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四兄弟，一位新中国元帅三个国民党将军，方向有异、殊途同归

陈毅的名字，家喻户晓。他是元帅，是外交家，也是个会写诗的将军。

可在国民党的将官名录上，也能找到“陈毅家”的名字。

他有三个兄弟，全是国军高官，一位中将，两位少将。

他们出身相同，读书时同住一床，打仗时却分属不同阵营。意见不同，争论不断。饭桌上谁也不服谁，但情分一直没散。最能说的还是陈毅，几句话下来，经常把兄弟们怼得无话可回。

十几年战火风雨，几人在各自的方向上越走越远。

可最后兄弟几个却都回到了一个目标——建设新中国。

志向不同，兄弟各奔东西

陈毅出生在四川乐至的一个大家族中，正房嫡亲男丁共六人。他排行居中，上有兄孟熙，下有弟季让，堂房还有陈修和、陈世泽、陈世亨。

这个家族后来出了四位军人，一位是共和国元帅，三位成了国民党将军。陈修和甚至还当过蒋介石的侍从副官，身份显赫，地位不低。

这四兄弟中，年龄最接近的三个，在少年时期就常年一起生活，一起读书，一起上山砍柴、下河洗澡。兄弟几个年纪不大，脾气都不小，吵架争嘴是家常便饭。但感情却实打实，谁有个头疼脑热，其他人都会着急上火地端水送药。

到了1927年，这几个人的命运突然交汇到了武汉。

那年春天，广州国民政府迁都武汉，黄埔军校第五期政治队随之而来，在武昌两湖书院设立分校。陈修和、陈孟熙先一步到了江城，分别进入军校政治队。

就在此时，陈修和突然提出要退学。这件事一度引起了不小的波动——要知道，当年报考黄埔的人数众多，走后门都未必进得来，而陈修和这正宗“黄埔生”，却反而要退学，连代校长邓演达都看懵了。

后来得知，是医生判断他身体状况不宜继续从军。邓演达没再勉强，给了他几十块退学金，劝他安心养病，将来再图他用。陈修和便在军校旁租了间简陋小屋，住了下来，一边养病，一边谋划下一步，要去上海碰碰机会。

青年陈毅

与此同时，弟弟陈季让也成为新一期学兵，进入黄埔分校。而就在不久后，陈毅也从四川风尘仆仆赶到武汉。几兄弟久别重逢，相聚一城。

他们之间不是第一次同行。早在1919年，陈毅与孟熙一同赴法勤工俭学，在里昂当工人，组织罢工，还因参加工人运动被法国当局驱逐，带枪押送回国。

回国后，孟熙在北方谋职，陈毅则在中法大学进修，后来受李大钊派遣，赴川搞兵运，先后进入杨森、陈书龙部工作。

1926年春，陈毅在重庆险些丧命。当时王学姜借口请他赴宴，实则欲行不轨。幸得有人提前通风，由川军旅长郭勋祺亲自出面相护，陈毅连夜登船，顺江而下，逃抵武汉。

那时的武汉，可谓是风暴中心，争吵声、演讲声、枪声此起彼伏。

在这个动荡的春夏之交，兄弟几人终于短暂聚首。聚会是有的，但更多的是争论。关于革命道路、关于组织归属、关于前途方向。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但也没人翻脸。争完了，还是一块吃饭，一起抽烟。

真正的分离来得很快。局势突变，武汉危机四伏。陈修和带着伤病之身登船前往上海。陈毅则继续留在武汉，随时准备奔赴新的岗位。

1927年5月，宜昌驻军夏斗寅联合川军叛变，武汉再起波澜。政府命叶挺部队平叛，并将军校学生编入独立师，紧急开赴前线。陈毅和弟弟陈季让一道参战。

激烈的交火中，陈季让腿部中弹，被送入汉口法租界的四明医院救治。伤愈后，他未再归队，而是暂时返回四川，陪伴双亲，打算为家乡做点实事。

而孟熙也遭遇变故。汪精卫决定清理军校力量，孟熙被强行提前毕业，不久被安排进川军刘存厚部任职。

陈毅得知后，火速去找他，一见面便劝道：“你不能投靠军阀，那条路走不通。”

孟熙听完，只说了一句：“你放心，我有数，不会跟那些人同流合污。”

