他们保卫部门来完成，他要到全国各地跑，劳动强度大，身体又不是很强壮，也吐过一次血。

　　父亲陪伴我们的时间确实不多。我是1942年出生的，我弟弟是1943年出生的，一直到解放战争打福建的时候，我还随着我父亲，随着部队南下的。我印象很深，父亲有一辆吉普车，我坐在吉普车上随着部队前进。前头部队在打仗，保卫部门随后一点，所以说一直跟到福建。

陆建新在展示父亲亲笔写的自传。

　　我19岁就离开家去参军，一直到40岁才回来，也没有完全回到父母身边，我是在金山，只有节假日才回家。父亲嘴巴很严，从工作到生活和我们不多交流。但父亲对我们要求还是很严的，他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自食其力。我们所有的子女都没有当官的，没有经商的，都是普通的群众，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工作。他过世以后，通过了解他的足迹，了解他的情况，我心里对父亲的感情更深了。

　　我父亲在他的自传里写道，他参加过一次战斗，俘虏了敌人的译电员，缴获了密码，还有一支崭新的驳壳枪。当时他特别高兴，跳起来了。还有一次他在苏中三分区，带领短枪队深入敌后进行战斗，破坏敌人的设施。父亲一直希望能够到部队去，得到更好的锻炼。

　　一个人的成长受家庭的影响是很大的。我父亲出生贫苦，在党的引导下追求革命，为党的事业拼搏奋斗，我们这一代也应该传承他的这种精神。我们一家人和空军都有缘。我19岁参军，在石家庄第四航空学校。我母亲是空军总医院的医生，父亲是空军政治部的。我在空军当了8年兵，为什么没当下去呢?因为“文化大革命”，我入党提干都受到了影响。但是尽管如此，我没有因此而消沉，而是踏踏实实地工作，自食其力，给社会做点贡献，做点应做的事情。我们生活很平静，家庭也很安定，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是比较低调的，都是自食其力的，这些都是受我父母的影响。

1946年，陆政(右)与夫人何林摄于东台苏中军区政治部。

1946年，陆政(右)与夫人何林合影。摄于东台苏中军区政治部。

　　我母亲叫何林，她的祖籍是浙江舟山，年幼时父母早逝，在上海的外婆家长大。后来我母亲在上海卷烟厂当工人，在参军之前和我父亲就确定了恋爱关系，他们一同参军。参军以后，我母亲从事医务工作。解放后，组织上送她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就读。1955年毕业，分配至北京空军总医院内科工作，干了一辈子。她克服自己文化低的弱点，努力工作，曾经被评为空军的先进工作者，全国的三八红旗手，立功受奖好几次，二等功、三等功都有。我母亲为人比较厚道，认识的人都喊她大姐，叫妈妈，都非常喜欢她。她的感情投入可以说比她的医术可能更多一些，因为她的文化底子比较薄，她的医术比不了那些专科医生，但是她能够尽力地为病人服务。我父亲转业到上海以后，我母亲也转到上海的空军医院，她一直是军人，退休以后在虹桥的干休所，享受副师级待遇，但是她去世比较早，76岁就过世了，在上海病故。

　　【采集时间】2022年7月8日上午

　　【采集地点】上海金山石化临波大楼

　　【采集整理】靖江市党史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