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高层里,有这么一个人,地位不低,权力极大。
他是复兴社“四大台柱”之一,掌握“别动队”,兼任三青团组织处长,还戴着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中将厅长的头衔。
他对蒋介石唯命是从,被视为心腹中的心腹,甚至一度被人私下称为“接班人”。
他是特务祖师爷,是红军早期的死敌。他的命令,曾让无数革命者倒下。
可到1948年,我军“王疯子”王近山在一次战斗中将其生擒。
消息传来,官兵群情激愤,恨不得当场处决。但很快,毛主席亲自下令:把他送来。
被活捉的特务祖师爷
1948年,是解放战争的第三年。我军已全面转入战略进攻,蒋介石腹背受敌,节节败退。就在这一年夏天,一场硬仗在中原打响,目标直指襄阳。
襄阳是是川陕门户,是长江防线前哨,更是武汉背后的最后一道屏障。
丢了这里,国民党的整个中部战线都将裸露。
蒋介石不敢掉以轻心。他派出自己最信得过的老部下——康泽,担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坐镇襄阳。
他对外宣称要“誓死保卫襄阳”,对内却调来特务部队死守,不惜一切代价。
1948年7月1日,康泽44岁生日。那天,他在襄阳城里摆下酒席,还请来樊城有名的女戏子唱寿。结果菜刚上桌,枪声就响了。
解放军攻下老河口,战斗打响。宴席草草散场,生日也成了乱局的序幕。
接下来的十几天里,解放军连续推进,战事激烈。康泽躲在碉堡里,靠电话下命令,靠特务队堵退路。
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国民党媒体却还在鼓吹,说“文武全才康将军坐镇襄阳,共军必退”。
可部下看得清楚,守得住才怪。
7月15日,总攻开始。16日拂晓,解放军突破外壕,步枪声、手榴弹声一波接一波冲进城区。
康泽正躲在司令部内,副官劝他换军服逃走,被他拒绝:“这不是我康泽的为人。”
可没多久,副官就发现人不见了。他和卫士找了一圈,才在一条地道尽头发现康泽戴着钢盔,盘腿坐着,像在打坐。
他那两个最亲近的副参谋长早已逃跑。副官只好将他搀起来,往碉堡底层送。就在此时,外面传来一声巨响,炸药将整面墙震塌。
解放军战士冲进来时,看到的就是康泽倒在地上的身影,右侧烧伤,但并不严重。
这位“特务祖师爷”,就这样被活捉。
战报传来,举营沸腾。解放军战士们个个咬牙切齿,纷纷要求就地枪决。谁都没忘记他当年在陕甘川一带干下的那些事。
王近山也火大。但就在这时,中央的电报到了。
毛主席亲自下令:“即刻押解康泽赴华北,派可靠武装加镣铐妥送……”
主席这又是有怎样的用意呢?
蒋介石的侩子手,红军的死敌
在国民党那套体系里,有两个人在蒋介石身边的地位特殊得近乎“越轨”——一个是戴笠,一个叫康泽。两人并称“康戴二公”,是当时蒋系核心圈里最不设防的存在。
别人见蒋介石,得提前登记,由侍从室报请批准,层层通传才有机会。康泽和戴笠例外。无论白天黑夜,不论蒋是单独会客,还是在家中陪宋美龄,两人都能随意出入,毫无阻拦。
康泽的起点并不低。1925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因在课堂上认真整理蒋介石训话的笔记,被校长本人当场撞见。
从那之后,蒋就记住了这个“用功的学生”。毕业后,蒋亲自推荐他赴苏联留学,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回国后,康泽先后担任北伐军总司令侍从参谋、陆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他能讲,会写,宣传能力突出,很快成了蒋介石的得力干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召集康泽、贺衷寒、戴笠、郑介民等人开小会,提出要效仿苏联搞内部保卫体制。
这个会后来成了国民党情报体系的起点。康泽负责起草组织纲要,他建议用“复兴社”作为新机构的名号。
第二年三月,“复兴社”正式成立,蒋介石兼任社长,康泽为主要负责人之一。
组织内部分三系:贺衷寒抓政训,戴笠负责特务情报,而康泽掌管一支更特殊的力量——“别动队”。
这支队伍不属正规军编制,不走军政系统,直属蒋介石军委会,是一支结合武装与情报的特殊部队。
康泽亲自制定训练方案,从作风到口号都极其严厉。
他提出一句口号:“生的进来,死的出去。”要求别动队员必须绝对效忠蒋介石,不讲条件、不问原因,只服命令。
别动队活动范围不在城市,而是在红军根据地后方。他们以小组形式潜入乡村,有时穿便服,有时化装潜行,随身暗藏手枪,专干秘密任务。
在江西、福建一带,别动队横行乡间,随意搜捕、审讯、暗杀,甚至当场处决。他们在地方上无需通报、不受制约,谁是嫌疑人,他们说了算。
在红军眼中,这支队伍成了实打实的“死敌”。红军在战斗的同时,身后时常要提防这些潜伏暗杀的“影子兵”。
1933年,蒋介石在庐山办“特别训练班”,康泽任班主任,亲自训练别动队骨干。一期几百人,选拔严格,纪律极端。受训后的人被送往红区周边,专门渗透打击苏区基层政权。
第五次围剿期间,康泽所部直接参加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打击。与中统、军统主要布点上海、南京不同,别动队是“直插红心”,深入根据地搞破坏、搞瓦解、搞渗透,手段残酷,影响恶劣。
可以说,在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康泽是红军头上挥不去的阴影。他的别动队所犯下的暴行,红军官兵铭记在心。
康泽的凶名,在当时的百姓中也是谈虎色变。他掌握的别动队,实际是彻头彻尾的特务武装。
其职能说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实则是七分酷刑、三分暗杀。
