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哥？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呆呆地站在漫天尘土的工地上，死死盯着眼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男人。
他慌乱地低下头，不敢看我，声音嘶哑地挤出几个字。
“你，你认错人了。”
他转身想走，我却一步上前，抓住了他那条被水泥灰包裹、布满伤痕的手臂。
十三年了，我以为我们兄弟俩，一个在南，一个在北，都在为更好的生活奋斗。
直到今天我才发现，原来，只有我一个人活在以为的世界里。
01
2001年的夏天，格外闷热。
我坐在自己公司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享受着中央空调送来的凉爽。
面前的投影幕布上，是下个季度雄心勃勃的财务预算。
我的副总，一位名校毕业的研究生，正用激昂的语调向我汇报着市场前景。
下属们都正襟危坐，眼神里充满了对我的敬畏和信服。
在他们眼中，我，李文杰，是这个城市的商业新贵，是白手起家的典范。
我点燃了一支烟，青白的烟雾缭绕上升，模糊了眼前那些清晰的数据。
我的思绪，却穿过这二十层高的玻璃幕墙，飘向了十三年前，那个尘土飞扬的贫困山村。
一切，都要从1988的那个夏天说起。
那年，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仿佛要把整个夏天的热量都喊出来。
我和哥哥李文斌，成了村里最大的新闻。
邮递员骑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一路高喊着送来了两封录取通知书。
一封是我的，南方一所重点综合性大学。
一封是我哥的，北方一所著名的工业大学。
我们李家，祖祖辈辈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竟然一下子飞出了两只金凤凰。
父亲激动得满脸通红，平时舍不得抽的烟，那天破天荒地拆了一整包，给每一个来道贺的乡亲都递上一根。
母亲则躲在厨房里，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笑着，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老天开眼了，祖宗保佑了。”
那几天，我们家门庭若市，村里所有人都带着羡慕和惊奇的眼光看着我和我哥。
他们说，老李家这是要出两个国家干部了。
我和哥哥也沉浸在巨大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之中。
晚上，我们兄弟俩躺在屋顶上，看着满天的星星，一夜一夜地聊着未来。
我说我要学经济，以后要赚大钱，把父母接到城里享福。
哥哥则说他要学机械，当一个工程师，造出最厉害的机器。
我们的未来，就像天上的银河一样，璀璨而光明。
然而，喜悦的潮水退去后，残酷的现实就如礁石般裸露了出来。
学费，成了压在父母心头的一座大山。
两个大学生，一南一北，光是路费、学费加上生活费，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家里的几亩薄田，一年的收成，连一个人的学费都凑不齐。
我开始注意到，白天还笑容满面的父母，到了晚上，总是在屋里低声地叹气。
我好几次在深夜里醒来，都听到隔壁房间传来他们压抑的争吵声。
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他爹，这可咋办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父亲则是一口接一口地抽着旱烟，把床板拍得邦邦响：“还能咋办！就是去要饭，也得把两个娃都送出去！”
当时的我，虽然也感受到了压力，但少年人的心性，总是被对新世界的向往冲淡了忧愁。
我天真地以为，父母总会有办法的。
毕竟，在我的记忆里，他们就像无所不能的超人，总能解决一切难题。
哥哥的变化比我更明显。
他不再和我一起畅想未来，话也变少了。
更多的时候，他一个人蹲在院子的角落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眉头紧锁，眼神飘向远方。
我问他在想什么，他总是摇摇头，勉强挤出一个笑容说：“没事，在想到了大学该怎么好好学习呢。”
现在回想起来，他那时的眼神里，已经有了我当时完全读不懂的挣扎和决绝。
开学前的一个星期，父母把我们兄弟俩叫到了堂屋。
昏黄的灯光下，他们的脸上刻满了疲惫，但眼神却异常坚定。
父亲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两个用布包着的信封，放在了我们面前。
“文杰，文斌，这里是你们的学费。”
他声音沙哑，却字字铿锵。
“我跟你们妈商量好了，家里的粮食卖了，猪也卖了，又跟所有能开口的亲戚都借了一遍。”
他顿了顿，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巨大的决心。
“甚至......还借了点高利贷，但这你们别管，天大的事有我跟你妈扛着。”
“一句话，砸锅卖铁，也要把你们两个都供出去，你们是咱家的希望，一定要有出息！”
那一刻，我被父母的爱和决心深深震撼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看着桌上的两个信封，它们不仅仅是钱，更是父母的血汗，是整个家庭的未来。
我暗暗发誓，到了大学，一定要拼命学习，将来百倍千倍地报答他们。
哥哥那天却异常地沉默，只是低着头，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他只是拿起那个属于他的信封，紧紧地攥在手里，指节都发白了。
哥哥的学校开学早几天。
他走的那天，天刚蒙蒙亮。
全家人都去村口送他。
他背着母亲连夜缝制的新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新衣服和被褥。
他看起来和往常没什么两样，甚至还笑着安慰不断抹眼泪的母亲。
他走到我面前，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文杰，到了大学好好学，别想家里的事，一切有我。”
他的手很有力，像铁钳一样。
“咱们兄弟俩，以后在城里见！看谁混得更好！”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对他挥着手。
