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毛主席指着南京军区政委说：他是大学生，后说：野鸡大学

说到新中国初期的将军，许多人下意识以为：打了一辈子仗，书念不了几行。

其实，开国将帅里，私塾出身、新学堂熏陶、甚至留洋回来的，还真不少。

在大学念过书、拿过文凭的将军也有。

而杜平，就是其中之一。

可奇怪的是，这位将军中的“大学生”，从不提自己的身份。

甚至别人说起，他还连忙摇头。这其中难道有什么隐情？

毛主席：杜平啊，大学生哩！

1973年冬天，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里，来了几位重量级的军中大佬。

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轮岗，大家凑一块开个会。毛主席照例要亲自接见，每次见军队干部，他总爱用点小细节，来挑出几位熟面孔。

那天，轮到南京军区的政委进门，还没等身边人开口介绍，毛主席已经盯上他，笑道：“哦，杜平啊，大学生哩！”一句话，把屋里好几个将军都说愣了。

毛主席接着朝许世友他们转头说道：“我是师范生，他是大学生。”

气氛一下轻快了，主席平日说话幽默，懂节奏，会捧场，也会“点将”。

可杜平当时脸都红了，慌着摆手：“主席，我不算大学生。”

但为时已晚，在座的全是共和国身经百战的骨干，听得这话，一个个当场怔住。

许世友没说话，但表情说明了一切：这么多年风里来、雨里去，哪听说杜平是念过大学的人？更别说还是主席亲口点出来的。

杜平原名杜豪，江西万载黄茅乡人，家里是穷苦佃农。

父亲种田，母亲纺布，兄妹八个，吃饭都得排队。

可就是这户穷人家，硬是咬牙让他一个人去读书，乡间小学读完，又挤进县里的东洲中学，一读就是八年，算是乡里少有的“文化人”。

1927年，他中学毕业，那年兵荒马乱，谁家还指望孩子继续读书？可杜父就是一根筋，说：“砸锅卖铁也要让你出去念。”于是他借了亲戚的钱，把杜平送上了去长沙的路。

杜平进的是长沙的群治大学，两年后拿了文凭”。

那时红军里识字的都不多，大学生更是凤毛麟角。

可奇怪的是，杜平一直对这层身份闭口不提，连跟他并肩打了几十年仗的老战友都不知道。

毛主席是怎么知道的？

那还是解放后某天，跟罗荣桓闲聊时，从罗帅嘴里听来的。

当时罗荣桓提了一句：“杜平可是红军里的大学生。”

毛主席顿时眼睛一亮：“哪所大学？”

杜平有点尴尬，小声说：“群治大学。”

主席一听，乐了：

“那是野鸡大学嘛！”

一句玩笑话把气氛点燃了。

但毛主席话锋一转，又认真地补了一句：“野鸡大学也有好的。”

毛主席并不是看不上杜平的文凭，也不是贬低群治大学的意思。

只是当年毛主席本人在求学时，把凡是没听过的学校，都习惯性叫作“野鸡大学”，不是贬义，而是一种调皮的口头禅。

实际上，他对有学问、有能力的人，从来不吝赞誉。他不看学校的名气，更在意人有没有真本事。

而说回这所“群治大学”，其实并不简单。湖南群治大学办学人中不乏大人物，校董会的第一位就是章炳麟，也就是“太炎先生”——清末民初思想界的大腕之一。还有谭延闿、于右任等民国重量级政客，也都挂名其中。

将军的风范

杜平将军这一生，很少在人前提起自己“大学生”的身份。

为什么他自己总显得有点不好意思提？

按他自己后来的说法，“我是大学生，是罗荣桓向毛主席说出来的，过去我一直不愿承认自己是大学生。因为我上的是湖南长沙群治大学，是个私立大学，读了几年书。”

其实杜平将军还是太过于谦虚了。

群治大学，确实是长沙的私立学院，学生比较少，和如今动辄万人、配楼带操场的“正规军”高校相比，确实差得远。

但放在20世纪20年代，这种规模的小大学才是主流。

根据当时的记录，整个湖南长沙，民国年间创办的高等学校一共才十二所，其中公立五所、私立七所。

群治法政专门学校，就是这七所私立学校之一，后来改名为群治大学，再到群治农商学院，虽然校名换了，但底子还在。

说白了，它不是那种“野路子”，是真正的正经学堂。

等到1937年抗战爆发，长沙本地只剩三所大学还在坚持，一所是国立湖南大学，一所是私立湘雅医学院，另一所——就是群治农商学院。

国立湖南大学那年有三个学院、十一个系，教员九十多人，学生也不过五百三十几个，全省一共三所大学，加起来学生也才不到一千。

在这个背景下，杜平这样出身农村、家境清贫的人，靠自己考上、靠亲戚凑学费、靠双脚走进大学、最后拿到文凭，那叫一个“难”字贯穿始终。

杜平当年从长沙毕业，带着一肚子新知识回到老家，革命的大潮已经扑面而来。

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赤卫队、红军——湘赣边界早已不是当年的湘水楚云，而是烽烟四起的红色试验田。

