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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人一生离不开三样东西——死亡、税收和三星。”耳熟能详的一句话足以说明三星集团在韩国举足轻重的地位。
实际上不只是韩国,东亚另外两个经济强国——日本和中国,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都孕育出了各自的“巨无霸”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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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三星财团拥有资产2.16万亿,日本的三棱集团,资产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1万亿。
同为亚洲国家的中国,同样也有财团,据爆料,中国最大的财团所拥有的资产,远超韩日两国资产的总和。中国最大的财团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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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巨头的诞生,都深深烙印着时代的痕迹。三星的故事,始于1938年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创始人李秉喆用区区3万韩元,在今天的大邱开了一家小小的贸易商会,主营业务是向外出口干鱼和蔬菜。
在1960年代,百废待兴的韩国政府全力推动经济起飞,三星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的风向,果断地将资金投入到电子和化工这两个高附加值的产业。到了70年代,三星更是下了一场惊天豪赌,将巨额资本押注在当时前景未明的半导体领域。这场豪赌,不仅成就了三星,也直接将韩国推上了全球半导体强国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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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三菱的发家史则带着一股浓烈的铁锈与硝烟味。1870年,岩崎弥太郎靠着三艘破旧的轮船,创立了“三菱商会”。他抓住的,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疯狂进行军事扩张的历史机遇。政府的军火订单如雪片般飞来,为三菱的崛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战期间,三菱彻底蜕变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从天上飞的零式战斗机,到海里游的航空母舰,无数的武器装备都刻着三菱的印记。战争的炮火,锻造了三菱坚实的工业基础。战后,虽然它一度被强制拆分,但盘根错节的联系让它很快就以更隐蔽的方式重新整合,实力不减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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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中国,要是聊起“巨无霸”企业,有个从清朝就冒头的主儿不得不提——招商局1872年,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中发起了洋务运动。李鸿章牵头创办招商局,初衷非常明确——“自强求富”,用商业的力量来挽救危亡的国家。
招商局开创了中国近代商业的无数个“第一”,比如中国最早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堪称“中国近代商业的摇篮”。历经一个半世纪的风雨,它非但没有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反而随着新中国的建设而愈发壮大,成为服务国家战略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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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巨头一旦成长起来,便会像藤蔓一样,将触角伸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编织出一张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网络。在韩国,一个韩国人,可能在三星医院出生,住在三星建造的公寓里,用着三星的手机,甚至身后事也可能由三星的殡葬服务来操办。
这种“全周期”的陪伴背后,是三星对韩国经济命脉的掌控。它的年产值一度占据了韩国GDP的五分之一,直接雇佣超过80万员工,间接影响着数千万人的生计。它的每一次投资决策,都足以让整个国家的经济为之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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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三菱则显得低调许多,但其影响力同样深远。大多数人对三菱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汽车上,但这不过是他们的冰山一角。三菱的核心实力,始终在重工业与军工领域。日本海上自卫队每三艘驱逐舰中就有一艘出自三菱重工,超过半数的潜艇也来自其生产线,“爱国者”导弹的本土生产同样由它操盘。
它的业务版图远不止这些,金融领域的银行影响着信贷,能源领域在全球投资油气田,甚至连航天领域的火箭发射和卫星制造都有它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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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招商局,则扮演着国家基础设施基石的角色。它的网络遍布全球主要港口,从上海到深圳,其庞大的航运船队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是保障国家物流大动脉畅通的关键。它不仅仅是一个港口运营商,业务更是横跨金融、地产、工业、农业等多个领域,并且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践行者,在沿线国家进行着大规模的投资和建设。
招商局在北京、江苏等地拥有大量土地,运营着香港最大的修船厂,在高科技风险投资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这家在2024年9月位列中国企业500强第59名的巨无霸,更像是一个国家意志的延伸,它的每一个动作,都与国家的宏观战略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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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大到一定程度,它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微妙而复杂。三星在韩国,就上演了一出企业与国家权力相互博弈的精彩大戏。它享受着政府的政策倾斜,反过来又用其巨大的经济体量“绑架”了国家决策。韩国政府明知三星的垄断地位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却不敢轻易出手干预,生怕引发剧烈的经济震荡。
曾经,三星仅仅是削减投资计划,就立刻引发了韩国股市的暴跌,最后竟需要政府官员亲自出面安抚,请求其继续投资。这种局面,让三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韩国经济的“影子政府”。尽管其高管屡次卷入行贿、偷税等丑闻,但司法系统对其的惩处往往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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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与日本政府的关系,则更像是一种深度绑定的共生体。作为军工复合体的核心,三菱的利益与日本的国家防卫战略天然一致。它不需要像三星那样与政府进行激烈的博弈,因为从一开始,它就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虽然行事低调,但其在政坛的隐形影响力巨大,甚至有说法称,日本首相的决策都必须考虑三菱集团的意见。
三菱在能源、航天等领域的全球布局,也与日本提升国际地位、确保国家安全的战略目标高度协同。它与政府之间,更多的是一种默契的合作关系,共同服务于一个更大的国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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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招商局的模式则清晰明了得多。作为一家中央企业,它的首要任务不是为某个家族或股东创造利润,而是服务国家战略。它的港口航运,是为了保障国家物流安全。它的金融业务,是为了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它在“一带一路”上的项目,是为了促进国际共同发展。
它的所有盈利,最终都会上缴国库,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等民生项目。这种模式从根本上杜绝了家族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的风险,确保了企业的发展方向始终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保持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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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三菱、招商局,最终走上了三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三星成为了一个与国家共生甚至博弈的家族财阀。三菱则是一个植根于军工历史、与国家战略深度绑定的低调帝国。招商局则是一个纯粹的国家工具,一个服务于宏大战略的“国之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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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模式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它们都是各自国家历史、文化和政治体制的产物。
未来,在全球格局的持续变动中,这三位“巨人”将继续以它们独特的方式,书写着各自国家的传奇,并共同塑造着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版图。
信息来源
IT之家《真商业帝国:三星集团 2024 年营收占韩国 GDP 的 13%》
https://www.ithome.com/0/853/3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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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警惕!外媒:日本大规模扩张军力,三菱重工防务订单预计创新高》
https://www.xinhuanet.com/mil/2023-11/08/c_12122989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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