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经济困境、对策与中欧经济金融合作展望

内容提要

近年来，欧盟经济在全球格局中逐渐式微，增长动能持续弱化，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欧债危机的长期后遗症尚未完全消除，俄乌冲突、特朗普回归、中国制造业加速升级等外部冲击又接踵而至。过去欧盟以美国提供安全保障、俄罗斯供应廉价能源、中美市场带来利润的模式难以为继。欧洲精英普遍认识到，如果不能及时深化改革，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推进资本市场一体化，欧盟将在全球竞争格局中被进一步边缘化。在美国新政府大力推行单边主义政策之际，中欧经济金融的合作潜力更加凸显。

一、欧盟经济增长乏力，传统增长模式遭遇外部冲击

（一）欧盟经济地位下滑，增长动能减弱

近年来，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尤其是其后欧债危机的接连冲击，欧盟在2012年后与美国经济增速差距扩大、欧元兑美元汇率贬值。到2024年，欧盟GDP占全球的比例已下降到17.6%，仅相当于美国的67%，与中国基本相当。生产率增长停滞、投资不足与创新乏力、人口老龄化等因素，构成了拖累欧盟增长的结构性障碍。IMF认为欧盟当前潜在经济增速约为1.5%，低于美国的2%，其GDP占全球比重继续下降是大概率事件。

（二）科技竞争力不足，前沿产业落后

欧盟不仅错过了互联网经济，在最新一轮以人工智能、5G通信、电动汽车等为代表的新科技浪潮中也明显落后，竞争力不足。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市场碎片化、资本市场不统一，欧洲初创企业融资难、研发投入不足、成长缓慢。另一方面，欧盟在科技发展上相对保守，优先强调伦理与监管，重视反补贴和反垄断。虽然这有助于保护消费者和数据安全，有助于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但也抬高了科技企业合规成本，导致创新周期拉长、企业负担加重，尤其在人工智能、平台经济、数据使用等领域，过早和过严的监管抑制了初创企业的活力和市场扩张速度。此外，欧盟科研体系与产业应用脱节、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滞后于产业需求。上述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2024年全球市值排名前50的科技公司中，欧洲仅占4席。近50年来，欧洲没有一家科技公司市值超过1000亿欧元，而美国拥有6家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科技公司。

（三）对外依赖型经济结构遭遇严重外部冲击

欧盟经济高度开放，贸易依存度长期维持在50%以上，高于美国（约27%）和中国（约37%）。过去几十年，欧洲依靠美国获得军事和国防安全，依靠俄罗斯获得廉价能源，依靠中国和美国的广大市场获取利润，这一增长模式在全球化扩张时享受了红利。但最近几年，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是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再对欧洲提供免费军事保护，欧盟国家不得不提高国防预算，挤压其他公共支出。二是俄乌冲突爆发使得俄欧能源合作破裂，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一去不复返，直接削弱欧洲制造业竞争力。三是中国产业结构快速升级，与欧洲在中高端制造业领域的竞争性增强，汽车等欧洲传统支柱产业面临巨大压力。四是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冲击欧洲。这四重冲击打破了欧盟以往赖以依存的外部环境，原有增长模式难以持续。

（四）核心国家增长乏力是欧盟整体困境的缩影

作为欧盟经济核心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近年来各自面临严重挑战。德国长期依赖出口拉动增长，但近年来遭遇三重困境。一是中国由德国制造业客户转变为竞争者，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机械制造等领域。二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德国作为美国第二大贸易逆差来源国，面临更多关税壁垒。三是能源成本上升，重挫德国传统强项产业。据IMF预测，2024年德国经济增速将在0.2%左右徘徊，接近停滞。法国经济增速1.6%，外需贡献0.9个百分点。与德国不同，法国还面临主权债务风险。法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已超过110%，财政空间受限，难以大规模刺激经济，同时社会撕裂加剧，改革动力不足。意大利政府债务率高达135%，居欧盟第二，仅次于希腊。意大利经济增长长期低迷，南北区域发展差异严重，产业结构老化，新兴产业发展不足，长期处于欧盟“边缘国家”行列，是潜在金融动荡的重要风险源。德法意三国GDP合计占欧盟总量的50%。核心国家同步陷入困境，使得整个欧盟经济脆弱性进一步上升。

二、欧盟提升经济竞争力的政策路径

以意大利前总理、欧央行前行长德拉吉为代表的欧洲精英认识到欧盟经济竞争力持续下降与结构性困境日益加深的现实，若不迅速行动，将在科技、产业、金融、人才和制度等各领域全面落后。他们认为，欧盟必须在科技与产业政策、金融与财政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等方面迅速采取行动，以增强创新能力、激发市场活力，提高经济竞争力。

