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过去了，家喻户晓的大寨“铁姑娘”郭凤莲，后来过得咋样了？

一条清河水，一座虎头山，大寨就坐落在这片黄土之中。沟壑纵横，梯田密布，是典型的山地农业村落。

这里曾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样板，也曾是无数人心中的理想之地。

上世纪七十年代，大寨出了个“铁姑娘”——郭凤莲。

她从山沟里走出，成了那个时代“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真实写照。

六十年弹指一挥间，如今的她和大寨过的怎么样了？“铁姑娘”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呢？

大寨和“铁姑娘”

提起郭凤莲，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基本无人不识。她不是影视明星，不是体育冠军，却曾是全国瞩目的时代人物。

她的名字，牢牢地与一个称号绑定——铁姑娘。这个称号，是她用身体扛出来的荣誉。

郭凤莲，1946年出生在山西省昔阳县武家坪村。3岁丧母后，她被送到大寨村由外祖母抚养长大。

那时的大寨，是国家扶贫地图上的“深度困难地区”。土地瘠薄，山势陡峭，年年靠天吃饭。孩子们常年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家里连一口像样的锅都没有。

小学毕业后，郭凤莲没能继续求学。那时的农村孩子没有太多选择，劳动是唯一的出路。她也不例外，很快便走进了生产队的农田，肩上扛锄头，脚下是崎岖山路。

1963年8月，一场特大暴雨几乎摧毁了整个大寨村。房屋倒塌，庄稼被毁，村民流离失所。面对灾情，村支书陈永贵没有等救济。

他在泥水里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

“我们只要有人在，什么事情都能办，有我们一把锄头两只手，一条扁担两条腿，一定能够战胜穷山恶水，一定能够战胜自然灾害！”

这句话，成为那个年代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记得的誓言。

而当时，在他的重建队伍中，有一群年轻的女孩，最小的才15岁。其中就有郭凤莲。

这支队伍后来被称作“铁姑娘队”。

人数不多，22人，平均年龄不到20岁。她们干的都是最重最脏最危险的活：修梯田、挖排洪沟、搬石头、抬土块。

一天干十多个小时，吃的是发酸的玉米面粥，拌野菜，带点盐就算是“加餐”。

手磨破了缠上布条，脚冻裂了靠炉灰烘烤。没一个人喊过退缩。

郭凤莲是这群姑娘的队长。她干活最猛，喊号最响，是陈永贵口中“真正顶得住事的姑娘”。白天带头干，晚上还要安排第二天的活计。有人病倒了，她帮着干；有人受伤了，她顶上去。

她那时候只有16岁，却比不少男劳力更能扛事。

但她不是没有情绪。她爱美，舍不得剪头发。那时提倡女孩子理短头发，穿军装，讲究朴素。

她偷偷留着辫子，晚上在家穿红衣裳照镜子。那根辫子最终还是被队友剪掉了。她哭了一场，却没因此掉队。

1964年秋天，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劳动的价值。经过一年重建，大寨不仅房屋重建，还打出了40万斤粮食。这是村里历史上的新纪录。

郭凤莲站在新盖好的土坯房前，看着一袋袋粮食堆在仓里，忍不住热泪盈眶。

大寨的变化，被上级汇报到了中央。1964年3月，山西省委书记陶鲁茄向毛主席亲自汇报大寨经验。

毛主席听后说了八个字：“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1964年底，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点名表扬了“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而郭凤莲和她的“铁姑娘队”，也由此成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典范。

从此，郭凤莲频频出现在广播、报纸、纪录片和报告会上。

她的名字，成了“劳动人民的女儿”这一身份的象征。

那个肩扛锄头、脚踩黄土、身穿军装的年轻女性，成了时代最闪亮的面孔之一。

周总理曾三次陪同外宾访问大寨，郭凤莲多次被接见。

在无数场合，她以一口山西口音，讲述着大寨的故事，讲述着农村姑娘的担当。

那个年代，属于他们。

重回大寨，未来在何方？

1964年至1978年，大寨达到了它的高光时刻。

数据显示，全国各地赴大寨学习、参观、取经者累计超过一千万人次。最盛的时候，一天涌入上万人，虎头山下人流如潮，连夜排队，通宵达旦。

广播里播的是大寨事迹，课堂上讲的是大寨经验，无数青年的理想从这片梯田起步。大寨成为全国农村改革的样本、宣传口的中心、时代的象征。

然而，1980年底，一纸调令送到郭凤莲手里：离开大寨。

离开之后，她种过果树，修过路，做过基层项目。

一晃，就是十年。十年里，她没有再踏回大寨一步。大寨也像被按下了暂停键。

曾经的虎头山，没有了朝气蓬勃的参观者，只有风穿过梯田的缝隙，卷起一片沉寂。

可她并没有忘记那片土地。

那十年，是她沉默的十年，也是她最内心挣扎的十年，却也是温暖她的十年。

她有了时间陪伴家人，丈夫和孩子终于能围坐在一个饭桌上。她常说，这是最温暖的日子。但一转身，她又陷入漫长的思考。

报纸上的只字片语，她剪下来，贴进笔记本，一张张翻，一遍遍读。每一条与大寨相关的消息，她都不会放过。

她的心，始终没离开过。

而此时的大寨，也并不好过。她离开的十年间，村里换了四任书记。虽说生活水平略有提高，但曾经那种敢为天下先的气魄，早已不见踪影。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大寨比别的地方整整晚了两年。很多村庄已经办起乡镇企业，走出发展新路，而大寨还在原地犹豫。

