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洪学智下放农场养猪，被猪气得大喝：我可是开国上将洪学智

“1970年10月12日，老穆头，今天给你送个‘新徒弟’。”门口话音刚落，豆腐坊里热气翻涌。说话的是随车而来的警卫员，语气轻描淡写，却把空气搅得微微发紧。

豆腐香和蒸汽混成一股辛辣气味，钻进鼻腔。那位刚换下军装的五十多岁男人，摘下军帽，用袖口抹了把汗，笑着自报家门：“叫我老洪就行。”他声音并不高，嗓子里却带着不容拒绝的硬度，像磨得发亮的刺刀。没人猜到，他的军衔曾经是上将。

胜利农场坐落在吉林金宝屯外围，四周雪松和泡桐把院子围得严严实实，门外那条土路一刮风就能扬起一墙灰。车子离开后，老穆头随手丢了根木棍给他，让他搅拌刚点完卤的豆花。老洪的腕力出奇稳，棍子旋得飞快，卤水一丝不漏。老穆头抬眼瞥他，心里嘀咕：这人手劲不小，怕不是干过行当。

没人敢多问身世。文革正酣，牌子一挂，干部也得掀锅铲。洪学智先前在省农机厅、重工业厅都干过硬活，却被突兀地下放。一夜之间身份清零，他连解释都嫌多，此刻看锅看火，比看不见的政治风向要简单得多。

豆腐坊干了三天，县里点名让他去粮库搬运。仓门一开，麻袋像小山，少的也有一百五十斤。青壮汉抡着肩膀都犹豫，他却二话不说，上跳板、下跳板，脚步极快。年轻人不服气，悄悄算过，老洪一天扛了近九十袋，肩膀只蹭掉一层皮，不吭声。夜里，他抬着嗓子喊舞步口令，让一群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跟着学华尔兹，月亮照在院子，仓库的砖墙都震得嗡嗡响。小伙子服了：这老头是块钢。

农场缺肉，决定自养一批猪。场部挑来挑去，竟把饲养任务塞给了洪学智和孙炎峰。饲料紧，清早小猪饿得嗷嗷叫，尖嗓子赛过闹钟。猪仔冲垄沟，拱青苗，跑得比兔子还快。孙炎峰追得满头汗，老洪抡扫帚无果，急得拍栏杆吼：“喂！我是开国上将洪学智，你们也敢造反？”院子一静，猪哼两声又散开，满地尘土。场里人都笑翻，不久这句话传成了农场顺口溜。

第三天夜里，洪学智摸黑把孙炎峰推醒：“走，挑担子。”俩人摸到镇里的小酒厂，换来两担发酵后剩下的酒糟。回农场，他把酒糟混上熟糠慢火熬，稠得像粥，香味窜满猪圈。猪仔们吃得打滚，没多久全横七竖八地睡成一片。再喂，再睡，五天之后竟乖得跟猫似的。

饲养法子传开，邻近生产队也来套用。酒厂本是把酒糟往河里倒，如今竟卖起副产品，每月净收三百块。农场年底分肉，整条村都说老洪有两把刷子：一个自走式联合收割机拉动的是粮食产量，一锅酒糟煮出来的，则是白花花的猪肉。

可别以为他只会埋头苦干。夜里点灯时，老洪翻着旧笔记，记录猪的日增重曲线，偶尔圈两条横线，写下“粗蛋白不足”四个字。孙炎峰好奇，悄悄凑近看，被老洪一把按住肩膀：“小孙，数据得留，免得下回瞎撞墙。”口吻笃定又随和。

一年多过去，省里调令姗姗而来。走那天，下着小雪，车子停在豆腐坊门口。院子挤满人，老工人递上一包烤苞米，年轻人塞进背包两条咸鱼。洪学智把背包拉链拉开，从里头掏出一双套鞋、一件军绿色棉衣，分别塞给最拮据的两户：“别嫌旧，棉花还实。”一句话堵住众人鼻子眼泪。

卡车卷尘远去，爬满霜花的窗户映出农场人站成一排的影子。没人再把他当普通老洪，可他留给众人的印象，却偏偏是那句半真半假的玩笑：“我是开国上将，又不是会被几头猪难住的人。”

1986年秋，他重回金宝屯。农场换了大门，几排砖瓦宿舍替代破旧的土屋。座谈间隙，他指着自己仍挺拔的腰板和厚实手掌说：“当年搬袋子、熬酒糟，身体筋骨都是那阵子练出来的。”老人脸上沟壑纵横，却精神极好，听众里不少昔日小伙已生出白发，仍不自觉端坐，像当年听他讲笑话一样，想听他再多说几句。

有人疑惑，一个上将被派去喂猪是不是浪费。洪学智没回避，他说岗位卑不卑，全靠人怎样干。如果连哼唧的猪都驯不住，战场再大也不过是空谈。这句话不算豪言，听者却沉默良久，仿佛院子里又飘起豆腐香，再远一点，是圈里猪踏着薄雪翻身的窸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