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知青口述：生产队里无好人

说来惭愧，我这个插队知青，充其量不过是个“可教育好的子女”，一度却对那些“四类分子”包括他们的子女避之唯恐不及，生怕再从他们身上沾着晦气似的。

“滑皮阿三”自不待说，他本人系地主，脾气又臭，往往在外面挨了斗，回家就拿老婆出气，摔盆砸罐，闹得鸡飞狗跳，虽然同住吉水坞，我很少跟他说话。土钱是阿三堂姪，也是地主儿子，但性格随和，父母死得早，从小学会低着头做人，通常运动倒不来搞他，跟他还可以聊几句，特别是晚上睡觉，两边房间只隔一层板壁，他会说些农村趣闻和故事，为我解闷；不过在人前，我仍会有意无意与他保持适当距离。

随着岁月推移，这种界限终究变得模糊了。因为我发现，全队二十几户人家，除了队长家、还有两户贫雇农，可谓纯金足赤、无隙可击，其它哪怕是一般的贫下中农，镂根刨底，藤牵瓜连，都可以找出一点瑕玼。

比如，某某人自己三代都是贫农，可是有个姨父当过保长；某某人虽说是下中农，但从前在镇上牲口行做过牙人，依老话说是“白相人”，言外之义就是地痞。老疤是移民，是雇农，但从前在莫干山给上海的洋人资本家看房子，老疤婶还给洋人资本家当过“相帮娘”(保姆)，这在当地农民中是极为稀罕的，不来找你，没事，一旦找到你头上，这段历史怎么解释得清?再说，老疤的大女儿嫁给了本队富农的儿子阿苗，他这个雇农就得大打折扣了。而事实上，阿苗堪称本队最老实巴结的男人，起早落晚，牛筋马力，大家都说他夫妻俩是“做煞坯”。

我们队分三个自然村，由最里面的山脚数出来，吉水坞是地主窝，不必说了；中间是梅园，一个富裕中农门下分成了三户；靠外面马路边的汪口户数最多，没有地富分子，但有几户社会关系复杂，多多少少都有“小辫子”可抓。有的本人是清白的，根正苗红，但运动中乱说话，被社队干部在群众大会上点名“敲打”过，从此政治面目也带上了污点。

有个叫来法的，算是贫下中农，但生性胆小怕事，私心较重。一次生产队仓库发现少了两张蚕匾，队长追查，大家互相猜疑，猜来猜去，疑点集中到来法身上，来法有口难辨，分别到几个队干部家里诉说，那天来到我家(他把我这个记工员也当队干部了。此时我和两个弟弟已经盖了新屋。)，说着说着，卟咚一声就跪到了地上，抹着泪，哑着嗓子喊：“亚雯姑娘，我是冤枉的啊!……”我赶紧搀他起来，说：“来法叔，你别这样，事实总归说得清的。”他还在求情：“你要替我说说啊！”我暗自想，我能帮你说什么呢？再说，我又不知道谁偷的，也不敢断定就不是你偷的。过了些日子清理仓库，重新清点，蚕匾一张没少，此事不了了之。但自此以后，来法变得愈加沉默寡言，总是耷拉着头，见谁都不抬眼皮。倒是他那个十五六岁的小儿子厉害，经常为了争一个工分、争一秸稻草，和人家吵吵闹闹，尖嘴利舌，不依不饶，生怕再像他老爸那样吃亏。

那年头，隔三差五搞运动，大运动套小运动。运动一来，大队就召开社员大会，全大队集合起来有三四百人，所以大队里最宏伟的建筑就是大会堂(其它大队也莫不如此)。但凡批判大会，上级统一布置，即便本地没抓着“现行”，少不了也要请四类分子上去站台角；有的会议不属于斗争性质，而是正常的“抓革命，促生产”，实在不需要设立“活靶子”，社队干部就会像训坏蛋一样地对全体社员“教育”一番，本大队一位曾经当过脱产干部的副支书做起报告来特别铿锵有力，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他常说的一句话：“棺材头上踢一脚，死人肚里有个数!”那个警告意味远比今天的警察训小偷来得严厉。所以，那时莫说是在运动风头上，莫说四类分子不敢乱说乱动，就是平时，就是贫下中农，也没人敢乱说乱动。人人变得知趣、识相，只要自己不是运动对象，举拳头、喊口号，谁也不落后。

今天运动斗这个，明天运动斗那个，斗来斗去，好人越斗越少，坏人越斗越多。四类分子是死老虎，斗起来没劲，逮个现行的，群情更激奋。

邻队张胜喜，是早年从“上八府”迁来的外来户，一直给生产队放牛。那年，有一头水牯牛不知怎的突然死了，宰杀后发现，有一枚钉子杂在尚未消化的草里，于是定他毒杀耕牛、破坏生产。那时候一个生产队总共才三头牛，毒杀耕牛那可是天大的罪名啊。社队又派人到他老家台州调查，因他曾给“三五支队”当过挑夫，于是又加他一个“土匪”的帽子。那个批斗才吓人呢，群众大会台上揿头、叉背、拳打脚踢还是小意思，晚上关在小屋里，逼他两个膝盖跪在一堆锋利的破瓷碗片上，双腿鲜血直流……可这人就是个硬骨头，死不认罪。几次昏死过去，醒来还说他要告到中央去。自然，嘴越硬，苦头吃得越多。也许，这中间不排除有人挟嫌报复。

