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不断推出抗战题材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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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文艺报1949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不断推出抗战题材力作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 周年文学创作研讨会发言摘登

抗战文学意义非凡

□白 烨

在血与火的抗日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抗战文学，书写中华民族在抵御外敌中同仇敌忾的不屈抗争，凸显中国共产党在救亡图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战争期间在宣传抗日、鼓舞士气和揭露敌人罪行等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特殊功能，战后时期在铭记历史、歌吟英雄、弘扬抗战精神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抗战文学的这种历史性的重要地位，贯穿性地不断演进，既使得抗战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一翼，也使抗战文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构成。

抗战文学成就巨大、意义非凡,这主要体现在：第一，与历史同步行进。因为事件本身的紧要性与重大性，更因为作家自身的敏感性与责任心，几乎是在抗战爆发的同时，反映它的作品就接踵而至，从此文学就与抗战相随相伴、同频共振。这些作品具有鲜明的在场性、及时性，成为抗战历史的一个重要构成，并且充分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重要战斗作用。第二，成就了红色文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二十年里，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一直呈现革命历史题材与农村现实题材两类写作双峰对峙的格局。而在革命历史题材写作中，抗战题材的小说写作又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抗战题材创作长盛不衰。第三，已成为重要的精神宝库。抗战文学以独特的方式集中展现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它具有文化启蒙、思想洗礼、精神冶炼的熔炉性功效与宝库性意义。因此，抗战题材成为中国作家们常写常出新、中国读者们常读常爱读的重要题材。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我们期待更伟大的抗战题材作品

□孟繁华

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以最大的牺牲保卫了自己的国家。这样的历史背景一定会产生伟大的传世作品。《黄河大合唱》《延安颂》等，不仅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决心和意志、为实现民族的全员动员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同时它们也成为那个时代标志性的经典作品一直流传到今天。每当我们听到那气壮山河的雄伟旋律，保家卫国的万丈豪情都会让我们眼含热泪。

在现代中国，抗战文艺创作，很早就全面展开了。特别是1934年，田汉开始为上海电通影片公司创作一部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剧本讲述了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到奔赴抗日前线的故事。这是一段在民族危亡关头诞生的充满激情与力量的故事。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立刻引起了轰动。它的歌词凝练有力，旋律激昂奋进，完美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敢斗争的精神。在文学方面，东北作家群创作了重要的抗日作品，如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等。随着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抗战题材的文学创作也随之日益高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当代文学史上确实也涌现了一些表达“抗战记忆”的作品。这些作品有鲜明的大众化特征，也更注重描述战争胜利的过程，以及人们对战争必然胜利的乐观信念。

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我们对战争本质更深入的揭示还远远没有完成。希望我们能够创作出既超越过去也超越西方的、反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作品。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作家出版社已出版11种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主题图书

以小说记录三峡抗战历史

□叶 梅

在长篇小说《神女》中，我以鄂西、三峡抗战时期的大抢运、石牌岭大战、护送国宝等重大事件，呈现了这一地区从1933年到1945年间的抗战风云及社会风情，描述了各种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主人公覃九河的血性、覃义蛟的勇武，凤娘的仁慈和坚韧，中共地下党员覃远蛟、秋芳的睿智勇敢，周捷等中国军人的不惧生死，都是三峡抗战史的真实写照。小说通过描写比利时神父德尔沃、美国飞虎队员汤姆、英国舵手迈克等人物，以及《联合国家宣言》的签署和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等内容，使峡江的怒吼汇入人类反法西斯的宏大合唱。历史证明，没有中国战场的持久抵抗，法西斯势力可能更早席卷亚洲；没有国际社会的支援，中国抗战的胜利或许会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这种紧密相助的情谊，如同明亮的星火，一直闪烁在人类反抗侵略和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

