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中流砥柱——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美术作品展”座谈会举办

嘉宾合影

9月11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国家画院主办，中国国家画院创研规划处承办，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协办的“中流砥柱——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美术作品展”座谈会在中国国家画院召开。

本次座谈会以“抗战精神与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为主题，由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报》总编辑陈明主持。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徐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陈醉、王镛，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张晓凌、张江舟，《人民日报》美术编辑室主编徐红梅，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葛玉君，中国国家画院办公室主任董雷，中国国家画院创研规划处处长袁学军，中国国家画院山水画所所长方向，中国国家画院油画所所长赵培智，中国国家画院版画所所长沙永汇，中国国家画院创研规划处副处长康雷，《美术》杂志编辑部主任吴端涛、学术交流部主任杨灿伟，中国国家画院艺术家孔紫、邢少臣、李爱国、党震、孙震生等出席座谈会，并围绕“抗战精神的视觉化表达”“当代抗战题材美术的创作取向与风格特征”“主题性美术创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当代艺术对于抗战题材美术创作的影响”等议题展开讨论。

陈明（主持人、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报》总编辑）：在主题性美术创作领域中，抗战主题美术创作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抗战主题美术创作的对象是中国人民抗战的历史，这是一部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相交织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斗争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是永不磨灭的国家记忆。本次展览以“中流砥柱”为主题，汇聚了全国300余位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的341件艺术精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书法、综合材料等艺术门类，全面、多样、生动地再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历程，体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英勇抗争的民族气节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此次座谈会围绕抗战精神的视觉化表达、当代抗战题材美术的创作问题、主题性美术创作面临的课题等几个方面的议题展开，期待各位专家的精彩发言。

徐涟（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国家画院围绕这一重大历史节点组织专题创作与展览。作为国家级美术创研单位，中国国家画院始终将主题性创作作为重要使命。近年来，相继开展黄河、长江、大运河等主题项目，抗战题材创作是这一系列工作的延续与深化。

抗战题材早已构成中国现代美术史的重要篇章，不同历史时期都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李桦的版画《怒吼吧！中国》、徐悲鸿的《战马》《会师东京》、力群的《饮》、唐一禾的《女游击队员》、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到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涌现出一批影响深远的抗战题材作品，如王迎春和杨力舟合作的《太行铁壁》、邢永川的雕塑《杨虎城将军》、邢庆仁的《玫瑰色回忆》、沈尧伊的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陈坚耗时16年完成的油画《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王树山的雕塑《延安鲁艺的一天》等，展现了不同时代对抗战历史的深刻表达。

2000年后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也为抗战主题注入新高度。全山石和翁诞宪合作的《义勇军进行曲》、许江创作的表现南京大屠杀的《残日》、吴为山的雕塑《冼星海》、詹建俊与叶南合作的三联油画《黄河大合唱——流亡·奋起·抗争》等，已成为新时代的经典代表。如今，这场战争已经过去80年了，我们今天的艺术家没有经历过，那么在今天如何创作出优秀的抗战题材作品？那就是要向经典作品学习、向优秀艺术家学习。他们之所以能创作出打动人心的力作，在于他们深厚的情感积淀与长期的艺术积累。如代大权与贺秦岭合作的巨幅版画《重于泰山》，以千钧之力刻出人民群像，气势雄浑；袁武长期深耕东北抗联题材，形成厚重粗犷的艺术风格；赵奇的《九一八》、沈嘉蔚的《红星照耀中国》《百团大战》，均体现艺术家对历史的深沉回应。他们投入全部身心去创作抗战题材而绝非只是为创作而创作的“任务画”。

每逢重大节点，如2015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2025年是80周年，各类机构组织专题创作，推动新作涌现，不断丰富抗战美术的表现维度。作为国家级艺术机构，中国国家画院要将抗战题材创作作为持续推进的重要任务。值得高兴的是，一批中青年艺术家葆有家国情怀的责任感，认真探索新题材新视角，积极寻求个性化表达，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实现艺术创新。

抗战题材的美术创作，不仅是历史再现，更是民族精神的当代诠释。我们期待通过持续努力，让这一主题不断孕育新的经典，实现艺术价值与历史意义的统一。

陈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抗战题材不仅是历史记录，更是审美表达。艺术的根本在于以美育人，即便是战争与苦难，也必须通过审美的方式传达。如何将灾难、恐怖与残忍，转化为能打动人心的艺术形象，是对艺术家的巨大挑战。这需要将个人情感与历史思考，通过艺术语言转化为具有感染力的视觉形象。因此，在主题性创作中，艺术性、技术性与创作过程的研究必须被置于核心位置。这类创作不是风花雪月，而是化悲痛为力量的审美转化。