他原来是有老婆的，在老家也有儿女，老婆跟他过来，嫌他太穷——你真想象不到，这里的贫下中农好歹都有瓦房，他住的地方那哪能叫房子，就是两间低矮局促的泥墙草皮。最怪癖的是悬空搭了张竹床，在床下泥地圈养了两头猪！老远就闻到一股臭味，大概从来没人进过他屋。——正好大队贫协主席癞痢阿毛新近成了鳏夫，老婆跟阿毛搭上，不久干脆搬去阿毛家住了。张胜喜咽不下老婆被人霸占的恶气，加上眼前遭受的打击，虽然事后因证据不足，未能将他送进监狱，可他从此就像祥林嫂似的，逢人就说要告状、求人替他写状纸。可他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满口谁也听不懂的外乡话，谁肯替他写状纸呢？

那是我插队六、七年后的事了，男友走进我的生活，恰巧他和张胜喜是同乡，张得知后，就跑来我家，要我男友帮他打官司。他杂七杂八地说了一大堆，翻来复去就那几句话，男友还有耐心听他说完，我却在私下抱怨男友多管闲事了。当然，男友最终也没替他写成状纸。男友问：你到底要告什么、又要告谁？告耕牛不是你毒死的，但此事已不了了之，上面也没作结论，只是让你吃了苦头，是底下社员整的，找谁说去？你告“三五支队是革命队伍，不是土匪”，下面的确不懂历史，瞎来，可你只是当过挑夫，也算不上“革命战士”啊，哪个领导会替你证明？至于你要告癞痢阿毛强占人妻，但你老婆自愿跟他去，现在还帮他说话，不站你这边，你告了有用吗？……男友最后还是劝告这位同乡：算了算了，你都五十多了，在这里蹲不住，回老家去吧，老家有儿女，还有个照应。

张胜喜后来病倒了，腿上烂疮有碗口大，终于让老家儿女接了回去。我的男友(即现在的丈夫)之后调回台州老家，凑巧认识了张胜喜的堂姪张大荣，得知此人回老家不久便死了。

老张死前有一件事，让人听了颇有触动：40年前，张胜喜和大荣父亲一同造房，祖上传下的宅基一人两间半，其时他人小能力不足，请求大荣父亲帮助，便写了一张契纸：“借米三担，十年内归还，堂间公用；如若归还不了，同意让出堂间产权。”大荣父亲将这张契纸弄丢了，临终口头传授大荣。现在老张回来，儿子嫌房屋太挤，听从姐夫挑唆，企图独占堂间。双方打了一架，村干部调解，大荣说出父亲遗嘱，村干部轮流到老张床前询问，老张一一据实回答，毫无隐瞒。村干部问，他们打架，你知道么？他说知道的，但我说了没用啊，我一开口，他们就说要把我沉塘。原来儿子女婿早就对他说了，只要他不作声，一切由他们摆平。他当时就反对：这种缺德事不好做的，我的确欠大荣家三担米，堂间公用，已经是给他面子了。我原本打算八月再去一趟“下三府”，卖了口粮归还这笔老账的。女婿和儿子一再威逼他，封他的口。事后，家里再无人理他，骂他：“天底下没见过你这种人！自己要进棺材了，做个哑佬不成，还要吃里扒外、害儿孙！”他死时，床头就是一碗吃了几天的冷粥，其实是饿死的。

丈夫之后说起此事，心里似有愧意。我亦无语。自我反省，在那个时代，心怎会变得那么冷漠？但随即又原谅了自己，“泥菩萨过江，自身不保”，哪还管得了别人？

我想，这种情况大概自古已然，普通百姓在人世间遭受种种不平、不忿，到头来含冤而殁，无声无息，就如蚂蚁、夭娥度过了一生，世界不会因他们有丝毫的改变。

当年大队合作医疗站还有个姓杨的赤脚医生，满头银发的老中医，快七十岁了。那真是个好人啊，一年到头，不论下雨下雪，不是坐诊，就是背个药箱挨家挨户巡医，从来没有休息日。我有了儿子，儿子常感冒发烧，有时半夜里抱着去杨医师家，他总是热情接待，一脸慈祥，细心搭脉、询问、开方子，从无怨言。他原本是莫干山区卫生院的正式医生，“清阶”时，说他有历史问题，被开除公职，扫地出门。大概是1974年春吧，有一天，他找我丈夫商量：可不可以给卫生局写个报告，请求复职？我丈夫说：看目前形势，正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恐怕写了也没用。于是他便也打消了念头。杨医师于77年初病故，终于未能等到让他复职、由拿工分改回领工资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