长途汽车的喇叭声响起，哥哥的身影消失在扬起的尘土中。
我当时满心都是对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的期盼，以及对哥哥的美好祝愿。
我坚信，在遥远的北方，他也将和我一样，开启一段崭新而辉煌的人生旅程。
几天后，我也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载着我的梦想，驶向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繁华世界。
我并不知道，在我身后，一个精心编织的谎言，已经开始悄然上演。
十三年的时光，足以让一个青涩的少年，成长为一个在商场上杀伐决断的中年人。
也足以让另一份同样灿烂的青春，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被现实的重担，碾磨得面目全非。
02
我的大学生活，是在一种混合着自律、贫穷和对未来的无限渴望中度过的。
我深知自己的学费来之不易，所以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泡在了图书馆里。
那四年，我拿遍了学校里所有的奖学金，成了老师眼中的得意门生。
我和哥哥的联系，主要靠书信。
那个年代，长途电话费贵得吓人，我们约定好，每个月互相写一封信，报个平安，说说近况。
哥哥的信总是来得很准时，每个月中旬，我都能收到他从北方寄来的信。
他的信写得很有趣，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一个大学生对新生活的兴奋。
他会给我讲他们学校那位德高望重的“王教授”，讲他的机械理论课是多么的枯燥又多么的重要。
他会讲他们宿舍那个爱说梦话的胖子，讲他们一起在半夜翻墙出去吃烧烤的“英雄事迹”。
他还讲他们学校的篮球赛，说他是系队的主力后卫，虽然个子不高，但突破犀利。
每一封信的结尾，他都会叮嘱我，要吃好点，别为了省钱把身体搞垮了，家里有他呢。
随信寄来的，总会有一些钱，不多，几十块，但对我来说，已经是雪中送炭。
信里说，这是他勤工俭学赚的，让我别担心。
有一年寒假，他还给我寄来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他，穿着一件当时很流行的夹克衫，站在一个气派的大学校门前，笑得阳光灿烂。
大学校门上，“北方工业大学”几个字，清晰可见。
这张照片，我一直放在我的钱包里，它是我所有奋斗的动力之一。
我为哥哥感到骄傲，也为我们兄弟俩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努力而感到欣慰。
我们说好，为了省下路费，也为了多赚点生活费，寒暑假我们都不回家了，就在各自的学校附近找份活干。
这个理由是如此的合情合理，以至于我从未怀疑过。
1992年，我大学毕业了。
凭借着优异的成绩和一份漂亮的简历，我顺利进入了南方一家大型国企。
我有了稳定的工作，体面的收入。
我第一时间就给家里写信，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并寄回了我第一个月的全部工资。
我也给哥哥写信，问他毕业分配到了哪里。
他回信说，他被分配到了家乡省会的一家大型机械厂，做技术员，是铁饭碗，让我不用为他担心。
我信以为真，还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
在国企的日子安稳而平静，但我骨子里，似乎天生就不是一个安分的人。
九十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的浪潮风起云涌，到处都充满了机会。
我看着身边有人下海经商，一夜暴富，内心那颗不安分的心也开始蠢蠢愈动。
工作了三年后，我毅然决然地辞掉了别人眼中的“金饭碗”，拿着自己攒下的几万块钱，一头扎进了商海。
创业的艰难，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开过小饭馆，倒卖过服装，被合伙人骗过，也被客户赖过账。
最惨的时候，我睡过火车站，啃过冷馒头，身上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但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我就会拿出钱包里那张哥哥的照片。
我告诉自己，我李文杰是名牌大学毕业生，我哥哥是国企工程师，我们兄弟俩都是有出息的人，不能就这么认输。
哥哥，成了我精神上的支柱。
随着电话的普及，我和哥哥的联系也从书信变成了通话。
我攒了很久的钱，才给老家的父母装上了一部电话。
我也把哥哥单位的电话号码要了过来。
每次打电话，他那边总是很嘈杂。
我问他是什么声音，他总是轻描淡写地回答：“车间里的机器声，习惯就好了。”
我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从一个小小的贸易公司，慢慢发展壮大。
我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一百万，买了车，买了房。
我多次提出，想让哥哥来我的城市，凭他的技术，在我公司里绝对能有更好的发展。
可他每次都笑着拒绝了。
“不了，文杰，我们单位是国企，福利待遇好，很稳定。我刚评上工程师，领导很看重我，现在走了太可惜了。”
他的理由听起来无懈可击。
我又说，既然你不愿意来，那我给你寄点钱，你把嫂子和侄子都安顿好，别太累了。
他又拒绝了。
“你别寄，你的钱也是辛苦赚来的，用在刀刃上。我这边工资够用，日子过得挺好，你别操心。”
他的语气总是那么不容置疑。
我以为这是他的固执和骄傲，是一个兄长在事业有成的弟弟面前，想要维持的那份尊严。
我尊重他的选择，也渐渐习惯了我们之间这种奇特的相处模式。
我们是血脉相连的亲兄弟，却又是活在电话两端的“陌生人”。
十三年来，我们从未见过一面。
我把这归咎于彼此都太忙了。
创业初期，我几乎是连轴转，一年都难得回一次老家。
而他，也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或是单位忙，或是孩子小，回不来。
我们就像两条平行线，朝着同一个方向延伸，却永远没有交点。
我时常会幻想我们兄弟俩重逢的场景。
或许是在某个高档的餐厅，我，西装革履，他，也是一身得体的工程师打扮。
