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年焦裕禄逝世，临终前向组织提出唯一心愿：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

“主任，别为我浪费钱，把那点药费省给兰考吧。”1964年5月12日凌晨两点，病房走廊的灯光昏黄，焦裕禄虚弱却固执地对值班医生说。医生愣住了，一时间不知如何接话，只能轻轻点头。

病危通知贴在门口，纸张被前来探望的人群碰得卷起了边。干部、农民、学生，黑压压挤满楼道，他们想见一眼那位天天与他们并肩治沙的县委书记。焦裕禄看着窗外的夜色，低声嘟囔：“沙丘还在刮风，群众还得干活，我却躺在这儿。”他随后向组织提出那唯一的请求——送他回兰考，把他埋在沙丘顶上，“好让我死后还能盯着那片沙。”

为什么一定要回兰考？答案埋在两年前的冬天。1962年12月，他第一次踏入兰考，风沙吹得人睁不开眼，地里的碱霜像白雪。县里开会，他一句客套也没说，直接摊开地图：“风沙、内涝、盐碱，咱们得各个击破。不改变兰考，我不走。”有人偷偷摇头：这话听着像口号。可第二天黎明，他已经骑车出了城，挨村摸底，一连跑了十几个自然村，鞋底磨破，笔记本却记得满满当当。

接下来的几个月，他把“除三害”当成生命。风沙大，他带头种泡桐，盐碱重，他号召挖沟排碱。夜里收工，他用树枝在沙地上比划防护林带的走向。有人劝他先建办公室，他挥手：“树种下去才是办公室。”这样的工作强度很快压垮了身体。开会时他常把右腿搭在椅子上，用膝盖顶住肝部，脸色灰白却摆手示意继续发言。兰考人看在眼里，暗暗心疼，却拗不过他的倔强。

医生最早在1963年春天就给他写过治疗单，一副药三十块。那天他摸了摸口袋里的工资票，苦笑着把方子折起放回怀里：“三十块能换多少麦种？”后来同事偷偷给他抓药，他不但推辞，还板着脸批评：“灾区干部怎么能吃这么贵的药？”说完把药退给药店，自个儿转身下乡。

同事们都记得另一件小事：1963年春节前，他想回山东老家看望老母亲，身上只有两百块，硬是向县长借了三百才凑齐路费。可他穿的棉衣却没棉花，空心一件。县长急了，拉他去买布料，焦裕禄只选最便宜的粗布，嘴里念叨：“能挡风就行。”

转折发生在1964年3月21日。这天他骑车查看水利工程，半路肝痛发作，冷汗直冒。同行干部劝他回城，他却推着车艰难上坡：“我不信这病能把我撂倒。”当晚又去参加县里碰头会，话刚说两句，人便直挺挺倒在地板上。组织这才强行把他送至郑州，随后转北京。手术探查的结果——肝癌晚期，医生只敢把“慢性肝炎”五个字递给他。焦裕禄看了看化验单，苦笑，没有多问。他比谁都清楚：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回到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他仍惦记兰考。卓兴隆去看他，他拉着卓的袖子：“春天栽树的节骨眼，泡桐不能误，群众盯着你呢。”卓兴隆刚应声“放心吧”，焦裕禄便疲倦地闭上了眼。

从5月10日起，病房外的人越来越多。有人悄悄塞进一篮鸡蛋，被他夫人退了回去：“他没让自己吃过一个鸡蛋。”有人带来高级营养液，也被他摇头：“钱要花在治沙上。”很快，他的意识开始模糊，护士多次记录“昏迷——复苏——昏迷”，可每次短暂清醒，他都重复那句请求：“把我埋沙丘，别花钱。”

5月14日下午四点，抢救无效，他的心电图成了一条直线。噩耗传出，兰考县一下子像被拔去了灯芯。靳梅英老人摸黑冒雨，步行几十里到县城，看着公告栏上的黑边遗像，呆呆站了一夜。两天后，运送遗体的汽车驶进兰考，沿途十余万群众守在道路两侧，哭声此起彼伏。棺木抬向沙丘时，绳索被七八双手死死拽住，有人哽咽：“再等等，再看看焦书记。”直到县里干部劝：“他太累，让他歇歇。”人们这才放手，却又一齐扑到墓坑边，用双手把黄土一把一把撒下去。

葬礼过后，家属整理遗物，只找到一只老式手表和两本翻得卷角的书——《毛泽东选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手表被留给孩子，书被送进县委资料室，后来又成了纪念馆的展柜。工资条、奖状、存折，一个也没有，他的全部财产大概就是那身洗得发白的旧粗布。

多年过去，兰考风沙渐止，泡桐成林。有人路过沙丘墓地，会顺手掬一捧黄土，低声说一句：“焦书记，沙快治好了。”治沙成果固然离不开国家投入和技术进步，但当地群众始终认为，第一锹土是焦裕禄带他们刨下的，这个事实永远改不了。

写到这里，忍不住加一句私下感受：历史并不总因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被记住，更多时候，一座县的小变化、一棵树的成活率、一位书记的倔强，才在老百姓心中留下最深的刻痕。焦裕禄临终前那唯一的心愿——回到沙丘——看似简单，却把“为谁而活”的答案写得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