（一）科技与产业政策

强化科技创新体系。科技是经济竞争力的核心，也是目前欧洲最为薄弱的领域之一。为此，《欧洲竞争力未来报告》提出以下政策组合：一是在欧盟层面设立大规模创新基金，提高对初创企业的融资支持，扩大风险投资覆盖范围。二是改革高校和研究机构体系，增强其自主权、提升科研产出转化效率，加强产学研联合创新，鼓励跨国科研协作。三是重点提升AI、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重点领域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四是制定“人才回流与吸引计划”，通过财政奖励和签证便利等政策吸引海外高技能人才重返欧洲。

改革竞争政策，培育“欧洲冠军”企业。欧盟现行的反垄断和国家补贴规则过于严格。德拉吉主张，欧盟应调整竞争政策，提高灵活度，在确保市场公平健康的基础上为战略性产业留出政策空间，具体包括如下建议。一是对关键领域的产业政策允许适度的国家补贴，支持战略性企业的成长。二是在审查跨国并购时，应考虑全球市场格局，避免过度限制有利于提升规模效应的并购行为。三是推动跨国资源整合与技术协同。四是在防范垄断的同时，允许在战略新兴产业阶段适度集中资源，以增强欧洲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增强产业链韧性与战略自主能力。长期以来，欧盟在关键原材料、核心技术、能源供应和国防能力方面的对外依赖程度偏高，战略脆弱性在俄乌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欧盟领导人多次呼吁在确保开放的前提下建设自主可控的战略性产业体系。为此，德拉吉等建议在以下方面重点发力。一是在关键原材料（稀土、锂、钴等）、芯片设备、绿色能源、航空航天与国防装备等领域建立战略储备。二是与资源丰富国家（非洲、拉美、澳洲）达成稳定贸易协定，形成多元化供应网络。三是推动欧盟各成员国联合投资建设关键环节产业链，如半导体封测、电池回收、氢能设施等。四是建立统一的欧盟“战略投资筛选机制”，对外资并购欧盟关键企业进行系统风险评估。五是发展本土国防工业能力，提升在北约和欧盟框架内的战略自主权，降低对美国的军事依赖。

（二）劳动力市场政策

提升劳动力市场数量和质量，实现“工作更多、工作更优”。欧盟劳动参与率虽然在过去几年有所提高，但仍然落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的兴起又对劳动力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法国央行行长德加洛等人提出对欧盟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建议。

数量层面，进一步提高劳动参与率，特别是针对青年、年长者和女性群体，具体政策工具包括提高退休年龄、优化育儿支持、促进职业培训等。

质量层面，提升劳动力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具体措施包括：加强职业教育和再培训，特别是在数字技能、工程和先进制造等领域培养更多专业人才；吸引年轻人投身科技行业；为在职人员提供终身学习机会，帮助劳动者适应技术变化。此外，建议制定吸引全球高技能人才的移民政策，缓解本地技能供给不足。

（三）财政政策

各国根据自身情况调整财政政策，支持经济转型。德拉吉、德加洛等均指出，欧盟财政政策需要在保持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加强对欧洲经济转型和竞争力提升的支持。在具体路径上，各国起点不同，调整方向也有所区别。

德国是长期坚持财政紧缩和“债务刹车”政策的代表。然而，随着经济增长乏力、基础设施老化和地缘竞争加剧，德国国内财政观念有所松动。2025年，德国批准设立5000亿欧元特别基金，投入基础设施、绿色转型与防务支出，体现出对战略性投资需求的积极回应。

法国财政政策在疫情前后总体偏宽松，政府债务率和赤字率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法国央行行长德加洛指出，恢复财政纪律、重建财政可持续性是当务之急。法国在控制常规性公共支出的同时，应优先保障生产性投资，尤其是教育、创新、绿色转型与防务领域的投入，确保财政资源有效支持增长。

未来，欧盟财政政策将继续在保持纪律性与增加生产性投资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财政可持续和推动欧洲经济竞争力提升的双重目标。

（四）金融政策

建立储蓄与投资联盟，推进资本市场一体化。欧盟并不缺少储蓄资金，但缺少统一、强大的资本市场将自身储蓄转化为投资。因此一方面欧盟居民的大量资产集中于低风险、低回报的现金或存款产品，另一方面，中小企业除银行贷款外的融资渠道依然受限（详见冯德莱恩讲话）。

2015年以来，欧盟开始推进资本市场联盟（CMU）建设，已制定两个CMU行动计划（2015—2020行动计划、2020—2025行动计划），但CMU建设总体进展有限，很多指标不进反退。这主要是因为此前改革聚焦于易于推进的技术性调整（如改善资本市场准入、提升市场信息披露等），未从根本上解决欧盟资本市场碎片化局面。在此背景下，欧盟于2025年3月提出建立储蓄与投资联盟，实质上是资本市场联盟的延续，以更有效地将储蓄引导至生产性投资领域，同时为公民和企业提供更广泛、更高效的投融资选择。

