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一肚子学问，要怎么养成？

本文转自“道术与天下”公众号，原文载自《浙江大学报》2024年6月14日，题作“一肚子学问，要怎么养成？——写给我寄予厚望的后学们”。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刚刚落成了这间中西书屋，校方又嘱笔我做一篇短文，向着成长过程中的后学，再讲讲读书、做学问的门径。那么，就从刚刚涌到大家眼前的，这一大片书山书海讲起吧。——毕竟，既然来到了这种综合性大学，那就不管体制上是如何规定的，总是要来自觉接受通识教育的。

不堪回首的是，自己在这种正待求学的年代，是连做白日大梦都做不出来，还能有这种琳琅满目的书店，那正值文化惨遭焚毁的岁月。可即使如此，我从抄家残留下来的、少得可怜的读物中，还是在一本页面破损的《马克思传》中，读到了李卜克内西对于传主的回忆，说他的头脑有如生火待发的军舰，随时准备驶入任何思想的海洋。——这样一种渊博富足的精神状态，实在让我年幼的心灵不由神往，后来也许就不自不觉地在“有样学样”了。

也正因为这种早岁的缘分，马克思才不会让我感到神秘，正如我后来在一篇卷首语中所写的：“这样一位鲜为人知的马克思，读来竟更觉似曾相识，仿佛就忙碌在邻近的哪间书房里，正一边书写和涂改着读书笔记，一边构想和调整着写作计划。于是，跟这样的一位马克思，我们也就更能平心和平等地对话，既然他实不过跟我们一样，都是在朝未知世界进行尝试性的探险。”（《中国学术》第十九期卷首语）——而且，还是在对于知识的渴望中，我晚近又在一篇序文中自述道：“不管怎么千头万绪、不可开交，预装在自家寸心中的那个初衷，仍是须臾都不曾被放下过，也从来都不曾被打乱过，那就是一定要‘知道’、继续要‘知道’、永远要‘知道’、至死不渝地要‘知道’！这个无论如何要‘求知’的初衷，早在自己的孩提时代便已形成了，因而在此后的六十多年中间，总是一旦‘知道’了这个、就马上又想‘知道’那个，一旦‘知道’了近前的、就马上又想‘知道’遥远的，一旦‘知道’了明显的、就马上又想‘知道’隐秘的，一旦‘知道’了局部的、就马上又想‘知道’总体的，或至少是能够与此相连的……”（《无宗教而有快乐·自序》）

事实上，这种“至死不渝地要知道”的心情，从来都是中外相通、千古不磨的，不然孔子就不会讲出“朝闻道，夕死可矣”了。以往的读书人，往往喜欢悬挂这样的楹联，一曰“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二曰“于书无所不读，凡物皆有可观”。前者先是语出于钱大昕，后又被曾国藩引用过；后者分别出于邹迪光和苏轼，无非是后人巧妙的集语。同样地，也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才引出了对于陈寅恪的下述评价：“陈先生以史学名家；但是，众所周知，他绝不仅仅是一个史学家，他博学多能，泛滥无涯涘。”（季羡林：《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

需要注意，这里所谓的“泛滥无涯”，并没有寻常的那层贬义，倒是显出了无以名之的景仰，甚至五体投地的敬畏。这样一来，也就引出了一层微妙的关系，即如何去看待治学中的“博与约”。——而众所周知，我本人在这方面的看法，是略微有别于俗常之见的，正如腾讯记者敏锐地发现到的：

刘东觉得做学问“博”最难，就跟“用大笔写大字”一样，“你得把它的间架搭得特别匀，这一条就特别难。不要以为你会写小字就会写大字。有人在小事上很清楚，一旦拿大的时候就会糊涂。在学术界这样的人很多，他没有办法去统摄所有知识。你这些知识不是说你光知道的多，跟书柜似的，那没用。你必须得靠这些知识，把你自己举起来，再去看这些知识，就跟写大字是一样的了，你就有那样一个视点，每一个局部放大或缩小，得出的结论都不一样，要有那种平衡感。（《不能任由中国文化凋敝下去》）

并不是说，由此也就不需要“由博转约”了。可话说回来，在至死方休的学术生涯中，那种“转折”也只是小小的过站。所以在我看来，还不如先去记取孔子的学习方法，即所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和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无论如何，正是在这种循环往复、未有穷期的进程中，在这种“至死不渝地要知道”的迫切中，才可能经由不断的回味与反刍，而一步步地扩充自家的“知识树”，无论读到哪种新颖的知识和见解，都马上把它收纳到现有的心智储备中。

