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春,冀东丰润的黄土岗上,吴德生在茅草屋里,
爹娘是种地的,一年到头啃窝头、喝稀粥,土里刨食的日子苦得像嚼沙子。
村里老人常说李大钊的故事,地头歇晌时听着“革命”“解放”的词儿,心里慢慢热乎起来。
1931年九一八炮响,东北的难民逃到冀东,哭着说日本人烧房子、抢粮食,
19岁的吴德听得攥紧拳头,地里的活儿扔了,
跟着村里几个读过书的后生闹革命,发传单、贴标语,夜里钻玉米地躲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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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冬天,北风卷着雪粒子,一个戴毡帽的人找到他,
在破庙里点着油灯念了誓词,他成了共产党的人。
那时候没想过以后咋样,只知道这路得往前走,既是被逼的,也是自己选的。
入党后,吴德在京津唐一带搞地下工作,化名串胡同,
和拉黄包车的、摆摊的使眼色递纸条,煤黑子出身的矿工最信他。
1934年开滦煤矿大罢工,他蹲在井下巷道里,听矿工骂工头、说黑话,用糙理儿讲革命,
罢工那几天,他揣着窝头在矿上转,警察的枪托砸过来就缩脖子,转头照样跟人咬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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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级让他回冀东拉队伍,有人说他“敢把天捅个窟窿”,
带着人在山神庙里开会,油灯映着二十多张豁牙的脸,说“反正都是死,不如拼了”,
暴动队伍缺枪少弹,他就带着人摸日军据点,抢了三杆步枪高兴得一宿没睡。
1940年春天,日伪军“扫荡”得紧,组织上让他去延安,
临走前摸黑看了眼矿区的灯,心里跟猫抓似的,这土疙瘩还没翻过来呢。
1940年吴德到延安时,土布褂子还带着冀东的煤渣子味儿。
白天在窑洞听报告,晚上蹲在油灯下抄笔记,把“实事求是”四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却用力。
整风运动时他被分到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
和人接头时递过掺着米汤的情报,也在茶馆听特务吹牛,回来蹲在墙角拿炭条画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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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中共“七大”开了50天,他作为代表发言,
攥着衣角说“矿工兄弟就认实在理”,台下笑,毛主席也笑。
日本投降后他背着行李回冀热辽,在林西煤矿蹲了半年,
和矿工一起下井,手上磨出茧子,骂起克扣工资的工头比谁都凶。
1948年东北解放,组织上调他当唐山市委书记,兼冀东军区政委,
办公室就设在矿上废弃的工棚里,桌上总摆着搪瓷缸子,谁进来都能喝口水说话。
1949年开国大典那天,他在唐山矿上听广播,跟着矿工一起鼓掌,
巴掌拍得通红,从煤黑子堆里出来的人,最懂这天底下的江山,得靠实心人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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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吴德调进北京,任燃料工业部副部长,管全国煤矿。
他蹲惯了矿上,进了部委开会就发懵,听不懂“综合平衡”,回去翻字典查“计划经济”,
第二天找司长拍桌子:“别整虚的,煤挖不出来,工厂就得停工!”
1952年平原省撤销,他拎着行李去天津,管工业抓生产,跟资本家谈判时烟不离手,
对方说“成本太高”,他直接蹲车间看流水线,三天后拿着账本怼回去:“浪费的煤够烧半个月!”
1958年又调吉林,冬天揣着窝头跑油田,
跟钻井工人睡工棚,冻裂的手抓着油管说“石油就是血,得给国家供上”。
从部委到地方,官越当越大,可他开会总坐第一排,
说“离得近听得清”,有人说他“土”,他笑:“我本来就是种地的,洋玩意儿得学,但根不能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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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春天,北京来电话时,他正在长春的工厂里看炼钢,安全帽上还沾着铁屑。
1966年夏天,北京来的电话直接打到长春市委,说毛主席点了名,让他去北京市委当第二书记。
他连夜坐火车进京,住进中南海招待所,第二天就去人民大会堂开会,
主席见了他说“你是工人出身,懂基层”,他心里明白,这是让他来管“文革”的烂摊子。
刚开始那两年,批斗会开到半夜,他坐第一排,不说话,
只拿铅笔在纸上记人名,有人说他“滑头”,他听见了也不恼,照样蹲在机关食堂啃馒头。
1967年“一月风暴”后,北京军区和地方造反派闹矛盾,周总理让他兼任北京军区政委,
他穿着军装去部队,跟军长说“枪杆子得听党指挥,这是死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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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追悼会刚过,他就被华国锋找去谈话,
10月5日晚上,他带着卫戍区的人进了秦城监狱,迟群拍桌子骂娘,
他让战士直接按住;谢静宜哭哭啼啼,他背着手站在走廊抽烟,等铐子锁上才转身。
收网快得像抄家,天没亮人就都押进了地下室,
他回市委办公室喝了杯凉白开,看着窗外说“总算没出乱子”。
那几天北京街上很静,他每天照样去市委上班,只是路过天安门时,会多看两眼。
1978年冬天,三中全会开了41天,他坐在会场后排,
听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新词儿,手里的铅笔没再像延安时那样记满本子。
有人说他“跟不上趟”,过去常来汇报工作的人,现在在走廊遇见只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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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春天,他给中央写了辞职报告,
钢笔尖在“恳请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那行字上顿了顿,还是签了名。
办公室的藤椅还没坐热五年,收拾东西时只带走了一个搪瓷缸子,
还是1948年当唐山市委书记时发的,边儿都磕掉了。
有人劝他“再争取争取”,他摆摆手:“年纪到了,该给年轻人腾地方。”
1995年冬天,北京的风跟冀东老家的一样刮脸,82岁的吴德在医院里咽了气。
没留遗言,床头只放着个磨掉瓷的搪瓷缸子,还是1948年当唐山市委书记时发的那个。
追悼会开得简单,老战友来了几个,后人穿的黑衣服都是现买的,没人致悼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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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按他生前意思,骨灰撒到了冀东的山里,那片他年轻时钻过的玉米地,如今早成了林子。
有人说他“胆子大”,从开滦煤矿的巷道里摸到北京的权力中心;
也有人说他“会转弯”,从革命青年到建设干部,再到后来的激流勇退。
可翻开档案,写的都是干了啥:领导罢工、搞过暴动、管过矿山、抓过坏人、后来辞了职。
一辈子没离开过“土”和“铁”,土是冀东的黄土,铁是煤矿的铁轨,
也是后来北京那夜收网时,战士枪上的铁。
风一来,沙一扬,路就得往远处走,
他就这么走了82年,跟北方好多普通人一样,只是碰巧站在了几个风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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