储蓄与投资联盟聚焦以下三大领域：一是统一金融市场建设。欧盟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高度分散。欧盟希望整合相关金融基础设施，计划在2025年四季度提出有关欧盟中央证券存管机构、金融抵押品和结算以及交易市场结构的立法提案，消除跨境活动存在的障碍。二是推进单一市场有效监管。要建立真正统一的金融市场，就必须确保欧盟范围内以一致方式实施金融监管规则。欧盟计划平衡好欧盟层面与成员国之间的监管职责，推进成员国的监管协调。三是激活居民储蓄，促进金融市场投融资。鼓励个人投资者参与资本市场，包括结合税收优惠和金融知识普及，推动欧洲居民将储蓄资金从低收益存款转向资本市场，鼓励投资股权和另类资产，开发支持绿色转型等欧盟优先事项的投资产品，推动资产证券化等。

提高欧元地位，巩固货币主权。德加洛提出欧盟应保持灵活自主的货币政策，并通过开发数字欧元推动技术主权、强化欧元国际地位。首先，欧洲央行必须保持传统货币政策的自主灵活运作，以数据为依据、以稳定通胀为首要目标，这是维护欧洲经济内生稳定性与金融市场信心的基础。第二，推动数字欧元建设，避免过度依赖美国卡组织和科技巨头，防止“支付主权外包”削弱欧洲金融独立性。支持由欧洲主导的支付平台（如Wero项目），推动欧元即时支付系统（TIPS）与新兴经济体互联。第三，建设统一、深厚、有吸引力的欧元资产市场，尤其是多发行欧盟共同债券以提供高流动性市场和债券定价基准，增强欧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扩大欧元全球使用，减少对美元体系的单向依赖。

应该说，德拉吉等欧盟精英提出的提振欧盟竞争力的建议有较强针对性。而无论是增强产业链韧性，满足数字化和绿色转型的融资需求，还是推进资本市场一体化，都要求欧盟打破现有壁垒，朝真正统一的单一市场迈进。德加洛指出当前世界正在经历深刻的地缘经济重组，单一国家（例如法国这样的大国）难以单独应对外部冲击，因此欧洲必须从单一国家思维转向整体战略思维，把深化一体化作为提升集体竞争力和抵御外部冲击的唯一可行之路。德拉吉更明确表示，欧洲当前面临的选择非常明确：要么瘫痪、要么解体、要么深化一体化。

但也需要看到，在多年的经济不振、生活成本提高、社会撕裂程度加剧的背景下，欧洲政治光谱整体右移，保守主义思潮逐渐泛滥。欧盟各国国内政治动荡，缺乏政治领导力，纷纷强调本国利益优先，而上述重塑欧洲竞争力的政策，需要形成全欧的共识，并在欧盟整体层面推动。因此，有关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实，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三、中欧经济金融合作的意义与路径

在全球地缘政治高度不确定、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欧盟经济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欧盟传统的外部依赖路径遭遇冲击，亟需寻找稳定、可预期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欧盟内生增长动力不足，需要借助外部市场、投资与合作，支撑技术转型与产业升级。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制造中心与技术新兴大国，与欧盟之间存在巨大合作潜力。中欧应抓住机遇，深化交流，灵活解决分歧，推动互利共赢。

深化贸易合作，妥善解决争端。中欧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贸易额持续扩大，但结构性摩擦增多，尤其在高端制造业。例如2023年，欧盟委员会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反映出欧洲对产业空心化与市场份额被侵蚀的担忧。对此，应理解欧盟困难，展现开放姿态，厘清欧盟各方核心诉求。中欧应推动建立完善各层级经贸对话机制，以灵活方式解决贸易争端，并以电动汽车纠纷的处理为契机，探索构建稳定、可预期的贸易关系。

拓展投资合作，突破制度性障碍。中国企业对欧投资增长迅猛，截至2022年底对欧盟累计直接投资存量超过1200亿欧元，欧盟企业对华投资也保持稳定增长，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尤为活跃。但欧盟加强外资审查、《中欧投资协定》迟迟未生效，使合作面临不确定性。双方应通过高层对话和协商机制，营造稳定透明的环境，完善双边投资框架，鼓励在能源、数字经济和基础设施等非敏感领域扩大互利投资。

加强产业链与科技协作，从竞争走向联合创新。中欧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既有竞争也有互补。中国具备市场与产业链优势，欧洲在研发、品牌与标准制定上有长处。双方可通过联合研发、标准对接、扩大中间品贸易与扩大市场开放，推动产业链加深协同。

拓展金融合作。欧盟拥有成熟的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和监管经验，中国拥有庞大市场和金融科技创新能力，人民币和欧元均为国际储备货币，合作空间广阔。双方可加强在金融业开放、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可持续金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总体上看，中欧经济金融合作在当前多边秩序受到挑战、全球化遭遇逆风的背景下，重要性更加凸显。双方应抓住机遇，共同推动贸易机制化协商、投资制度性保障、产业链深度协同以及金融系统互联互通，构建中欧合作新格局。

作者：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