从那之后，四兄弟只好在战火中各奔东西了。

多年未见，兄弟情谊依旧

1927年南昌起义后，陈毅奔走数千里，从武汉赶赴南昌，追随起义部队。部队溃散后，他转战井冈山，与朱毛会师，从此踏上红军征途。

而他的两位兄长，也各自站到了截然不同的方向上。

大哥陈孟熙去了四川，投身刘存厚部，很快凭借出色的能力在军中崭露头角。

不久，他担任上校参议，并兼任军官训导队第一梯队队长，深得刘存厚器重，随后又被派驻南京，成为刘的驻京代表，被破格授予国民党少将军衔，在警备体系内颇有话语权。

堂兄陈修和也没闲着。离开武汉后，他顺江而下抵达南京，本打算转道上海搞技术工作，毕竟早年他读过工业专门学校，还在上海船厂干过。不料刚到南京，就被一批拥蒋的黄埔同学“截住”。

他们觉得修和不该埋没在厂房车间，应当上前线去报效国家。几番撮合下，修和进入上海兵工厂，挂职上校政治部主任。

不久，又被推荐为蒋介石侍从室的少校副官，随蒋出巡，出入中枢。

1929年夏，两位兄长都驻在上海，一个在警备司令部当政治部上校科长，一个常驻龙华兵工厂，眼看就在国民党体系内站稳了脚跟。

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们得到消息，陈毅即将从香港秘密赴沪。

这可不是件小事。

陈毅是红军干部，早被通缉在列。如今到白色恐怖最严酷的上海来，等于往枪口上撞。

兄长们心里一沉，知道他一旦露面，被抓只是时间问题。可拦不住，只能想法子掩护。

一天，陈孟熙正在三马路附近闲逛，被德义厚商号的老板悄悄叫了进去。老板递来一封信——是陈毅从香港寄来的。信里写得很明白，陈毅已订好英国轮船，即将抵达上海。

那天是1929年8月26日，黄浦江边，杨树浦码头。一艘英国轮船缓缓靠岸。岸边人流如织，军警盘查频密。

两位兄长换上笔挺西装，胸前佩戴龙华兵工厂与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徽章，神色自若登船查找。他们分头搜索，结果什么也没找到。

正焦急时，一个身穿工装的青年朝他们走来，低头一笑——是陈毅。

“就你一个？”孟熙低声问。

陈毅点点头。

“行李呢？”

“先下船了，快走，有话路上说。”

简短几句，三人默契依旧。兄弟之间，有些话不必多问。

之后一个多月，陈毅藏身上海，活动频繁。白色恐怖加剧，多名同志遭捕，形势极端险恶。他必须完成与党中央的联系，还要总结红四军的经验，整理材料向上汇报，任务紧急。他日夜伏案，白天会人，晚上写稿，常常彻夜不眠。

兄长们并不清楚他的具体工作内容，也从不多问。他们唯一明确的目标，就是保住他。他们利用手头关系，为陈毅寻找掩护处所，负责望风，把风，护送。陈毅去见周恩来，他们在旅馆门口做眼线。有人上门敲门，他们第一个起身应对。

街头偶有空闲，三人并肩走在法租界的路上。有时谈国事，有时谈兄弟间的旧事。意见不再针锋相对，争论也少了。

彼此心里明白，不管个人理想有何不同，但兄弟之情仍在。

有时候，陈孟熙只轻轻说一句：“人各有志嘛。”陈毅不接话，拍拍他肩膀，走得更快了。

9月底，任务完成。陈毅准备返回江西。临别那晚，正值中秋节前夜，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冷欣设宴，请修和、孟熙兄弟赴会。

冷欣与修和是旧识，曾在蒋介石身边共过事。这次宴席，陈毅以“表弟”身份陪同出席。冷欣并未识破。

谁也没想到，十年之后，战火再起，新四军一支队在江南展开游击战，国民党第三战区副总指挥冷欣中将接到情报，发现敌方指挥官名叫陈毅。

他恍然大悟——当年那个在上海说要“办厂”的“表弟”，原来是中共要员。

他后来感叹：“陈毅，不愧是江南第一人。”

10月1日，黄浦江码头。兄弟三人最后一次并肩站在甲板上。

陈毅登船前，回头望了望，说：“1919年，我是穷学生，第一次来上海；1929年，是国事犯；也许1939年、1949年，我还会再回来，那时我希望，是走在迎接红军的上海人民队伍里。”

这句话，两位兄长记了很久。

十年后、二十年后，这句话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殊途同归，走向人民怀抱

1937年，卢沟桥枪声一响，中华大地陷入浩劫。日军铁蹄南下，山河破碎，国难当头，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抗日。

这一下，为陈家兄弟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重逢机会。

1938年初，陈毅奉命调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军部则在南昌正式成立。这一任命不久便登上了各地报纸，连照片也一并刊出。远在越南运输军火的堂兄陈修和，一眼认出那是自己多年的弟弟，随即提笔写信，远程问候，报平安。