关于抗战题材的文学书写，需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还必须深入开掘战争记忆的当代价值和文化意义。长江三峡融汇了巴楚文化和多民族文化，文学撷取其浪漫主义的想象赋予历史诗意，让尘封的历史焕发出照亮当下的精神光芒，是《神女》一书积极的探索。书名《神女》来自著名的三峡奇峰神女峰，也来自长江母亲河的象征，书中的凤鸟则来自三峡一带的巴楚民间信仰和神话原型等，让战争叙事超越时空，阐释长江文化和民族精神，形象地体现抗战不仅是军事和政治的胜利，也是多元地域文化在战争熔炉中的淬炼、更新和升华。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长、长篇小说《神女》作者）

努力创作出新的史诗

□王久辛

中国长达14年抗击日本侵略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为人类扭转共同的命运，赢得胜利，获得和平，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我们应该牢记历史，并从历史中汲取精神和力量，以确保人类的命运始终牢固地掌握在文明与正义的一方。这是人类捍卫生存与发展的精神防火墙，天下所有有良知的作家、诗人，都应当自觉地为铸牢这个精神的铜墙铁壁而奋斗。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多年以来，我陆续创作了多部抗战题材长诗。在写作长诗《狂雪》的过程中，我调动了我学诗写诗十多年的所有积累。我知道，我写大屠杀不是为了写大屠杀，而是写最真实的人性，写蒸腾着的思想感情，写灵魂深处血流不止的巨大牺牲。但是不能夸张，不能嚎叫，我必须沿着有史可循的真实去想象、去写作。而且，表达越简练、越精准、越形象、越生动，意蕴就越丰富、越有冲击力。

我觉得，要写好历史的大事件，就绕不开宏大的主题、离不了宏大的叙事，因为历史本身就是宏大的。问题的关键是：你如何表达？如何能够创造一个激动人心的新境界？回顾这么多年来的创作，我感到宏大叙事并没有过时，而且依然热切地渴望着、呼唤着诗人作家们——亲近历史、深入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打捞出属于文学、属于诗歌的历史，为书写好我们明天的历史，而努力地去创造新的史诗。

（作者系诗人、长诗《狂雪》作者）

抗战文学的“空间叙事”

□高 渊

“诺曼底公寓”建于1924年，1953年更名武康大楼，如今已是百岁高龄，但在岁月洗礼下历久弥新。近十多年来，门外楼下每天都是观者如云，而且越来越热闹，成了上海毫无疑问的网红建筑。我写长篇小说《诺曼底公寓》，既是写这幢极具上海地标性的大楼，也是写抗战时代风云变幻的大时代，更是写这幢楼里悲欢离合的中外人物。

《诺曼底公寓》以武康大楼为核心叙事空间，时间从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延续至1946年。小说通过公寓内华人与外侨的群像，展现上海在抗战时期的独特面貌与城市精神。作品努力将宏大历史节点与日常生活细节交织，使读者在真实的生活质感中感受到历史的厚度。

在《诺曼底公寓》中，空间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更是推动情节发展的核心动力。诺曼底公寓的物理结构，如底楼门厅、顶楼“船长室”、楼外环形走廊、可远眺苏州河的屋顶平台，我都赋予了强烈的叙事功能。

这是基于真实历史背景的虚构故事，是诺曼底公寓的爱恨情仇，是昔日战乱年代的市井百态，也是老上海的生命协奏。记叙大楼里的人，是记叙大楼曾经的往昔，记叙那个时代共同经历的历史，也是记叙这座城市不被忘却的记忆。在我内心，期待在钢筋混凝土的沉默中，聆听历史的回声，书写人性的诗篇。

（作者系上海作协专职副主席、长篇小说《诺曼底公寓》作者）

文化抗战背后的故事

□范 稳

在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再度通过文学世界来回望我们民族这场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战争，弘扬战争中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反思战争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戕害，呼吁世界和平、反对任何非正义的野蛮战争，这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云南既是抗战的大后方，也是抗战前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快速占领了缅甸和越南，并把战火烧到云南境内。在对参与过抗战的老人的采访和对抗战历史的学习梳理中，我确定了自己对抗战题材作品书写的方向——即文化抗战。这其中的主角是那些身怀民族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是那些在颠沛流离中仍然在用手中的笔书写、在舞台与银幕呐喊的文艺工作者。

