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他是唯一公开支持博古错误路线的人，结局如何？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选择了站在错误的一边，却用余生证明了一个人能够通过反思和行动赢得尊严。

1935年1月，贵州遵义。中国工农红军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八万六千多人的长征队伍在湘江战役后锐减至三万多人。红军将士们对现行领导的不满已达到顶点。

在这个决定中国革命前途的会议上，一位名叫凯丰（原名何克全）的代表站了起来。

面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与会者，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表态——他公开支持博古和李德的继续领导，反对解除他们的军事指挥权。

遵义会议是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惨重损失的经验教训而召开的。会议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博古在报告中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指挥和湘江之战的重大损失，归结为客观困难和敌人过分强大。对指挥上的重大失误却只字不提。

这时，凯丰站立起来发言表示反对这一决定。

他声称“胜败乃兵家常事”，支持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反对解除两人的军事指挥权。

凯丰，1906年出生于江西萍乡。他在求学期间接触到进步思想，开始参加学生运动。

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与博古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苏联留学期间，凯丰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博古。他与王明、博古等人一起被称为 “28个半布尔什维克”。

回国后，凯丰在博古等人的提携下，人生步入快车道，1934年当选中央委员，还是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这种同学、战友和提携关系，成为他在遵义会议上支持博古的重要原因。

凯丰在会议上不仅支持博古和李德，还对毛泽东提出了尖锐批评。

他说：“你，毛泽东！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军事知识都是从那里模仿来的，现在用不上了。”

毛泽东反驳道：“打仗之事，敌我形势那么紧张，怎能照书本去打！”这场著名的争论，很多书和电视剧中均有记载。

尽管凯丰反对，会议还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表决通过撤销博古和李德对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并确立毛主席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一决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拥护。

遵义会议结束后，凯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的职务被解除。

但短短两个月时间通过这一系列胜利后，他在中央领导干部会上发言，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

他诚恳表示：“收回了遵义会议上的发言”，认为“只有毛主席才能领导得了我们党，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红军。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

凯丰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转变。在长征途中的许多政治关口，他都旗帜鲜明地支持正确路线。

他撰写长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上。

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写文章批评张国焘，及后来对张的一系列斗争，他都站在战斗的前列，得到了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抗日战争时期，凯丰担任宣传部长期间。由他作词，吕骥作曲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问世。

歌词唱到：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影响了几代人，至今仍是红色歌曲的经典曲目。

1940年，凯丰被调回延安，担任中宣部代理部长。

在此期间，他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协助毛主席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当时邀请延安文艺界人士的请柬，就是以毛主席和凯丰的名义发出去的。

抗战胜利后，凯丰被调到东北。他一到东北，就领导创办了东北局的机关报《东北日报》，为东北的宣传工作开了一个好头。

凯丰给毛主席写信，希望他能为《东北日报》题写报头，毛主席欣然应允，并在回信中表达了对凯丰身体状况的担心。

新中国成立后，凯丰曾任沈阳市委书记，1952年调回北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后又兼任马列学院院长。

他为党的理论工作做出了贡献，尤其是倡导全国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件事上，凯丰与宣传部几名重要领导不断引领全国掀起热潮。

凯丰的家庭生活可以说是不幸的。他在老家时，由父母之合，媒妁之言，娶萍乡湘东区老关镇渡口村孙氏为妻，后育有两女。

参加红军后，由于战火阻隔，他从未回过老家。

在红军时期，凯丰与广东惠阳县人廖似光结婚。

廖似光是少数的三十多名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之一。他们生了两个孩子，皆因为战争的残酷而杳无音讯。

抗日战争时期，凯丰担任宣传部长时，与宣传部研究员王茜结婚。

王茜是一位在北平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加入革命队伍的大家闺秀，文化程度很高，曾经留学日本，懂得英文、日文。

几年后生下两个男孩，一个是长子取名叫何明，一个是次子取名为何亮。

不幸的是，后来跟随凯丰到东北生活的妻子王茜身患重病，行动都不能自理。

1955年，凯丰在北京因病去世，年仅49岁。

在1945年的七大上，源于凯丰曾在遵义会议上犯下的错误，他落选了中央委员。

毛主席为凯丰等人说情，希望大家能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但结果凯丰还是落选了。

几十年之后，贵州纪念遵义会议，邀请了会议当事人的后代参加纪念活动。

凯丰的儿子何明应邀参观纪念馆旧址。

遵义会议纪念馆讲解员讲解到会议做出正确的决议时，称此时出现了“跳梁小丑”般的坏人，如何反对主席。

听到人家介绍父亲是坏人的情形时，何明觉得非常尴尬。

后来纪念馆征集参会人员遗物作为展览之用，凯丰的儿子何明又一次来到遵义。为了避免尴尬，他提前和遵义会议纪念馆旧址的负责人打招呼。

纪念馆领导特意告诉他，现在已经重新修改了讲解词，凯丰已经作为一名正面人物出现在介绍里面了。

凯丰的儿子何明介绍，由于凯丰1955年去世，自己才12岁，对父亲的历史了解不是很多。长大以后才有时间为父亲的事情奔波。

他认为父亲是红军时期担任过重要职务的高级干部，毕生从事理论宣传工作，是杰出的理论宣传家。

何明说：“父亲在遵义会议上支持了博古，但他知错就改，不搞阴谋。当他意识到毛主席是正确的之后，他就立刻改变了立场。从此之后，他始终站在毛主席这一边。”

凯丰的儿子何明后来回忆，直到晚年他才有时间为父亲的事情奔波。

他发现父亲毕生从事理论宣传工作，是“杰出的理论宣传家，他正确对待和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他廉洁奉公，值得后人尊敬”。

1995年，遵义会议纪念馆重新修改了讲解词，凯丰作为一名正面人物出现在介绍里。历史最终给了这位曾经犯错但勇于改正的革命者一个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