没过多久，大哥陈孟熙也与陈毅恢复了联系。信来信往中，三兄弟之间那条被战乱割断的血脉之线，又慢慢连了起来。

春天刚到，孟熙便带着贴身卫士和一位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同学、时任补充团军需官的陈光耀，一起赶往江西景德镇。他们拜访了新四军的办事处，还与陈毅通了电话。兄弟相约——瑶里见。

两天后，陈毅亲自赶到村口迎接。多年未见的兄弟在山间小镇重逢，眼神一对，话未出口，心已先软。陈毅已多年未归，一见面便连连追问家中父母近况。孟熙话还没说几句，眼圈已红。

当晚，两人同床夜谈。

陈毅睡在墙边，大哥睡在靠外一侧，一如当年在乐至老屋的那张木板床。话题从家乡田地，说到赴法求学，又聊到川军旧识，再讲到新四军的情况。陈毅话不多，更多的是听，静静听孟熙说过去十年的浮沉。

第二天，陈毅安排孟熙旁观新四军的抗日誓师大会。这是一场极具感染力的现场。会场庄严，民众踊跃，战士列阵整齐，干部神情坚毅。

作为特邀友军代表，孟熙也被请上台发言。他谈起出川抗战一路的艰苦，也谈到了在川西各地对新四军的评价。发言情真意切，赢得满堂掌声。

几日后，孟熙随陈毅返回南昌。舟车劳顿，加之水土不服，孟熙突然病倒，经诊断为副伤寒，被紧急送入医院。陈毅虽军务繁忙，但仍安排亲弟陈季让在医院照顾，一有空便亲自前去探望。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也特意陪陈毅到医院探病，说了一句话：“和国民党打了这么多年，还真不多见像你们这样以诚相见的兄弟。”

没过几天，季让也到了南昌，兄弟三人再度聚首。

临别前，陈毅送兄长至码头。他望着孟熙的背影，忽然低声说：“道路可以不同，但心里得装着民众。抗战离不开老百姓，千万不要做有损于百姓的事情。”

兄弟都没吭声。孟熙点了点头，紧紧握了握他的手。

抗战中后期，陈孟熙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的做派极为不满。

最终选择退职之后，他回到了重庆开旅馆养病。

而此时的陈修和，已调任国民党军政部兵工署办事处长，负责昆明方向的军工调度。他在军中口碑极佳，长期往返于昆明、河内、香港之间，为前线输送器械。可惜因为不愿与贪腐妥协，仕途屡屡受限。

其实这两位兄长，都是因为太正直了，在乌烟瘴气的国军系统中屡受挫折。

1938年的时候，陈孟熙被任命为西昌行署禁烟专员。按说这是肥差一桩，查毒打私，顺手还能捞点银子。但他不愿碰。一次查获三千斤鸦片走私案，兵匪联手强行抢运，他愤然上报，反被上级责难“多管闲事”。他拂袖而去，辞职时没捞一分油水，还欠下三千元债务。

1949年，国民党节节败退，在重庆开旅馆的陈孟熙面对着种种压力，不得已重新开始了军旅生活。

但他忘不了陈毅当年的嘱托，忘不了当年的那句话。

12月，孟熙终于找到了机会，在乐山率部起义，归队人民阵营，直至1986年病逝，终年87岁。

再说陈修和，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打算让他“策反”陈毅，并许诺高官厚禄。修和当场拒绝：“我弟弟不会投靠我，但我可以去劝劝他。”蒋担心他一去不返，硬是不批。

解放战争期间，陈修和被调至东北，主持90兵工厂并担任中将总厂长。临近沈阳解放，老蒋下令炸毁兵工系统。修和一边口头答应，一边拖延不炸，最后完整交出工厂。

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中央技术管理局副局长，主持修建成渝铁路。1998年，陈修和以101岁高龄去世，圆满谢幕。

最不为人知的，是四弟陈季让。

战争年代他和兄弟们团聚的时间较少，其实他也是少将，长期留在川军系统，做过挺进纵队副司令，主政过地方。

1948年，他主动请辞，返乡探亲。次年，出任乐至县解放委员会主任委员，后在四川省政协长期任职，1988年病逝，享年83岁。

四兄弟，四条路，终归一个方向。

曾经政见不同，立场不一，一个红军元帅，三个国民党将军，各在其位，各有抉择。

但到了最后，他们没有成为敌人，而是成了历史洪流中各自担责的中国人。

历史给了他们一场命运分叉的大考，也留下一段殊途同归的家国故事。

参考资料：

殊途同归_陈毅三兄弟的乱世传奇_郑磊
陈毅对国民党将军的统战工作做到“家”了_陈德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