从1933年起,康泽指挥别动队在江西、福建等红军暂撤地区展开反扑。他亲自下令组织地主武装“还乡团”,配合别动队进行所谓“清乡”。一边镇压群众,惩治“通共分子”;一边恢复保甲制度,全面推行“反动建制”。
整个过程伴随着大规模抓人、审讯、镇压、枪决,成千上万普通百姓在这场“反攻倒算”中被清算。
复兴社十三太保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3年10月别动队正式编成,到1934年10月,仅一年间,在江西、福建一线,发生大大小小的清剿战斗超过300起。
红军地方游击队的损失惨重,而群众的牺牲数字更是无法统计。
这些所谓的“剿匪行动”,很大一部分是以怀疑为名,凭一句举报,便可抄家搜人。逮住人后,连夜送往县政府,未经审判就地处决的比比皆是。别动队在江西南昌设有秘密监狱,拷问手段极端残酷,活埋、电刑、水牢、吊打、撬指甲,样样都用,搞得当地人夜晚闭门不出。
康泽本人的阴狠远超一般军官。他常亲自挑选最老辣的特务骨干,组建流动分队,深入苏区进行破坏。
他们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投毒、暗杀、策反,专挑红军家属、地下交通员、农会干部下手。
有时,他们还专门拉拢地主宗族势力,在苏区发动所谓“自救暴动”,打着地方保卫的名义制造混乱。
只要哪块地方刚刚稳定一点,别动队就钻进去搞破坏,前脚宣传,后脚屠杀。
1935年夏,康泽亲手操办的别动队已扩编为七个大队外加一个机动巡逻队,总人数超过万人,成为当时国民党系统中最具杀伤力的特务部队之一。
这支队伍从江西向西延伸,渗透进福建、湖北、安徽、湖南、四川、西康、贵州乃至陕西。
那时的康泽,位高权重,手握实权,在南京、南昌都设有私人宅邸。他的名字在军委会内部就是“黑色通行证”。见谁不顺眼,一纸批文便可调走;稍有怀疑,便能逮人入狱。
可就是在他最得意时,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封奇怪的信。
1935年夏天,康泽正在南昌主持别动队的整训。一天,警卫送来一封普通信件,寄自南京。信封上写着“南昌中央军委特训班康主任启”,却无寄信人姓名。
康泽当时并未在意。可当他拆开信件,却愣住了。
信纸中间只写了一副对联:
屠兄屠弟手段何其残忍;
丢母丢妻心术硬是不正。
横批四字:屠夫世家。
康泽的身世外人知之甚少。他出生寒门,父亲是杀猪匠,母亲何氏一人操持家务,将他苦苦拉扯长大。早年在乡下,母亲还为他定下门亲事。可自从康泽飞黄腾达后,便彻底断绝了与故乡的来往。无论是母亲还是妻子,都被弃于原地,仍住在破旧的土屋里。而他,却在南京拥有三层洋楼、南昌设有官邸,还出入宴会场所不离专车随从。
面对那封信,康泽久久沉默。
他缓缓把信撕成碎片,抬头望向天花板,沉沉叹了一口气。然后靠进椅背,闭目不语。
这封没有署名的信,居然让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第一次感到内心深处的空洞和裂缝。
为何不杀他?
康泽这种人,不杀,似乎说不过去。
他是红军的死敌,特务头子,亲手导演了大大小小数百起“清乡”“剿共”行动,双手沾满鲜血。
1948年襄樊被俘后,前线官兵群情激愤,当场就有人请示:能不能就地枪决?
可毛主席却明确拒绝了。
不是因为康泽无罪,而是因为——不该开这个头。
毛主席考虑得很远。
一旦开了枪杀的口子,往后该杀谁不杀谁?抓住就杀,跟土匪、军阀有何区别?那还是人民军队吗?
更何况,当时新中国还没成立,我党刚从战争迈向建国,“优待俘虏”的原则不仅是军纪问题,更是政治立场和国际影响的问题。
杀他,容易。改他,难。
让他亲眼看见这个国家,从战火中站起来,是对敌人最大的回答。
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得更直接:
“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同时又说明:“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这段话,说透了毛主席那种“能拿枪,也能放下枪”的气魄。
其实,当年蒋介石也没想到康泽会被活捉。他一早就“安排”好了。
1948年7月22日,蒋命政工局公开宣布:“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在襄阳作战中壮烈殉国。”
第二天,《大公报》头版大字:“康泽殉难,英勇不屈。”
蒋介石还在官邸宴请幕僚,含泪感叹:“康泽是我最信任的干将,绝不会被俘。”他要把康泽“包装”成烈士样板,以鼓舞士气。
哪想到过了没几天,王近山的战报上就写着——“活捉康泽”。
这一消息传到南京,蒋系高层一片错愕,脸都挂不住。康泽不但没死,还被点名“优待”,这对蒋介石来说是赤裸裸的打脸。
康泽被关押后,按政策列入战犯管教对象。
1963年,国家根据“再教育、可改造”的标准,对部分战犯予以特赦,康泽也在名单之中。
他被释放后,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专员,参与整理口述党史。
他陆续写了几篇文章——《复兴社的缘起》《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我在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中的一段》等史料。
1972年,康泽病逝于北京,终年68岁。
参考资料:
中国的法西斯──康泽 立之
蒋介石赶造的“烈士样板”康泽 孟昭庚
蒋介石的“宠臣”康泽其人 孟昭庚
放下屠刀的特例——康泽 吴德慧主编. 《中国古代丑史 插图秘藏版 第8册》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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