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44年的重庆。
蒋介石坐在黄埔石屋的阳台上,手里捻着一串念珠,眉头紧锁。
参谋总长何应钦小心翼翼地走进来,低声说:“委员长,豫中传来急报,汤恩伯的部队……已经退到洛阳外围了。”
蒋介石手一抖,念珠散落一地。他盯着院子里跳动的光影,半晌没说话。终于挤出一句:“这些人啊,扶不上墙……”
这一幕,正是豫湘桂战役大溃败的缩影。
此时中国抗战已进入第七个年头,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似乎近在眼前: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打翻了希特勒,英美军队在诺曼底准备第二战场,美军航母和B-29轰炸机已将日本压得透不过气。
所有人都觉得,日本不过是垂死挣扎。
但就在这时,国民党军队却在中原、湘南、桂北连续溃败,一口气丢了60万兵力、146座城池,把辛苦坚持七年的抗战成果拱手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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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起点在河南。
1944年春,冈村宁次启动了“一号作战”,十五万日军南下,目标直指郑州、洛阳、开封。
蒋介石在接报时,仍在衡山养病,身边的随从甚至劝他:“委员长,日本海军都没了,哪里还有力气打仗?不过是虚张声势。”
然而仅仅三十多天,三座重镇相继失陷。
洛阳城破那一天,守军拼死突围,连百姓都提着锄头棍棒上街抵抗。
但汤恩伯的几十万大军,却在毫无章法的调度中四散而逃。河南老百姓咬牙切齿,把“水、旱、蝗、汤”并列成灾难,讽刺这位将领比天灾还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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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到重庆,军政高层依旧松懈。薛岳在湖南的参谋会议上甚至断言:“日军已无力再攻长沙。”谁知日军二十万大军很快扑来,衡阳之战打得血肉横飞。
城内守将方先觉死守四十七天,弹尽粮绝才突围。薛岳却未能及时驰援,导致衡阳孤城陷落。
守军将士哭喊:“我们不是败给了日本人,而是败给了自己人!”此言传遍大后方,士气顿时跌到谷底。
广西更是惨烈。
日军十六万从湖南、广东、越南三面夹击,国军三十万大军土崩瓦解。
桂林、柳州、南宁相继失守,连七个空军基地、三十六个机场都毁于一旦。
02
这场大溃败,不只是军事上的耻辱,更是政治上的转折。美国人原本寄望中国能牵制日军,甚至计划由中国军队反攻东北、配合盟军登陆日本。
开罗会议上,中国风光一时,被称为“四大强国”之一。
但豫湘桂战役一败,美国人心凉透顶。雅尔塔会议时,罗斯福把中国排除在外,单独拉上苏联和英国,秘密决定战后亚洲的格局。
蒋介石再也没有资格坐在大国博弈的牌桌上。蒙古的独立、远东势力范围的划分,中国只能接受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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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前线溃败的同时,后方的腐败更让人心寒。四大家族争权夺利,贪污公款,大发国难财。各地官僚巧取豪夺,河南饥民流离失所,却还要被军阀勒索苛捐。
重庆物价飞涨,短短几年翻了一百倍。老百姓买不起米,连纸币都用秤来称。
国民党的军阀割据,更让战局雪上加霜。薛岳不肯救衡阳,是怕自己兵力消耗后失了地盘;汤恩伯望风而逃,是只想保存实力保住位子。彼此视友军为炮灰,明争暗斗,哪里还有抗日的气概?
更荒唐的是,蒋介石还死守“防共大于抗日”的思想,四十万精锐驻扎西北,盯着延安的八路军,而不是正面迎敌的日军。眼看中原沦陷,国民党却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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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国统区一溃千里,另一边的解放区却在悄悄崛起。
豫中会战时,国民党丢了九万平方公里,但八路军趁势收回五万;1944年,八路、新四军主动出击,打了两万余次战斗,消灭二十六万敌伪军,收复七十座城市。
解放区的土地扩大到九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接近一亿,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总兵力突破百万。相较之下,龟缩在大西南、畏首畏尾的国民党,已经失去了中原的主动权。
03
战争的结局,从那一刻其实已埋下伏笔。
重庆的黄昏里,蒋介石对着随从感慨:“日本亡在明日,但中国的命运,还未可知。”
他或许没有想到,豫湘桂战役的失败,不仅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落千丈,更把国共的天平彻底扭转。
老百姓看得明白,谁在真打日本,谁在敛财苟安。战后的解放战争,也不过是这场大溃败的必然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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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春,美国记者白修德走访重庆,见到一位老百姓。他问:“你们希望谁来打败日本?”
老人苦笑:“日本迟早要败,可我们更怕的是自己人。”这句沉重的话,正是豫湘桂战役留给中国最深的伤痕。
这就是1944年豫湘桂战役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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