我的第一部反映抗战题材的作品《吾血吾土》就是写一个西南联大投笔从戎的学子的抗战经历和人生命运。在第二部抗战题材作品《重庆之眼》中，我除了写一群戏剧人在日机轰炸下坚持以演话剧来唤醒民众、坚持文化抗战的顽强精神外，我还涉及一个新的世界性话题：即对战争的反思和战后赔偿问题。一个作家如果能用手中的笔，为我们民族伟大的抗战历史，进行形象生动的文学呈现，塑造出本民族的抗战英雄，描绘出一个普通中国人在民族危亡关头的家国情怀，这就是作家的光荣。

（作者系云南作协主席、长篇小说《吾血吾土》《重庆之眼》作者）

抗战题材创作的世界面向

□王 尧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段历史，世界史学界有“二战叙事”，中国文学界有“抗战文学”和“抗战题材文学”，是文学的“二战叙事”。我认为，“抗战文学”或“抗战题材文学”是“二战叙事”的一部分。当我们今天讨论抗战题材文学创作的成就和经验时，事实已经存在“世界面向”这一参照系。我个人的基本判断是，新时代抗战题材文学创作丰富了文学的“二战叙事”，也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西方的“二战叙事”对中国抗战意义的轻视。

新时代抗战题材创作的重要成就之一，是打破了宏大叙事、宏观叙事、微观叙事、新历史主义叙事等思潮和方法的纠结。尽管创作者可能仍然有所侧重，但抗战叙事不再以解构宏大叙事为创作动机。在微观叙事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宏大叙事的影响。这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是复杂的，需要每个作家去思考。

军事史，或文学叙事中的军事斗争，是抗战的主题，但不是全部。新时代抗战题材创作仍然重视军事斗争的书写，但延续到文化、教育、日常生活领域，文化抗战、教育抗战、日常生活的抗争也成为文学创作特别是非虚构创作的重点。这拓展了以往抗战叙事的范围和主题，民族精神、民族气节、民族认同等在多方面得到反映，人性、人的命运感有了多维度的表征。这是新时代抗战题材文学创作的“世界面向”。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长篇小说《桃花坞》作者）

长在脊梁里的骨头

□祝 勇

我出生在东北沈阳，那里是14年抗战开始的地方，我的家距离“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北大营只有几公里。我从小就喜欢东北作家群的作品，迷恋他们苍凉、粗犷、壮阔的风格，感动于东北的冻土掩盖不住的血性与激情。我虽是一个长期从事散文和非虚构写作的作家，但我始终渴望着能写出萧红《生死场》、骆宾基《边陲线上》、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那样具有文学张力、更具有历史厚重感的小说。

今年初，我出版了长篇小说《国宝》，聚焦抗战时期的故宫文物南迁。在战火纷飞的危局中保护文物，保护文明的火种，无疑是另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同样需要以无私的精神、非凡的勇气去面对家破人亡，面对流血牺牲。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人物，在静默无声中，宣示着英雄主义的强大内涵。在小说中，我讲述了他们从无助到抗争、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着力刻画出丰满的人物形象。

《国宝》还试图展现人们从国破家亡之痛到民族精神觉醒的全过程，从而昭示真正意义上的国宝，不只是我们民族数千年流传下来的珍贵文物，更是全体中国人在国难当头之际，在共产党领导下迸发出的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强大力量。作家舒群说，祖国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是长在脊梁里的骨头。在巨大的苦难中，无数有骨气的中国人，为民族的生存，为文明的延续，上下求索，奋斗牺牲。作为故宫人，我希望我的《国宝》能够慰藉在南迁路上奉献牺牲的故宫前辈；作为写作者，我希望我粗粝的文字不会辱没抗战文学的英名。

（作者系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长篇小说《国宝》作者）

用真实的力量去打动人

□李春雷

对于抗战历史，我们要有一个全面的清醒认识，要有一个历史的真实备份。这一切，需要音像，需要档案，需要史学，但也更需要真正的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