万载县也不甘落后，出了个叫陈昆山的农民英雄，带着几百人组建赤卫队，还拉杜平当“政委”。

可杜平还是婉拒了。

他不是端架子。只是他读过书，明白革命要成，光靠冲劲不够，还得讲纪律、讲谋略。

于是他找到了红六军。当时黄公略当军长，郭实秋管政治工作。杜平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大学毕业。郭秘书长听完两眼放光，当场就带他去见黄军长。

黄公略一听来的是大学生，二话不说，把他安排进政治部。

也正是这一步，为他往后的军旅生涯打下了坚实的起点。

往后他即使身居高位，也始终保留着一股文化人的味道。

不是那种掉书袋的做作，而是一种内敛的修养，一种讲理不吵闹、动脑不逞强的气质。

后来当上将军，带兵打仗不输人，政治工作更是一把好手。

战争年代如此，建国之后更是。

参加朝鲜停战谈判

1951年11月，杜平突然接到命令，奉命进驻开城，参加一项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任务：停战谈判。

这事是毛主席亲自点名，要他担任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党委副书记，书记是外交部副部长、军委情报首脑李克农，成员还有乔冠华、边章伍、柴成文、解方，全是高手。

回头看，这场谈判的起点，是半年前苏联马立克在联合国提出的建议，表面上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实则是逼美国下台阶。

美方那边，本来打得灰头土脸，还嘴硬。结果到6月底，由李奇微出面，首次对外放风“愿谈”。7月1日，金日成和彭德怀联名回复，态度明确：“谈可以，但别玩虚的。”于是，7月10日，第一轮停战谈判在开城正式启动。

可惜，真谈起来，问题一个接一个。杜平到任，是11月25日。他带着政工科长凌强，还有两箱子厚厚的战俘名单，风尘仆仆赶到开城。

对于这个从战场上直接调来的将军来说，外交谈判是新活。但既然是党中央派他去，他没有半句推辞。

起初，谈判还算顺利。中朝方面主张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美方也点头。但过几天，对方突然翻脸，说要中朝军队后撤30到60公里，还要搞所谓的“缓冲区”，一看就是故意拖延。谈判陷入僵局，几次几乎要破裂。李克农和乔冠华等人先回北京，杜平也暂时回了总部。

战场上，枪炮没停。1952年，上甘岭打响，志愿军顶着美军重炮一寸一寸地往回夺。

杜平此时虽未在一线，但始终参与谋划。他清楚：敌人是想用军事压力逼咱们谈判让步。可惜他们打错了算盘。

到了1953年，美方扛不住了，主动提议恢复谈判。

4月，杜平再次奉命回到板门店，继续负责战俘问题，还是副书记，不久升任书记。这回的重点，是战俘交换。

5月3日，第一次成功交换：咱们还了684名伤病战俘，美方送回来6670名，中方其中1030人是志愿军。虽然数量悬殊，但意义重大——这是恢复谈判的突破口。

几轮交锋后，8月6日，双方终于在各项细节上达成一致。停战协议基本敲定。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中朝代表团与“联合国军”代表团在板门店会场完成仪式，美军总司令克拉克在汶山签字，金日成在平壤签字。第二天，彭德怀亲自赴开城签署协议，由李克农和杜平陪同。

签完协议那天晚上，杜平没有休息，而是当场提笔，写下《热烈欢迎朝鲜停战，坚决维护停战协定》一文，第二天见诸报端，全国人民第一时间在《人民日报》读到了他的署名文章。

可这事还没完。最耗神的，是接下来的战俘遣返工作。8月5日至9月6日，整整33天，杜平主持整个程序，安排细节，确保平稳有序。最终，共向对方遣返战俘12760名，接收战俘75799名，其中包括美军空军“细菌战犯”、高级军官，还有臭名昭著的第24师少将师长迪安。

这些美方战俘，在离开中朝营地时，不仅没有受到刁难，反而整整齐齐穿着本国军服，拎着个人行李，与护送官兵一一告别。这种“体面撤离”，在冷战初期的朝鲜半岛，几乎是史无前例的。

1954年4月15日，杜平结束了三年半的朝鲜之行，启程回国。朝鲜政府为表彰他在战争与外交战线的贡献，授予他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一级国旗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