从创作机制看，国家主导的创作体制具有独特优势。画院、研究院、高校等机构在国家支持下，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无论是科技突破还是重大艺术工程，都离不开国家的组织与投入。没有这种体制支撑，许多重大题材难以系统呈现，更无法深入挖掘其历史内涵。正因有国家和全民的支持，我们才能推出如《密苏里号受降仪式》那样震撼人心的主题作品。这类创作不仅依赖艺术家的才华，更依托于整个社会的文化积累与精神支撑。

从画种角度看，油画在表现重大历史题材方面展现出较强优势。其在造型、结构、色调和氛围营造上更具写实感染力，尤其在大尺幅作品中，视觉冲击力更为突出。本次展览中的油画作品，确实在叙事深度与情感表达上令人印象深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画逊色。中国画有其独特美学，是西方写实体系难以企及的意境之美。油画与中国画各有高峰，关键在于题材与表达的契合。真正决定作品高度的，终究是艺术家本身的修养与创造力，而非画种本身。我们应客观看待差异，发挥各自优势，补足短板。

总之，抗战题材创作既是历史责任，也是艺术使命。在国家的支持下，通过艺术家的深耕与创新，我们有望不断推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高度的时代之作。

王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今天再次仔细观看展览，尤其是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新创作的一批作品，深感艺术家们投入了深厚的爱国情感。尽管部分作品因时间紧迫略显仓促，但在视觉表达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值得充分肯定。

此次展览在艺术门类上突破传统，不仅涵盖中国画、油画，而且版画尤为突出。多位老中青版画家的作品兼具力度与感染力，令人印象深刻。中国画创作也展现出丰富风格，不拘泥于写实。例如卢禹舜、姜宝林、许俊等人以“铜墙铁壁”“长城”等为题，虽题材相近，但构图与表现手法各具特色，融合象征与写意，赋予历史主题以当代审美气质。花鸟画亦参与主题表达，拓展了抗战题材的表现维度。这种多元化的探索，体现了当代艺术家在历史叙事中的创新意识。

此前我在参加“传统文化艺术中的抗战”座谈会时提出“继承抗战精神，弘扬悲壮美学”的观点。我认为，抗战题材美术创作应着力弘扬“悲壮美学”。悲壮不仅是悲剧情感的流露，更是崇高与壮美的升华，具有强烈的精神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它不是哀伤的哀歌，而是壮烈的悲歌。

从《国际歌》到《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这些与抗战紧密相关的经典作品，无不充满悲壮之音。美术领域同样如此：蒋兆和的《流民图》、张善孖的《怒吼吧！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的《太行铁壁》《矿工图》《保卫黄河》等，都深刻体现了悲壮美学的力量。然而，当前不少抗战题材创作虽有爱国激情，却往往“悲而不壮”或“壮而不悲”，未能达到感人至深的艺术高度。相较王盛烈的《八女投江》，许多作品在情感深度与艺术表现力上仍有差距。王盛烈的人物造型虽然不如当下写实精准，但是其整体氛围的渲染极具悲壮感，至今动人心魄。

真正的艺术感染力，源于创作者对祖国深沉的爱。艾青在1938年武汉沦陷时写下“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句诗之所以穿越时空，正因其情感之深、之痛、之壮。詹建俊创作《狼牙山五壮士》时，年仅28岁，却全身心投入，边听悲怆交响乐边作画，与幸存战士深入交流，最终成就经典。正是这种情感的深度投入，才使作品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因此，主题性美术创作要突破表层叙事，迈向精品力作，就必须深入理解并实践“悲壮美学”。唯有将对民族历史的深切眷恋转化为艺术语言，才能创作出真正震撼人心的作品。希望此次展览能推动我们更自觉地传承这一美学传统，将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提升至新的高度。

张晓凌（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界在国家支持下持续推出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如“一带一路”、北京冬奥会、长江、黄河、抗战等，这一现象在全球独一无二。这背后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中华民族在近代百年奋斗中付出的代价最重，重大事件最多，英雄人物最众。抗战题材不仅是一个创作主题，更是中国现代美术的精神源头和核心资源。

真正体现中国美术现代性的，并非传统文人画或所谓“四大家”，而是那些承载民族救亡意识、彰显抗战精神的作品。刘开渠先生1933年归国即投身抗战雕塑创作，其《一·二八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等作品以舍身为国的信仰铸就了艺术史上的高峰。20世纪上半叶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抗战题材创作的黄金期，产生了大量经典之作。相较之下，当下的同类创作在精神高度上呈现“阶梯式下降”——尽管技术能力大幅提升，但许多作品未能真正传达出抗战精神的深度与力量。