2004年，我租下一辆面包车，并邀请了三位文史和军事专家同行，从河北省最南部的涉县出发，纵穿太行山，一路向北，直达山西省最北部。时间20多天，行程数千公里。其间，踏访了包括神头岭、响堂铺、娘子关、平型关、忻口等十多个战场，采访100余名当事人，搜集资料200多公斤。当年采访过后，我创作了纪实作品《赤岸》《铁壁铜墙》。由于当时自己尚处年轻，功力不足，致使作品远不够成熟。

20年过后，我对历史、对战争、对人性都有了比较全面且深刻的认识，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有了一些感悟和提升。所以，今年以来，我把当年采访的故事重新创作出来，形成了纪实文学《兰花怒》。在创作时，我更多地还原时代氛围，写出他们的怯懦与坚定、脆弱与柔韧、踟蹰与勇敢。特别是在故事叙述上，真实还原，决不虚构，完全用真实的力量去打动人。

其实，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文史学者，要用学者的心志和使命，去搜集、去采访，去记录。这是一种审慎，一种严谨，一种历史责任感。只有这样，笔下的记录才能抵达最大限度的真实。在最大真实的基础上，用精致的事实剪裁和精妙的文字叙述，记录这一段真实的岁月。只有这样，才能把后世读者带进那个时代现场，打通跨时代的距离感。

（作者系河北作协副主席、报告文学《赤岸》《铁壁铜墙》作者）

铸民族之魂 鸣世界之音

□徐锦庚

优秀的抗战作品，应当具备三种核心品质：历史深度、思想高度和艺术感染力。要实现这三者，需从以下三个维度着力。

第一，立高望远，以大历史观超越立场局限。应当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从历史中认清现实，在回望中洞察未来，使作品具备宏阔的格局和深远的眼界。抗战书写，必须把握历史主流，探究事物本质。唯其如此，作品不仅还原往昔风貌，更能助益当代认知；既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彰显革命精神的时代价值。

第二，求真辨伪，以严谨考据还原历史本相。历史写作，往往倚重二手甚至三手资料，考验作者的辨析审视能力。我们虽无法重回历史现场，但可借助最新学术成果，结合实地寻访、文献对比和逻辑研判，最大限度逼近真实，经受得起质疑和考证。唯有尊重历史，才是敬畏历史。求真，赋予作品以厚重，也赋予其说服力。

第三，生动书写人性，以艺术创新引发共鸣。勇敢与善良、宽容与慈悲，懦弱与自私、贪婪与歹毒……这些情感体验，皆为人类共有。中国抗战文学要真正迈向世界，必须在人性书写上下功夫。通过细腻的情节刻画、生动的情景再现、鲜活的故事推进和跌宕的命运展示，塑造出立体饱满的人物形象。要让英雄回归“人”的本体：他们有信仰，也有困惑；有壮举，也有挣扎。其行为既要符合历史真实，也须契合人性逻辑。

总之，让我们以笔为槌，铸民族之魂；以文为钟，鸣世界之音。最终，写出对得起历史、对得起时代的杰出作品。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山东分社原社长、报告文学《台儿庄涅槃》作者）

致敬那些奋战的人们

□张庆国

我的抗战题材长篇非虚构作品《绿色的火焰》，写的是抗战后方的文化活动。全书七个部分分别取名为：思想、声音、杏坛、光亮、歌唱、舞台、秘密。内容涉及学者的思考与著述、诗人的写作、大学教育、图书出版和报业、音乐歌舞、戏剧和文物保护。为了写这部书，我请教了专家，全面学习和研究了抗战史与抗战文化史。同时，我用100多天，从北京的卢沟桥开始，从北到南，纵贯半个中国，去到了书中将会写到的15个省25个地区。我随时随地掏出手机，站在现场，在手机记事本上写作，记录现场的场景和我心中涌现的情感与思想。我写了15万字的采访日记，整理了50万字的采访录音文字。

在《绿色的火焰》中，我用人物来结构整个文本。我不想平面化地重现历史，而是让历史和现在两个时间段相互注视。我想让作为作家的“我”也成为书中的一个描述对象。所以，最后完成的文本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历史人物和事件，一个是调查、讲述和引导者“我”。这就形成了一种时间对望的结构，产生了艺术空间。

