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文韬武略征战几十年从未怕过,贾诩一计却让伟人深感忧虑

毛主席爱书，他尤其痴迷《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从十几岁开始读，一直读到暮年。

七十年如一日，翻来覆去琢磨。

他从每一句、每一策里挑刺剖析，琢磨人性，琢磨权谋。

别人读《三国》，看的是打仗，他看的是“人”。

但他却对三国中贾诩提出的一计，念念不忘，深感忧虑。

主席读三国

毛主席这辈子，有三件事是雷打不动的：打仗、写文章、读《三国》。

你要问他最早的启蒙老师是谁？说是《三国演义》，没人能反驳。

早在1913年，毛主席还在韶山私塾读书，老师念《四书》《五经》，他却偷偷翻《三国》《水浒》。

这些“闲书”，在别的学生眼里是消遣，在他这儿却成了政治启蒙和兵法指南。

他当时已经对《三国》入了迷，老师越不让看，他越躲着看，谁劝都没用。

1907年，因家境所迫，毛主席停学在家，白天种田，夜里点油灯啃小说。《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几乎成了他的精神口粮。

那时候可没有手机，也没有收音机，连电灯都没有。就是在田埂边、柴房里、灶台旁，他一页一页啃下来。

谁说穷孩子没文化？毛主席就是拿小说当学问来读的。

1910年秋，他挑着行李走了几十里去东山高等小学读书。

一头是衣物，一头是竹篮，篮里装着两本宝贝——还是那两部：《水浒》和《三国》。

那会儿他不过十七八岁，但同学早就知道他能讲一宿《三国》，不带重样，还能把诸葛亮和曹操的用兵之道讲到让你一宿不睡。

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他记笔记不是写孔孟，是记《三国》人物的评论：“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

等到了井冈山，打仗打到茶陵高陇圩，缴获了一批物资，其中就有一套谭延闿留下的《三国》。别人看的是枪和衣服，他眼里只有那一套旧书。

他笑得合不拢嘴，说：“这书来得真巧，拨开云雾见青天。”

1932年他在瑞金病倒，躲在东华山静养。别人担心的是病情，他关心的是还有没有《三国》可看。

整整五十多天，他就在山里一边养病一边读书——还是老几样：《水浒》《三国》。别人当小说看，他当战略总览来看。

长征途中，毛主席带的书早就读完。他让警卫员想办法找来《水浒》和《三国》，结果警卫员一头雾水，以为“仨锅”，提了个水壶来。

他一看，乐了，说：“书没找到，倒弄来个提水的。”

到了延安，他开始有意识地推荐干部读书。1942年，毛主席明确讲：做干部的必须读《三国》和《水浒》。

往后，1945年他赴重庆谈判，当时为他准备了一批书，他只挑了几本，其中又是那几部老朋友：还是《红楼》《三国》。

1973年，身体日渐虚弱的他，依旧记挂那本老书。

3月9日和5月26日，他连续两次让人帮他找《三国》。他游泳池边的书房里，除了常规版本外，还收藏着两套线装木刻本。

很多人说老了不宜读三国，怕影响心态。

但毛主席晚年依旧一页页重读，历史读得深了，看人就准。

读史不深，看不透人心；读人不准，谈不上治国。

对毛主席来说，《三国》不是小说，而是一辈子的思维底稿。

所以，他一生不离《三国》。不管是当学生、当战士、当领袖，还是晚年卧病，《三国》始终在手边。

有人说毛主席文胆武略兼备，其实答案早写在他案头。

翻翻他批注过的《三国演义》，或许能明白，他为什么能赢一辈子。

贾诩一计让人深感忧虑

毛主席读《三国》，从来不满足只看热闹。

他既不照搬《三国演义》的说教，也不迷信《三国志》的史实，而是把这两本书当作双面镜，一面看虚构背后的真实，一面找史实中被忽略的智慧。

他常说，《三国演义》写得生动形象，是老百姓爱听的版本；但要讲究史实，还得看陈寿的《三国志》。

小说让人记住人名，史书教人读懂人心，这两者合起来看，才算真读进去了。

毛主席提读书有两个标准，一是“要会联系”，不是看一个人干了啥，而是要想他为什么这么干；二是“要会做评论员”，不能光看，还得敢讲。他自己就是这么干的，《三国》里的人物几乎被他评了个遍。

比如袁绍，毛主席一句话打穿他的本质：“多端寡要，多谋难断。”再如刘表，说他“虚有其表”，也是直戳软肋；谈到郭嘉，他特意点出：这人足智多谋，可惜在袁绍那边没得施展。