问题何在？关键在于两点缺失：一是信仰，二是情感。许多创作者将主题创作视为一项任务，而非发自内心的信仰追求；对先辈的牺牲缺乏共情，甚至观看相关影视都无动于衷。没有真挚的情感投入，仅靠学院技巧，难以打动人心。

当前创作普遍存在“摆拍”现象：过度依赖照片，迷信视觉真实，缺乏精神升华。作品缺少“巧思”，即对历史瞬间的深刻提炼与艺术重构。反观前辈经典，《艰苦岁月》中老红军吹笛、小红军聆听的瞬间，《黄河颂》中充满乐观主义的抒情表达，历经岁月仍震撼人心。悲壮固然重要，优美亦可动人，关键在于精神的深度与艺术的匠心。

为何我们难再出现《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渡江战役》那样的杰作？根本原因在于精神与情感的缺位。破解之道，首先，应建立可持续的创作生态，给予艺术家充分时间深入历史、体察现实，而非“救急式”创作。其次，提升认知，广泛阅读，深化理解。最后，改进组织机制，避免命题过死、限制过严，应给予创作者必要的自由空间。

百年奋斗史是一座富矿，我们只挖了一角。唯有以敬畏之心、持久之力深挖历史，重建信仰与情感，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与民族的精品力作。切勿浪费国家投入与公众期待，这是对历史最基本的尊重。

张江舟（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我认为展览很有意义，艺术创作是与历史对话、弘扬抗战精神的重要途径，通过展览，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让抗战精神在新时代得以传承是非常必要的。

当前主题创作有两点内容需要重点关注：

其一，主题创作应着力避免假大空、看图说话及对事件与人物的简单叙述，尤其要削弱概念化图解的倾向。避免这些问题的关键途径，在于在作品中深度挖掘人性的美、丑、善、恶，通过展现具体人物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人性特质，让主题创作脱离概念化图解的状况；

其二，艺术形式并非单纯的表现手段，其本身具备文化属性。以阅兵仪式为例，方阵整齐划一地排列所呈现的“集体主义美学”，能传递集体意识与团体力量，营造强烈的仪式感，唤起观者对悲壮、崇高、神圣的联想。艺术家应深入研究形式语言，让笔墨、色彩、构图等形式要素与绘画主题相契合，通过形式语言传递主题所需的审美情绪，如悲壮、苍茫等。优秀的作品应在观者未看清具体内容时，就能通过画面气息传递核心情感，这种依靠纯粹绘画语言（点、线、面、笔墨等）转化生活经验的能力，是提升主题创作艺术水平的关键，仅依靠情节、内容等叙事性元素的创作是不够的。比如名作《狼牙山五壮士》“纪念碑式”的构图完美契合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主题，是形式语言服务主题表达的典型范例，而当前能实现形式语言与主题表达高度契合的高水平作品仍然不多。

孔紫（中国女画家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国家画院艺术家）：作为中国国家画院的画家，我认为画院近年来在重大历史节点上的主题创作反应及时、组织有力，充分体现了国家级艺术机构的责任与担当。这次“中流砥柱”展览尤其成功，不仅因为大家创作态度认真，更在于展览策划上的突破——通过向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等机构借展，汇集了大量老一辈艺术家的经典作品，同时邀请部队和地方资深画家参与，使展览兼具学术深度与历史厚度。特别是部队艺术家贡献了多件重要作品，为展览增添了亮点。

从画家角度出发，我对当前主题性创作也有几点反思。

首先，中国国家画院的画家承担着重要的艺术使命。在历次展览中，我注意到一些作品极具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其中不少出自女性艺术家之手。比如康雷的作品，无论水墨还是版画，都能在形式语言上不断探索，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沙永汇的创作更是成熟而有力，令人印象深刻。此外，部分花鸟画作品也较好地融入了主题表达，值得肯定。

其次，从技术层面看，许多画家创作态度认真，但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象。一方面，画面构思与表达意愿之间的技术衔接仍需提升，如何通过构图、造型、色彩等手段更有效地传达思想，是需要持续修炼的课题。另一方面，情感积累不足的问题突出。很多创作是任务驱动、时间紧迫的“急就章”，缺乏前期深入的生活体验和情感沉淀。

以我自己的创作为例，这次选择了“女兵连”这一题材。这支队伍虽未经历战斗，但在抗战宣传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表现这样一支女性群体，我进行了反复思考，最终确定了女兵们投入到抗战前线后的优异表现。但画面在写意处理上有遗憾——为追求写意性，忽略了对一些细节的把控处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应有的严谨。