我认为，中国的抗战题材文学书写要面向世界，要从民族和国家的问题出发，延伸到人性、生存与死亡、战争与和平等层面。在艺术手法上，应该更注重创新，更具有当代性。做到这些，中国抗战题材的写作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

（作者系云南作协原副主席、非虚构作品《绿色的火焰》作者）

写出历史的精神动能

□胡妍妍

抗战题材文学创作，考验着作家文本以外的功夫，考验着一个作家的历史观与历史情感。可以说，对抗战历史的认识高度决定着抗战书写的高度。血与泪，国耻与家仇，颠沛流离与生死相隔，这巨大的创伤怎么隔着时空让今天的读者感同身受？与此同时，应该看到，这场战争带来的民族觉悟和人民团结程度，也是前所未有。它是一场中华民族的生存之战。80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从鲜血染红的记忆中辨析来时路，一直在从来之不易的胜利中凝铸精气神。一部抗战史，不仅是战斗史，更是心灵史，是取之不竭的骨气与志气源泉。抗战文学书写要能把这种精神的动能写出来，并且以精神为脉，把弥散的历史重新凝聚和贯注起来。

而今天，新时代的抗战题材文学创作，其实也赶上了当代文学在新的时代背景、新的媒介环境、新的技术条件下遇到的最棘手的一些问题，比如真实与虚构的界限问题、总体性与个性化的关系问题。它的解决与应对之道，本身也孕育着这一主题新的生机与可能。

历史无言，但历史一直被讲述，并且一直在等待下一次讲述。期待有更多作品迎向这一主题的挑战，用文学留下记忆，用文学传承精神，也通过不断的艺术创新，淬炼出新时代文学的深度、锐度和高度。

（作者系《人民日报》文艺部理论评论室副主编）

抗战书写的崭新气象

□丛治辰

新时代作家对于抗战的书写非常多元，而且极具创新性。像赵德发《大海风》这样的作品，不仅勾勒出近代以来我们民族历尽苦难、不断抗争的恢宏历史，而且以惊人的耐心、繁杂的细节、出色的笔法，描绘出一个生机勃勃的富于地方性和中华性的民间社会。中华传统文化当中最优秀的部分下沉、弥散在这样的民间社会，从中孕育出主人公邢昭衍那样既具有传统儒家士人风骨，又具有现代视野和进步观念的民族企业家。还有一系列作品，和《大海风》一样，深入到中华文化的深处，在文化层面揭示了我们取得抗战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此外，有的作家作品从跨国的文化冲突写起，钩沉与抗战有关的惨痛的家族秘史。尽管小说家似乎仍将历史视为最核心的隐秘，但已经于无意之间，表现出以历史疗愈当下的能量。对我们民族自身的更为深入的理解，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更强有力的共情，我以为这应该被视为新时代文学重要的新的创造。

尽管有关抗战的书写已经如此令人振奋，但相关创作似乎仍有令人期待的、可继续发掘的余地。文学应该是能够深入理解和形象表述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的，其功用应该不输给人类学和社会学。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新视域下的抗战叙事

□傅逸尘

近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范围的成功践行，为新时代中国文学敞开了宏阔的世界视野和人类共通的情感结构，已经成为一个摆在中国作家面前的兼具现实与历史意义的命题。这个命题的核心是全人类的视角与格局，表达的是对人类命运的整体性关切，是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真诚向往。

带着这样的视野回望历史，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奋战、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史实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生动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亦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胜利。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抗战叙事对历史、对战争、对人性的理解和把握应更具概括力、想象力，作品也应更具总体性、超越性。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新的历史与文学观念，创作主体更加关注战争历史中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个体记忆与民间传奇，试图打捞起那些关乎集体命运也牵系国族历史的记忆碎片，廓清战争与时代晦暗驳杂的面影。

新的时代方位和文学坐标下，我们对抗战叙事的理解和判断不应再拘囿于特定题材内部，而要看作品能否突破题材的狭限，上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视域、新观念、新方法，进而与世界文学经典对话。

（作者系辽宁作协特聘签约作家）

内容来源：《文艺报》2025年9月12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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