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奇怪”作息：喜欢晚上工作白天睡觉，终身难离安眠药

毛主席一生操劳，众所皆知。但他究竟有多拼，许多人并不了解。

长期熬夜、昼夜颠倒，几乎成了他的常态。他的睡眠，跟常人比，不是少一点，而是几乎没有规律可言。

别人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睡觉，他把那三分之一也拿来工作了。

身边工作人员说，他经常凌晨两三点还在批文件，一盏台灯、一支笔，就是一夜。

等他去世后，清理遗物的人才发现，他留下的不只是书信手稿，还有几瓶没吃完的安眠药。

“他的一天是四十八小时”

一般人一天能睡七八个小时，一年能睡去三分之一的时间，一生有一半可能都在床上。睡觉，理应是件大事。

可对于毛主席来说，“好好睡一觉”从来不是他生活的常态。

他的生活节奏和普通人完全不同。白天不是休息，而是思考；夜晚不是睡眠，而是工作。

身边人都知道，毛主席真正进入状态，是在夜深人静之后。

曾跟随他十五年的卫士长李银桥说了一句让人记忆深刻的话：

“毛主席的一天，与我们普通人过的一天不一样，他的一天是四十八小时。”

主席往往下午才开始办公。随着夜色渐深，思路越发清晰。

他不喜欢被打扰，喜欢安静。文件越堆越高，台灯一盏亮到天亮。他不喊困，不喊累，一写就是一整夜。

如果第二天没有重要会见，他会在清晨休息三四个小时，然后接着工作。这个节奏，两天为一个循环，长期如此。

有人曾统计过，毛主席有时一周的睡眠总时长不超过27个小时。

也就是说，一般人两三天的睡眠量，他得用一星期来凑。

更惊人的是，卫士班四个小伙子轮四班倒，还轮不过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

他常年睡眠极少，却很少表现出疲态。

这些细节没有宣传过。也正因如此，更显得真实，也更让人心酸。

睡眠是每个人的基本需求，但毛主席的睡觉时间，是挤出来的。

他把大半生的清醒时光，全部交给了革命、战争、建设、国家大事

把所有的精力都留给革命

1938年5月，延安窑洞里，毛主席把自己关了整整八天九夜。

那段时间他吃得极少，几乎不出门，笔不停歇。

他写下了一部战争战略的纲领性巨著——《论持久战》。写完时，人明显瘦了一圈。

彼时正值全国抗战最艰难的阶段，前线节节失守，国内信心动摇。毛主席必须用这篇文章告诉全国人民，日本是可以被打败的，关键在于战略、在于信念。

但写完文章，并不意味着轻松。从那时开始，这样的作息几乎成了他的生活常态。

到了三大战役时期，情况更紧。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打响，战线拉得很长，节奏快，变数多。

毛主席几乎不离地图桌。电报机嗒嗒响了一宿又一宿，他常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累了靠着墙打个盹，醒了接着研究部署。

有时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连饭都吃不进。

像平津战役，他定下的方针是“隔而不围，围而不打”。一边稳住傅作义，一边集中兵力准备歼灭。

当12月22日解放军拿下新保安，傅作义最精锐的35军全军覆没，这才算初战告捷。

或许到了这个时候，主席才能放松下来一点点，找一点时间休息。

但即便到了建国后，这种节奏也没缓下来。国家初建，百废待兴。

农业、工业、国防、科技，没有一项能放松。哪怕是60年代，他还在抓三线建设、布点重工业。

全国300多个重点项目，攀枝花钢铁基地排在第一位。

那段时期他说过一句话：“攀枝花搞不起来，我睡不着觉。”

全国建设，他心里装着的不只是工厂、项目和产量，而是几十年后的安全、后劲和国力。他在意的是长远的国家命脉。

所以，哪怕年岁已高，他仍然熬夜、批文、开会、思考。

来找他谈事的干部，第一句话往往不是“主席在吗”，而是“主席睡了吗？”

尤其是周总理，每次见面前都先打听睡眠情况。

听说睡得好，周总理就会松口气；要是没休息，立马嘱咐警卫员：“赶紧让主席睡一会，这才是头等大事。”

极度透支的身体，难以离开安眠药

毛主席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革命和国家。为了解决千头万绪的问题，他长期高强度工作，作息颠倒，久而久之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为了能睡上几个小时，他不得不依赖安眠药，可以说安眠药陪伴主席走过了大半生。在毛主席的遗物中，就有几玻璃瓶的安眠药。

主席外出时常吃的药。中间瓶子里装的是复合维生素，其余的是“米尔顿”、“南不妥”等安眠药。

从延安时期起，这就成了他生活中的一种“常态”。

当年延安的医疗条件极差，安眠药不是随手可得的东西。有时靠缴获来的药品，有时得设法从“国统区”弄进来。

有一阵子实在没有药，毛主席只能用白酒或白兰地暂时替代。因为他酒量本就不大，喝上两三小杯便能入睡。但这种方法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登上天安门，主持开国大典。从下午三点一直站到晚上十点。人群激动万分，有人喊着他的名字久久不愿离去。

周总理见他脸色疲惫，心疼的劝他去休息，可主席刚一离开，群众队伍就不动了，秩序难以维持。他只好重新出现在城楼上，一直站到大典结束。

当天夜里，毛主席彻夜未眠。到了10月2日清晨，他才提出吃安眠药。

过了两个小时，才终于沉沉睡去。

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工作节奏依旧高密度。大多数时间是晚上办公，从夜间写到次日清晨八九点才进餐。

吃饭前得先吃药，吃完饭再睡觉。如果药效还未起，他就坐在床上看书、听卫士读报，或者请人按摩助眠。

时间长了，安眠药对他已经产生了抗药性。抗美援朝时期，战事紧张，他常常服一片无效，不得不加量。

保健医生担忧他的健康，严控剂量、频次，还尝试用运动代替药物。打球、散步、跳舞、按摩，全都试过。虽有帮助，但始终不能替代药效。

毛主席自己其实也明白这药不是好东西。他并不回避这个问题。

一次，他看见身边的保健医生孟锦云也吃了安眠药，半开玩笑地说：

“孟夫子，你怎么也服起安眠药来了？”“看来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们是受了我的传染噢！”

孟锦云顺势问：“主席，您天天吃这个，身体会不会受影响？”

他停顿了一下，淡淡说：“有副作用是肯定的。但在没有更好办法的时候，只能取其利、避其害嘛。只要正作用大于副作用，就可以接受。这是对立统一嘛。”

从延安窑洞到中南海书桌，毛主席用自己的疲惫，为这个国家赢得一个个清晨。

一个人，一生，多少夜未眠。他的成就，固然来自远见卓识，但也来自千百个彻夜未歇的深夜和灯下的伏案。

他用几十年极度透支的身体，换来了人民能安睡的夜晚。

参考资料：

毛泽东遗物的故事 毛婉瑶
新湘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