此外，当前主题性创作容易陷入模式化，形成思维定式，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艺术语言的拓展。我们应打破“主题创作=写实叙事”的固有框架，在表现形式、媒介语言上更大胆探索，赋予创作更多当代性和个性表达。这既是挑战，也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邢少臣（中国国家画院艺术家）：今年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主题的展览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弘扬正气、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用花鸟画表达历史重大题材、将花鸟画融入相关主题创作，是一个关键问题。花鸟画虽为中国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花鸟画家往往较难融入这类大型主题创作，画家需要深刻思索这个课题。

齐白石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如他画螃蟹并题“看你横行到几时”，即为抗日题材作品，这类作品兼具主题性与幽默性，做到了举重若轻。所以花鸟画寓意性强，可凭借借景抒情、比喻、联想、想象等方式，让花花草草的题材与重大历史题材相契合，表面是花鸟虫鱼，背后却蕴含深刻内涵与画面之外的深意，可见花鸟画自身就带有自然包容、内敛博大的特质。但需要注意的是，若将花鸟画画得沉重、晦涩，便会失去其本身意义。

在花鸟画创作中，要兼顾笔墨要求与对作品主题的把握，这需要艺术家实现思想与认识的转变和升华，丰富作品思想与文化的新内涵，画家需不断学习，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真正融入时代发展。

徐红梅（人民日报社文艺部部务委员、美术编辑室主编）：结合本次观展体会及近期参与的抗战主题展览策划工作，我谈几点心得。在中国国家画院与中国美术馆主题展览期间，《人民日报》美术副刊刊发了《抗战史诗的多维叙事》一文，以整体观察的方式呈现展览的特色与亮点。9月3日前后，《人民日报》共推出24块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专版。为增强主题表达、提升版式设计，社领导特别强调美术视觉语言的独特作用，推动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在包括特刊在内的15块专版中的广泛运用，这是前所未有的新举措。

其中的“大地铭记·美术特辑：以山河为碑”专版，聚焦有名与无名英雄的形象塑造，并采用“经典+新创”的方式呈现。在策划过程中，我们力求构建清晰的视觉叙事逻辑，最终采用“1+5+6+1”版面结构：“1”为特约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先生撰写的主题文章；“5”是从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漫画五个画种中各选一件经典作品，并附“抗战美术经典荟萃”目录；“6”为六个经典题材的名家新作；最后一个“1”是选取一件气势恢宏的壁画作品设计题图。专版策划力求在党中央机关报的定位、选题策划要求与美术视觉叙事规律之间找到最佳契合点，获社领导“完美”评价。

美术专版如同微型展览。在对作品的遴选过程中，我进一步体会到不同画种在主题创作、视觉化呈现方面的核心优势：中国画长于精神表达，善于运用托物言志、长卷叙事等方式超越对战场场景的再现，探寻写意精神与民族风骨的契合；油画则在历史再现与情感刻画上具有临场感，能深入塑造人物形象、渲染氛围张力；版画本身具有强传播属性，且黑白的极致对比、抽象概括能力更具现代感和精神穿透力；雕塑在纪念性与空间气场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其庄严肃穆的永恒感极具震撼力。也正是为了强化“纪念”的意蕴，今年的专版加大了对雕塑作品的运用，与文章相映生辉。

在数字艺术方面，我们正积极探索新形式。8月18日推出的短视频《江山如画·不屈》，通过数字水墨重绘技术串联16件抗战主题美术经典，实现动态叙事。在主题性创作中，原创数字艺术仍显不足。相较传统形式，数字艺术更擅长构建沉浸式体验，通过动态化、数据可视化、交互化等手段，让观众从“观看历史”转向“体验历史”。今年以来，抗战老兵老照片的数字修复等在大众传播中引发广泛共鸣。若结合最新研究成果，将更多的数字技术应用于主题美术创作，不仅能增强历史真实感，也能拓展题材边界与全球视野。未来期待更多青年艺术家与传播专业人才协同创新，在数字语境下实现历史记忆的创造性转化与融合表达。

葛玉君（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次“中流砥柱”展览分为四个部分，结合不久前令我们倍感振奋的“九三阅兵”，能明显感受到当前艺术创作积极服务国家战略的导向，展览及时回应了时代关切。同时，展览也集中呈现了近年来主题性创作的成果与问题，涉及国家叙事、现实关怀与艺术创新等多个维度。

首先，展览体现了“范式建立”与“历史激活”的双重特征。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黄河大合唱》《八女投江》等经典，主题性创作逐步形成了一套视觉范式：如金字塔式构图、庄重的灰调或“红光亮”色彩体系。这些范式在本次展览中仍有延续，许多作品因情感饱满而依然动人。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范式固化”带来的问题——部分作品陷入模块化叙事，语言陈旧、构图雷同，导致视觉疲劳。形式的重复若缺乏情感支撑，便难以引发当代观众的共鸣。