村民人均年收入刚过700元，生活确实比以前好，但和周边乡镇一比，差距明显。街道不再整洁，垃圾乱倒，公共秩序退化得一塌糊涂。

更令郭凤莲心痛的，是村民们的状态。她回乡调研时，发现很多人还住在当年修的“火车厢”式窑洞里。

十几年过去，这些房子连最基本的采光、排水都没有改进。更严重的是，精神状态一落千丈。老百姓见了她，一个劲儿倾诉，说生活难，说没奔头，说再也没有主心骨。

村民的眼泪落在她眼前，也落在她心里。

1991年11月15日，在一片呼声中，郭凤莲被任命为大寨村第八任党支部书记。她已经45岁，背后是十年的沉淀，面前是一地的烂摊子。没有犹豫，她选择回来。

她说：“我是给大寨人拉马车的。说实在话，这个车上就座的是大寨人，那么我这个车，究竟要把他们拉到哪里去？究竟他们应该怎么活？让大寨人思想怎么转换过来？一大堆的问题都摆在面前。当时对于我来说，就是又苦又辣。”

当时的大寨虽然有一定经济基础，但思维早已僵化，管理方式陈旧，缺乏突破口。

她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土地太少，500多亩，靠种地养不了全村人。必须搞企业，必须改机制。

她不愿让“大寨精神”被误解成“永远刨地”。

再次回归大寨的郭凤莲苦苦思索着大寨的未来……

再造新大寨

重返大寨后的郭凤莲，面临的是一个远比六十年代更复杂的局面。

那时是与自然抗争，如今是与市场博弈。她曾经带头修堤坝、挖梯田、挑土石；如今，她必须去谈合同、拉投资、搞招商。

思维要变，方式要改。她明白，再讲空口号，没有用了。

她思考许久：大寨该往哪走？靠几百亩田，怎么撑得起几千人的生活？靠集体分红，怎么让下一代有盼头？

她认为，第一件事，不是种地，也不是搞建筑，而是宣传大寨，传播大寨精神。

她认为，大寨文化的核心：不是“穷也光荣”，不是“硬干蛮干”，而是“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这八个字。

她动过写信的念头。想写给全国各地的劳模，想求助，想请教。但每次提笔，又放下；写好了，又撕掉。

丈夫贾富元劝她：“写信太慢，不如走出去快。”她听进去了。几天后，夫妻俩南下上海。在那里，他们第一次正面接触到真正的市场经济。

他们拜访了《解放日报》社，由记者牵线，去和企业家谈项目、找机会。她逐渐意识到，大寨想生存，就必须融入市场。

1992年，在她的主持下，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挂牌成立，走企业化道路。

可现实依旧骨感。第一步计划，是建水泥厂，但资金从哪来？银行不敢贷，风险太大。

最终还是她找省里，找领导，几经波折，终于筹到第一笔资金。

此后十余年，大寨先后创办十几家企业：煤炭发运站、水泥厂、衬衫厂、羊毛衫厂、贸易公司、种植基地等。

每一个项目背后，都是郭凤莲带头奔波。她请专家学管理，找顾问学经营。过去她是生产队长，现在她是董事长、策划人、谈判代表。甚至连陪笑脸求人这事，她也得学。

2009年，“大寨集团”正式注册成立，郭凤莲出任董事长。

同年，她被评为“中国十大女杰”之一。从“铁姑娘”到“女企业家”，这是身份的转换，更是精神的延续。

在产业之外，她着手打造“大寨牌”系列品牌。从最早的水泥，到后来的酒、醋、杂粮、核桃露等土特产，产品一个个走出深山，进入城市、超市、展会。

通过合资合作，“大寨”商标转化为股份，无形资产收益稳定，占比高达20%-25%。

与此同时，大寨开始修建旅游接待设施，开发红色文化旅游路线。到2018年，年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一座曾被历史遗忘的山村，再度活了过来。

郭凤莲没有忘记最初的承诺：要让大寨人过上好日子。

如今的大寨，早已改头换面。村民全部搬入新建住宅，有的是别墅，有的是楼房。三分之一的村民住上了165平米以上的新居。饮水工程全面铺设，她自掏100万元打出600多米的深水井，实现自来水入户。

教育也全面升级。她投入120多万元建设“大寨小学”，硬件设施堪比城市重点学校。从1994年起，大寨村已全面免除幼儿园、小学学杂费。

考上大学的学生可获得800至1000元奖学金。医疗方面，村民全部实行合作医疗，并额外享有村委会每人每年1000元的大病补助。

老有所养。年满60岁的老人，全部纳入养老金体系，确保基本生活无忧。

这一切，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从天而降。

郭凤莲曾站在最高领奖台，也曾回到最基层一线。她曾意气风发，也曾举步维艰。

她输过，也赢过。

如今78岁的她，仍活跃在村务事务中，仍然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员，仍然在为大寨四处奔走。

历史是有记忆的。虎头山上曾经响起的号子声，大寨村口曾经迎接的队伍，大寨精神曾经传递的力量，都没有被遗忘。

因为，郭凤莲和大寨人，一直没停下脚步。

参考资料：

“铁姑娘”郭凤莲的曲折人生 霞飞
郭凤莲的三次人生转折 傅传耀
郭凤莲和“两个大寨” 刘吾魁
“中国女杰”郭凤莲 黄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