顺带还带出了一个观点：人再有才，跟错了人也白搭。

毛主席尤其看重读《吕蒙传》。吕蒙是从行伍中爬上来的，但肯读书、能用人、会看大局，最后成了统帅。

他拿吕蒙来激励解放军的干部：出身不怕低，关键是肯学、会用。

不过最能让毛主席产生“复杂情绪”的，还得数贾诩。

这个人从董卓、李傕，到张绣、曹操，再到曹丕，几乎是每一次政治大转弯他都参与了，而且从来不是第一线冲锋陷阵的角色，但总能站在决策的关键点上，说一句话，便改写一个局。

贾诩这个人，说他是毒士，也不为过。

他帮张绣突袭曹操，差点把曹操连根拔起；又在关键时刻劝张绣归降，救了曹操一命；后来到了曹营，不是抢功、不抢位，就靠一张嘴、一肚子主意，一步步成了三公之首。

最典型的一次，是建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208年。

曹操拿下荆州，打算顺江东下，一举吞并孙权。满朝都等着东征的号令，但贾诩却提出相反的建议。

他说：“现在刚破袁绍，又收复汉南，您已威震天下。如果趁着这个时候，收敛兵力，安抚百姓，招纳人才，江东自然不战而降。”这话很清楚：不是不让打，而是劝缓一缓，先稳后动。

可惜，曹操没有听，结果一头撞上了赤壁的火墙。

这一仗，不但丢了荆州，还打乱了统一的大盘子。

从此以后，三国格局基本定型。

到了曹丕登基后，又有一次问贾诩：吴、蜀两个国家，我该先打哪一个？

换作别人，可能会说打吴易守蜀难，或反之。

但贾诩的回答是：“建国之初，德教为本。先不宜动兵。”他指出：孙权、诸葛亮、陆逊，这几个都不是泛泛之辈，水陆兼备，山川险固。此时贸然出兵，只会得不偿失。

贾诩劝的是“以文攻为先”，先稳政局，再动兵戈。

可惜，曹丕还是没听，发动江陵之战，结果死伤惨重，效果有限。

毛主席后来读到这一段，除了佩服，还有“忧虑”。

伟人看的如此长远

贾诩那个“缓图江东”“文攻胜于武伐”的建议，不只是一条军事谋略，更是一种思维方式。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典型的“和平演变”。

而这类操作，在两千年后的中国，同样出现了。

毛主席早就看出门道。

1949年建国前夕，他就已经预言：美国绝不会甘心失败，它们可能不打仗，而是另辟蹊径，用一种更隐蔽、更长期、更具腐蚀性的方式对中国动手。

于是有了《别了，司徒雷登》，有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主席反复强调：不能被糖衣炮弹迷了眼，更不能在敌人套话中做梦。

他甚至表达过：“和平演变”要想怂恿中国人，两代之内没希望，三代以后不好说。

听起来像是杞人忧天，但我们往回翻，就能发现，毛主席说得一点也不夸张。

美国的“和平演变”，其实早在光绪年间就已经开始埋种子了——起点，就是所谓的“庚子赔款退还”。

很多人一直误以为美国慷慨退还赔款，是出于善意，甚至以此为美德典范。

但稍一细查就发现，这完全是一桩政治算计。

所谓“退还”，并非把全部赔款归还，而只是退掉了他们自己“虚报冒领”的那部分。

说白了，就是多报的钱拿出来当“顺水人情”，好博一个“国际仁义”的名声。

1908年，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装模作样地宣布“将浮溢部分归还中国”，说是让中国用这笔钱去资助留学生。而真正的起因，是梁诚等中国外交官发现账目有问题，强硬交涉之下，美方才不得不“假退还、真洗白”。

但这场退钱的戏，并不是为了缓和国际矛盾，而是另有所图。美国教育界、宗教界、政界三股力量早就商量好了，把这笔“退还赔款”拿来在中国搞教育，搞文化渗透，搞意识形态的慢性操控。

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给总统罗斯福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内容大概是：谁掌握了中国这一代年轻人的教育，谁就掌握了未来中国的走向。

不必打仗，不必占地，搞好思想引导，就能悄悄控制中国未来的精英。

三十年后，一个“美国心”的中国社会就能自己长出来。

不仅是大学校长，传教士也来凑热闹。公理会的明恩溥（就是《大中华帝国衰亡记》的作者）在白宫向罗斯福建议：借“退还赔款”之机，在中国办学校、搞师范、建大学，直接影响清廷子弟的世界观——让他们从思想上、从文化上、从价值取向上变成“亲美派”。

这招，套路是不是和贾诩那个劝曹操“先安民后图东吴”的思路如出一辙？

只不过，一个在东汉末年，一个在20世纪初。

毛主席的高明之处在于，能从历史的缝隙中，做出未来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