其次，情感投入与历史真实至关重要。詹建俊曾表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土油画”虽然在技法上不够成熟，但是情感真挚、感人至深。王盛烈晚年重画《八女投江》，技法更精，却自认不如20世纪50年代的原作，正因后者情感更充沛。列宾为创作《扎波罗热人写信给土耳其苏丹》曾深入乡间十年，完成数千幅写生。反观当下，一些历史题材创作出现时代错位（如宋代场景出现明清器物），说明田野考察与生活体验的缺失。杨之光为创作《永不休战》深入农村，绘制数千张速写，正是这种“创作即研究”的态度，才使作品具有生命力。主题性创作不应只是短期任务，而应与艺术家的个人经验深度结合。

最后，语言转化与视觉迭代正在发生。展览中一些作品尝试突破传统模式。如《雁门关大捷——守卫家园》运用蒙太奇手法，打破线性叙事；黄小宁的《旗舰》以卡通化语言进行隐喻表达；《历史的记忆——四行仓库》通过氛围营造，使观者仿佛置身现场，实现“润物无声”的沉浸感。这些探索表明，中青年艺术家正尝试用新语言对接新观众。

此外，数字技术与互动装置的引入也值得关注。展厅中《殇——南京大屠杀》的装置、陶宏的《二战功勋飞行员——唐铎》，都拓展了主题表达的媒介边界，增强了当代传播力。

总体而言，新时代以来，尤其自2014年以来，主题性创作正从“范式建立”迈向“新史诗建构”阶段。未来的发展不应仅追求规模与数量，而应在主题导向、艺术语言、社会传播、国际影响与观众接受等多维度实现综合提升，构建更具生命力的创作生态。

董雷（中国国家画院办公室主任）：今年多家艺术机构都举行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相关纪念活动，其中中国国家画院举办的“中流砥柱”展览具有较高学术品质。

这次展览的优势首先体现在选题切入的角度上。展览聚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无数的英雄人物、“地道战”“铁道游击队”这些耳熟能详的抗战故事都成为展览的重要内容，精准锚定了“中流砥柱”的主题内核，让观众直观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引领作用。

在展品组成方面，展览既有借展的经典作品，也有当代名家的新作。比如借展的《黄河大合唱》素描稿，展现出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同时，当代名家围绕抗战题材的新作，也不乏情感饱满、打动人心的佳作，为展览注入了鲜活的当代艺术视角。此次展览选题内容丰富多元，板块设计别具新意，组织严谨、实施合理，其中多件作品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孙浩的《密苏里号受降仪式》、晏阳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等。

主题性创作就像命题作文，有很大的难度，我们就是要追求主题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通过作品，艺术家要在呈现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凸显个性化的艺术风格，以达到艺术的真实。此次创作也引发了自己更深入的思考，在山水画的主题性创作中，不仅要客观再现自然景观，还要表现山水的精神内涵。比如这次我表现的是太行山，因为在抗战历史上，太行山诞生了太多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件，我就是要将太行山呈现在宏阔的祖国山河之中，以表达我心中崇高、宏伟、雄壮的太行精神。

袁学军（中国国家画院创研规划处处长）：作为主题性创作的国家队和主力军，中国国家画院精心策划了此次展览。展览在一年前就报文化和旅游部相关部门立项，画院依托立项内容策划选题。选题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们的多轮撰写和遴选，确保了主题的历史真实性和思想深度。

此次展览跟以往不同，我们不仅邀请了中国国家画院的艺术家，还广泛邀请了全国画院系统、高校教师及各美术机构著名艺术家共同参与，体现了开放性和广泛性。在策展机制上，采用策展人制度。策展人从主题、结构等方面对展览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提升了展览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在评选过程中除了我院艺术委员会专家对参选作品在艺术方面进行认真评审外，还特别邀请了党史、国史、军史专家对作品进行严格把关，确保了历史事实的准确性和艺术表现的生动性。

展览最终呈现的341件作品涵盖了中国画、油画、书法、版画、雕塑、综合材料等多种形式，展现了艺术家们多元的创作手法和深厚的艺术功底。为丰富展览内容，还借用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央美术学院、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单位的典藏作品。总之，本次展览紧扣时代脉搏，以多元创作手法构建了当代叙事，为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提供了新的艺术参考，更好地以美术作品展现爱国情怀、民族气节、英雄气概和革命必胜信念。

方向（中国国家画院山水画所所长）：“中流砥柱——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美术作品展”不仅展出了中国国家画院艺术家专为项目创作的新作，还系统梳理并展出了近现代以来的抗战题材美术作品，使展览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更具多样性与历史纵深感。在短时间内，中国国家画院组织如此大规模、高规格的展览，实属不易，充分体现了相关部门出色的协调能力，以及艺术家们对重大历史题材的深刻把握。

