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军衔不停给毛主席写信，面对劝说只是摇头，最终上将降为中将

1955年8月，一份最新版的授衔名单送到中南海，毛主席看到“陆军上将 徐立清”六个字时，轻轻点头；几乎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干部管理部的一间办公室里，徐立清却把刚刚起草好的信纸折成三折，准备再一次寄往中南海。信里只有一件事——请求降低自己的军衔。

消息很快在少数高层流传。罗荣桓找到徐立清，皱眉问：“你真打算这样做？”徐立清只是摇头，又摇头，没有多说半句。这幅倔强的表情，罗荣桓在抗战时期见过无数次，他知道，劝阻的难度不亚于攻打一座固若金汤的碉堡。

时间拨回到1929年冬，麻城烈风裹挟着火药味。十九岁的徐立清加入红军后不久，就主动要求随突击队潜入敌占区。身边战士悄悄打量这个穿旧棉袄的“文书”，没想到他冲锋时一马当先，用缴获的汉阳造指挥射击。十天，十多名土豪被捕，百余敌兵被击溃。血与火的磨砺，让他迅速摆脱“埋头写字”的刻板印象。

接下来的六年，他几乎把全部青春交给长征与反围剿。1935年，张国焘企图把红四方面军拉向错误道路。徐立清在一次干部会议上直言：“红军不是某个人的私兵。”屋内瞬间死寂。当天夜里，他被调离前线，转到后勤医疗部门。部分战友替他抱不平，他却只说一句：“救治伤员也是打仗。”

后勤岗位不比枪林弹雨轻松。缺药，缺粮，伤员成百上千。为了熬药，他与战士蹚进沼泽，一次能背回几十公斤草根树皮，衣服湿透也顾不得更换。过草地期间，部队靠这些“汤药”撑过最凶险的饥饿期。很多年后有人问他这一段经历，他摆手：“谁都没倒下，这才重要。”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华北平原暗流汹涌。1939年，徐立清任冀南东进纵队政委。城口伏击战前夜，他拿着煤油灯画路线，突然合图为书，对警卫员说：“明天午后两点，敌人大概率沿山口机动。”次日准点发起伏击，千余日军嚎叫着陷入火海。那场战斗，让华北敌军整整缩在据点里一个月不敢大规模出动。

解放战争末期，西北野战军西进新疆。高原寒风凛冽，补给线拉到两千多公里。徐立清与王震共同制定“分路迂回、重点保障”方案，确保了每支先遣部队都能按时拿到粮弹。1949年秋，新疆顺利和平解放。中央随后决定：所有参加西北进军主官，授衔时必须优先考虑，“徐立清，入上将序列”被写进了批示。

然而，1955年授衔工作刚曝光，一些干部对排位颇有微词。有人觉得资历逊色却军衔更高，有人拿着旧军功章反复比较。徐立清对这些情绪并不陌生，他曾在军委值班室里站到深夜，听到走廊里不断传来叹气声。于是，他劝都没劝自己——直接写信给毛主席，要求降衔。

周总理得知后，赶到徐立清宿舍，拉着木椅坐下：“军衔不是私产，改动会影响成千上万人的排序。”徐立清回答：“正因为这样，我先退一步，可能让别的人安下心。”两人对视良久。周总理无奈长叹：“你的担心可以理解，但要考虑系统影响。”最终，经过多方协商，中央同意他的请求，将“上将”改为“中将”。

1955年9月，人民大会堂授衔典礼上，徐立清佩戴中将领章，列队第二排。他没发表意见，也没有任何异样表情，只在会后把多出来的一枚星勋悄悄放进行李箱。毛主席在随后的高级干部会上点名表扬：“不谋私利，先顾大局，这样的同志不可多得。”

此后近三十年，他一直分管干部教育与转业安置。有人说，那是最枯燥的岗位，文件堆得像小山。他却常告诉年轻参谋：“有战场才有勋章，有制度才有军队。”1983年1月6日，徐立清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三岁。整理遗物时，工作人员发现那一张最初的“上将任命状”仍被他密封在抽屉底部，纸张微黄，字迹依旧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