接下来，也只有在“知识树”不断成长的前提下，一个人才可能在对于现有知识的巡弋中，在它的不知道哪个边界处，去发现一个若有若无的裂缝，而于无意之间灵光一闪，感觉到似乎是找到了题目；由此一来，也许自己就有可能去修补这个漏洞，从而写出具有创造性的论文来，以便获得拉卡托斯意义上的、人类现有知识的增长。而且，即使到了这种方生方成的构想中，真正能够帮助一个人浮想联翩，以便从各方面勾连其意义之网的，也仍然有赖以往建立的“知识树”，——也就是说，一个人开拓了多宽的精神视野，才有可能在多大的广度和深度上，去展开触类旁通的、饱含着激越想象的连接。

这才属于真正良性的“博与专”的关系！对于这一层关系的把握，不仅有助于我们在广阔的关涉中，去不经意地发现意义重大的课题，从而激发出内心中不可遏止的研究兴趣，并总有可能做到小中见大、曲径通幽；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在完成这个项目之后，进而去继续拓展、乃至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以不断猎获更有价值和深度的课题。——更不用说，每一次的这种专注与沉潜，以及每一次的这种返回与抽身，如果从教育学的终极目的来看，还首先是为了浇灌心中的“知识树”，好让自己的心灵成长到更高妙的层次。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耶鲁大学的帕利坎教授，才在一本讨论通识教育的著作中，也顺便指出了“大学问”的“小学问”的区别：“且不说共同的学识对本科生有什么意义，缺乏共同的学识整体也会对学术研究的前途造成严重的问题。优良的学术和恶劣的学术之间的区别是学生在研究生院学习的结果，但是，好的学术和伟大的学术之间的区别常常就是学者在专业领域之外所接受的通才训练，因此，就是一个学生在学院里学习的结果。”（雅罗斯拉夫·帕利坎：《大学理念重审》，第102页）

而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在这里可以现身说法的是，唯其有了这种“一肚子学问”，才能更好地在学术界“安身立命”。也就是说，至少从统计学的规律来看，在总是要鼓励“做学问”的大学里，有了“大学问”终究是不吃亏的。而且说到底，这要比任何刊物发表、基金申报和人脉关系，都来得更加本质、更加重要，也更加可靠、更难剥夺。——毕竟，正如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中所说的，社会所以要创办大学的目的之一，正是在于它要“奖励在世的天才”。

只不过，这也算不上教育的主要或真正指归。在《管子》中曾有一句名言，即所谓“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而这话后来又被化简为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事实上，唯有这种对于人格的长期培育，才能算得上是教育的终极目的，正如《礼记·大学》所讲的“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由此一来，就不妨再来总结前文中的说法：一方面，正是在广泛而深入的阅读中，才能逐渐掌握人类现有的知识，也才能在既紧张又自由的心态中，批判地看出这种知识尚且存在的问题，从而自然生发出解决它的动机，并且由此产生了迫切的心智欲求，要获得足以匹配这种动机的能力，这就是所谓“读书、做学问”的门径了，而这也就意味着要投身进去，加入到人类知识的永续更生之中。

而另一方面，正是在读书、做学问的过程中，受教育者的心智也是读着读着，也就在不知不觉间长大成熟了起来，而且，也正是在这样的逐渐成熟中，他还会自然感受到那种成长中的快乐。由此一来，他的个人认同就会不断有所扩张，他的人格境界也会渐次有所提升，从而把自己与不断扩大的视界连接起来，乃至于天下苍生与生灵联系起来，正如我以往对于《大学》一篇的解读：“在朗朗不断的诵读声中，借助于一连串理直气壮的排比句，这篇儒家经典向我们滔滔雄辩道：个体人类的知、意、心，必须经由不断伸延的社群——家、国、天下，才能逐步扩张本身的自我认同，直到达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廓然大公。”（《个人认同与人格境界》）这才是人们施行教育的终极目的，也才应是人们接受教育的主要目的，正如《左传》上早就对此有过定论的：“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而且，这里尤需注意的是——正如我从北大教书时就不断告诫的——在这种“三不朽”的自我要求中，不光哪些条目是不可偏废的，就连它的次序也是不可颠倒的。

由此再九九归一。大家既已有幸进入了校园，反正是要来读书、做学问了，那么，再往后不管去怎么过活，也终归都是一辈子的事儿了。也就是说，窝囊躺平是一辈子，取法乎上也是一辈子，平庸无奇是一辈子，上下求索也是一辈子，无声无臭是一辈子，轰轰烈烈也是一辈子，钻牛角尖是一辈子，做大学问也是一辈子，拘于一隅是一辈子，学究天人也是一辈子……既然如此，又有什么站得住的理由，不去付出杜鹃啼血的努力，立下毕生要持守的誓愿，去争取做一个精彩的人，一个具有高度的人，一个发展从容的人，——当然，也会是一个充满了发现之乐的人，一个不负平生所学的人，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从而是一个足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人？

惟其如此，才能对得起父母的望子成才，才算是没有虚度青春的年华，才不会辜负仅此一次的生命。

2024年6月2日

于浙江大学中西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