主题性创作是新中国美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经典之作均出自此类题材，也实现了美术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我们常以这些经典为参照，思考今天的创作能否产生新的经典。对此，必须正视当前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首先，主题性创作必须建立在对历史的深度挖掘与真实还原基础上。这要求艺术家对素材进行长期、系统地收集，并深入现场体验，而非碎片化、短期化的任务式操作。如何将创作与现实、历史真正结合，是我们面临的关键挑战。

其次，创作要有思想高度与学术深度。艺术家应对历史有独立的认识与反思，通过历史题材表达对生命、人性的深层思考。这需要创作者具备良好的修养、思辨能力和独立思考精神。当前一些作品之所以显得“假大空”或沦为“画照片”，正是因为缺乏深度思考，仅停留在图像拼贴与主题套用的浅层，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

情感投入决定作品的感染力。正如多位老师所言，信仰与真情是创作的灵魂。只有全身心投入、饱含热情的作品才能引发共鸣。艺术家需找到能触动心灵的切入点，让图像超越表象，传递精神内涵。而这需要时间沉淀与思想积累。

此外，部分创作略显拘谨、僵硬，过于追求还原具体场景或图像，反而限制了艺术想象力。真正的艺术表达应是自由奔放的，唯有如此，作品才会有温度、有深度，充满创造力。尤其对年轻艺术家而言，避免生硬表达尤为重要。

最后，艺术语言的探索至关重要。主题性创作不应局限于个人风格的“舒适圈”，而应根据主题需求，主动寻找最恰当的表现语言。例如，表现悲壮崇高的历史事件，若笔墨过于秀丽、细腻、唯美，可能难以匹配主题气质。因此，如何拓展笔墨表现力，建构更丰富、多元的语言体系，以适应不同题材与意境，是每位艺术家都应持续探索的课题。这一过程本身，也将推动个人艺术语言的不断完善与升华。

赵培智（中国国家画院油画所所长）：作为画家，我想谈谈对主题性创作，特别是革命历史和抗战题材的一些思考。

首先，不是每位画家都适合创作这类题材。以我自己为例，这次展出的是七八年前转型期的一幅作品。2020年我画过一张风格更成熟的作品，但最终没有选送。我认为画家创作必须“有感而发”，需要有充分的情感积累，才能在某个时刻迸发出来。同时，题材还要与个人的艺术语言相契合，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这样的作品才可能成功。

其次，宏大叙事与个性化表达如何协调，是当前主题性创作面临的重要问题。虽然创作形式看似丰富，但整体上仍存在模式化倾向。好的作品应避免陷入单一、僵化的模式，否则难以打动人心。

第三，我们对“历史真实”如何认识。艺术家在处理历史题材时，不可避免地要进行选择、裁剪和重构。我们艺术虚构能力仍显不足。近期我看了一部东北抗日联军题材电视剧《归队》，它在情节设置和人性刻画上远超同类艺术作品。剧中真实与虚构交织，深刻展现了极端环境下人性的复杂，引人入胜。这提醒我们：艺术创作离不开虚构，唯有如此，才能深入精神内核，增强感染力。

最后谈一下关于艺术语言与时代的关系。我们是否调研过：这类展览的观众是谁？有多少年轻人愿意来看？如果只是业内观摩，美术的社会影响力将十分有限。近期中国美术学院“黑神话：悟空”展，观众排队买票，非常火爆。其背后是高度精良的视觉设计和符合当代审美的表达。这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的艺术语言与当下年轻人的审美需求之间，究竟存在多大距离？如何让主题性创作真正走进大众，走近下一代，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沙永汇（中国国家画院版画所所长）：这次展览我看了，也对比了中国美术馆的同主题展览，感觉我们这个展览非常立体。特别是看到了一些珍贵的手稿展品，整个展览按照清晰的历史脉络划分板块，很有吸引力，也很有学术分量。

我注意到，本次展览是今年中国国家画院的综合性展览中版画作品较多的一次。尤其看到前辈们的木刻作品，深感它们不仅具有艺术价值，更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从最初的策划到最终呈现，这样一个从无到有、从蓝图到现实的过程，凝聚了太多人的心血，非常不容易。

说到本次展览中我的版画作品，是十年前创作的作品，也是我的第一幅主题性版画套色木刻作品。作品耗时近一年半，也正是这次创作，真正把我带入了主题性创作的领域。因为我的家乡在尚志市，对那段历史有特殊的情感，加上初中时还参演过相关电视剧，所以创作时投入了很多心力。