我们举杯共饮，畅谈着这些年的奋斗和成就，然后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这个幻想，支撑着我走过了无数个艰难的日夜。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真正的重逢，会是在那样一个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的场景里。
我更没有意识到，我口中那些“单位忙”、“评上工程师”的说辞，只是一个又一个的谎言。
而那些嘈杂的电话背景音，根本不是什么“车间里的机器声”。
他用这些声音，为我构筑了一个虚假的平行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他体面，安稳，幸福。
而我，也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的成功。
直到2001年的那个夏天，那面将两个世界隔开的墙，被我亲手撞碎了。
03
2001年，我的事业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我抓住了房地产市场的第一波红利，将公司从贸易转型到了地产开发。
在城市的新区，我拿了一块地，开发了一个大型的住宅楼盘。
这个项目，是我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投资，几乎押上了我全部的身家。
所以，我盯得很紧。
那年夏天，项目进行到主体结构施工的关键阶段。
但施工方那边，却因为管理混乱，频频出现问题，严重影响了工期。
那天，项目经理一个电话打到我办公室，说工地上又因为水泥标号的问题，和供应商吵起来了，工人们都停工了。
我听完火冒三丈，当即决定亲自去一趟现场。
我的黑色奥迪车，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颠簸前行，最终停在了工地的入口。
车窗外的世界，与我平日里接触的一切，都格格不入。
空气中弥漫着水泥、沙土和汗水的混合气味。
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像是要撕裂人的耳膜。
我皱着眉头下了车，项目经理立刻像哈巴狗一样迎了上来，递给我一顶崭新的白色安全帽。
我戴上帽子，一边听着他的解释和道歉，一边迈步往工地深处走去。
烈日当头，毫无遮挡地炙烤着大地。
钢筋的骨架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像一头巨大的钢铁怪兽。
工人们，大多赤裸着上身，古铜色的皮肤上挂满了汗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他们或是在脚手架上忙碌，或是在搬运着沉重的建材。
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和麻木。
我走过一栋正在浇筑的楼体，不远处，一辆大卡车停在那里，一队工人正在卸水泥。
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场景。
一包水泥，一百斤。
对于干惯了体力活的工人来说，这或许不算什么。
但看着他们佝偻着背，将沉重的水泥包从车上扛到肩上，再一步一步、摇摇晃晃地走向搅拌机时，我的心里还是感到一阵莫名的压抑。
我的目光，不经意间，被其中一个背影吸引了。
那个背影，在所有强壮的工人中间，显得有些单薄。
他的肩胛骨因为用力而凸起，形状清晰可见。
汗水已经浸透了他灰色的裤子，紧紧地贴在他瘦削的脊背上。
他扛起一包水泥时，身体明显地晃了一下，脚步也有些踉跄。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背影让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熟悉感，一种让我心慌的熟悉感。
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项目经理还在我耳边喋喋不休地汇报着什么，但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了。
我的全部注意力，都被那个背影牢牢地吸住了。
我屏住呼吸，一步，一步，慢慢地向他走近。
他卸下肩上的水泥，扬起一阵灰尘。
然后，他直起身，用那满是灰尘和伤痕的手臂，随意地在脸上抹了一把汗。
就是这个动作。
这个我熟悉了十几年的动作。
小时候，哥哥每次干完农活，也是这样，用手臂擦去额头的汗水。
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一种不祥的预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心里有个声音在疯狂地呐喊。
我哥是国企的工程师，他现在应该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对着图纸，吹着空调。
他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
出现在这个城市最底层、最辛苦的地方？
这一定是巧合，只是一个长得像的人而已。
我这样安慰自己，但双腿却像灌了铅一样，再也无法移动分毫。
那个工人，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注视。
他缓缓地，转过身来。
当他的脸，完全暴露在我面前的那一刻，我感觉整个世界都静止了。
时间，仿佛在这一秒被凝固。
所有的声音都瞬间消失了。
我的耳朵里，只剩下我自己心脏剧烈跳动的声音，咚，咚，咚，像是在擂鼓。
那是一张怎样的脸啊。
被南方的烈日晒得黝黑，皮肤粗糙得像砂纸。
额头上和眼角，刻着与他年龄极不相符的深刻皱纹。
嘴唇干裂，沾满了水泥的灰尘。
唯独那双眼睛，尽管充满了疲惫和浑浊，但在看到我的那一瞬间，骤然爆发出一种我无法形容的复杂光芒。
有震惊，有恐慌，有羞愧，有难以置信。
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他的第一反应，是下意识地转身，想要躲进人群里。
那个动作，像一根针，狠狠地刺进了我的心里。
尽管岁月和劳作，已经将他的容貌摧残得几乎让我认不出来。
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那就是我引以为傲了十三年的国企工程师！
我的哥哥，李文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