今年，我有幸成功申报了国家艺术基金的组织创作项目，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合作，将用版画形式表现近年来我国在航空、航天、核能、船舶、能源等科技领域的最新成果——“国之重器”，项目预计明年完成。

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主题性创作绝不是简单地把图片拼接起来。它需要提炼深层的文化内核，要有大历史观。比如画C919大飞机，我们的任务不只是画出飞机本身，更要挖掘背后的技术传承——甚至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三星堆的青铜锻造工艺，让古今文明产生对话。我们要讲的，是这些大国重器背后的故事和历史脉络，而不是简单地摆几个人、展示一架飞机。上个月我们在伊春开展了相关培训，过程让我很感动，专家们上午提问题，学员下午就连夜修改，有的老师一晚只睡一个小时，就为了把作品完成得更好。这种投入和执着，正是我们做好主题性创作最需要的精神。

在语言表达上，我坚决反对完全依赖照片。既然是版画创作，就要用版画的本体语言来表达。同时，主题性创作也要注重构图和当代视觉语言的融合，避免作品看起来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样式。

康雷（中国国家画院创研规划处副处长）：此次展览时间紧、任务重，筹备过程中经深入思考和多方协作，积累了诸多实践心得。“中流砥柱”这一核心基调定下来之后，经与专家研讨，最终确定了“民族脊梁”“众志成城”“得道多助”“维护和平”四个板块，旨在联结历史与当下。

筹备中，我们的团队通过细化选题、深度解读、召开座谈会、组织采风写生等“组合拳”推进工作。在筹备、借展过程中付出诸多心血来协调推进。

在策展过程中，我也从中总结了一些经验：一要保障作者们充裕的创作周期，如明年的重要展览活动今年就已启动写生项目；二要让党史、军史等专家提早介入，助力年轻艺术家学习、成长；第三，团队应尽力寻找本身具备高超的艺术语言，又与展览主题高频共振的作品。

布展时经专家悉心指导，按板块陈列，打破常规，以结构性叙述让作品释放更大能量。此次展览作品三分之二为新创作，不同于其他场馆以馆藏或定制为主，是中国国家画院在主题性创作与国家视觉叙述上的崭新实践，为未来举办展览积累了很多经验。

吴端涛（《美术》杂志编辑部主任）：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各类展览众多。通过横向比较可见，中国国家画院的“中流砥柱”展主题鲜明、策划用心。策展人康雷老师介绍道，展览不仅面向全国征集作品，还召开动员会并邀请老艺术家分享经验，充分体现了中国国家画院的组织力与引领作用。这一做法不仅超越了简单的馆藏活化或系统内联动，更是针对当前主题性创作中存在的选题扎堆、同质化、论证不足、青年艺术家经验欠缺等问题的积极回应。

主题性创作需平衡组织力量与个人创造。组织优势在于整合资源，推动艺术家、理论家、历史学者和策展人跨学科协作，并强化传播与展示效果。但若组织过度主导，易导致创作同质化、概念化、流程僵化甚至“急就章”出现。反之，若完全依赖个人，虽能彰显个性与真情实感，但受限于资源与视野，选题易显随意。因此，理想状态是将组织优势与个人主动性有机结合。本次展览在这一平衡上的探索值得肯定。

当前主题性创作的关键，是解决“画外功夫”与“画内功夫”的结合问题。这要求艺术家不仅具备扎实的基本功，更要锤炼形象思维能力，并持续积累学识修养。

以杨力舟、王迎春二位先生的《太行铁壁》为例，他们多次深入太行山写生，走访老战士与群众，积累了大量一手素材。但如何在有限尺幅内集中呈现？最终，太行山崖壁在夕阳下的雄浑形象激发了灵感——将人物塑造成如浮雕般的群像。他们表示，这一灵感并非偶然，而是源于早年学习雕塑所培养的艺术感知力。可见，形象思维的深度，取决于艺术家的综合学养。

在后续创作《太行烽火》时，他们避免重复，又从敦煌壁画的“异时同图”构图中获得启发，结合拼贴手法实现时空贯通。这再次说明，形象思维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形象关联，其根基在于深厚的“画外功夫”。

近年来许多优秀创作也体现了这一点。如陈治、武欣伉俪的作品积极借鉴传统绘画以视线传导为线索形成的“气韵回旋”构图方式；李传真老师在创作中也积极借鉴了唐代《宫乐图》俯视视角和平面透视的方式。今天的优秀艺术家，往往也是深谙美术史的学者。

最后，当前主题性创作的主体仍是人物画，而画好人物画的核心是人，是解决人的问题。王式廓先生就曾表示，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题材，都必须深入观察现实生活，理解当代人的情感与关系。而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正在于对人的理解不够，将人物形象简单化处理。唯有真正理解生活的复杂性，深入把握人性本质，才能从丰富素材中提炼出打动人心的艺术形象。而这也正是主题性创作的根本所在。

杨灿伟（《美术》杂志学术交流部主任）：今天这个展览特别突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战“中流砥柱”的历史地位，也为理解延安木刻的艺术价值提供了重要视角。事实上，若要讨论抗战精神的视觉化表达，延安木刻无疑是其中的代表。它艺术表现的丰富性与历史价值，可从菊地三郎、郭沫若、江丰三人的不同视角得到体现。

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推动者，菊地三郎在1950年发表的《中国的木刻》一文中对延安木刻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延安木刻饱含中国共产党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将农民塑造成奋起抗争的群体，成为世界革命的新动力，这对日本美术具有重要启示。他甚至还谈到尽管国统区某些著名木刻家掌握了娴熟高超的技术，但在他看来显得“干瘪”，相比来说，他更推崇延安木刻中古元、彦涵等艺术家对新生的劳动人民的描绘。而在郭沫若看来，相对于国统区木刻，延安木刻呈现出一片乐天的景象，对于人民的教育意义也来得更为直接，观者从中不仅可以得到艺术的欣赏，还可以得到环境的认识，不仅可以看出艺术的进步，还可以看出生活的进步；还特别谈到作品的朴素味尤其令人神往。在江丰眼中，延安木刻反映了解放区军民改天换地的革命面貌，作品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战斗气氛，内容充实、情节生动，以富有生活内容而获得群众的喜爱，具有鼓舞群众、教育群众的有效作用；艺术风格趋民族化。

尽管三人都对延安木刻持肯定意见、予以高度评价，但由于每人的切入点与侧重点不同，所归纳的也就存在差异。但这也折射出延安木刻的启示，即深入到生活、人民、火热的斗争中去的木刻艺术，拥有无限生机与发展可能，进而迸发出闪耀、多彩的光芒；其进行民族化、大众化的实践，映射出现实主义艺术手法与道路的广阔，也由此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战文艺的蓬勃发展，体现了人民性、时代性与艺术性。而这对今天的主题性创作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党震（中国国家画院艺术家）：中国国家画院举办的“中流砥柱——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美术作品展”是一个非常成功、富有意义的展览，无愧于时代。它不仅体现了学术高度，也展现了中华民族凝聚力。从中国国家画院领导到专业画家，再到全国各地的参展艺术家，大家都以高度的责任感投入其中。作品深刻反映了创作者对历史、对抗战、对生命的理解，整体水平代表了当前全国美术创作的最高水准。此外，针对自身的创作，谈一点个人感受，我们身处怎样的时代？如果艺术创作不能以真诚表达自我为前提，而仅仅被视为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那么热情就会逐渐消退。回顾《八女投江》等经典作品，它们之所以感人，正是因为创作者对那段历史怀有发自内心的情感。而今天，这种真挚的创作热情正在减弱。艺术家更应思考如何表达属于自己的真实感受，能画出“说真话”的作品，守住艺术的本分与良心，才是对观众的尊重。

孙震生（中国国家画院艺术家）：这次参与“中流砥柱”展览的创作，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再教育过程。我们，尤其是“90后”“00后”年轻一代，对抗战历史缺乏切身感受。我们举办纪念活动、创作主题作品，正是为了重新回顾历史，铭记历史，让英雄人物和伟大事迹不被时间冲淡，始终保持鲜活的记忆。

在查阅史料的过程中，我对抗战历史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挖掘到许多感人的细节。我的作品《松山的孩子们》表现的是松山战役。松山战役亦称松山会战、松山之战，是1944年中国军队在滇西对日军进行的一次大型反攻战，是云南抗战时期最为惨烈和关键的战役。战役中牺牲了大量战士，最后甚至征召了许多少年士兵。我以此为切入点，展现“娃娃兵”的英勇抗战，呈现他们小小肩膀担起救国救民重担的无畏精神，并加入一个傈僳族小女孩给战士们送干粮，体现军民一心、共御外侮的深厚情怀。

正如多位老师指出的，当前主题性创作中存在审美疲劳、拼凑感、假大空、形式化、概念化等问题，这些是我们今后创作中必须警惕和避免的。无论是美术还是其他艺术形式，我们纪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以艺术传递珍爱和平、捍卫人类尊严的共同信念。

座谈会现场

编辑 | 刘 晶

摄影 | 武广宇

制作 | 殷铄、刘根源

校对 | 安亚静

初审 | 殷 铄

复审 | 马子雷

终审 | 陈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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