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8条个人信息，一条30元：律师触刑，皆因卷进代查灰产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傅一波

酷热的下午，外卖员李励累瘫在屋里。在三十多度的高温天气里送餐两小时，这是他过去34年从未有过的人生经验。

这样的日头，或许还将持续下去。

他原本是一名律师。去年9月，法官拿起法槌落向桌面的那一刻，他的律师职业生涯被画上了句号。

根据判决书，2023年2月以来，李励利用自己的律师身份，使用律师证、律所介绍信和伪造的委托书，到上海市公安局派出所户籍室调取了1678条公民户籍信息，后将该信息以每条30元的价格出售，获取违法所得50340元。

对于这个判决，李励是接受的。

至于伪造委托书，他有些不置可否。李励觉得，自己主观意愿上不是为了出售户籍信息，而是受其他地区的执业律师请求，以受托方式调取用于诉讼的公民信息。

他辩称，自己只是帮忙，并没有牟利的意思，这是行业内都在做的事情，法律也没有明文禁止。

“但这是有风险的。”另一位来自上海的执业律师徐平说，各地户籍窗口为律师提供服务，其本质是为诉讼提供基础。

但若细究，李励的操作是有问题的：1678条户籍信息如果全部用于诉讼，相当于要有一千多起民事案件。“一个律所，一年能经手的案件没有这么多。”徐平说。

从顺手帮忙到成为副业

事件起源于2023年初，李励频繁收到来自深圳周伟某三兄弟所开的深圳律友法务有限公司委托，在上海帮忙调档、查册。到当年6月初，派出所电话打来，对方让他配合调查。去的那天，一名警官告诉他，律师这个工作可能做不下去了。

关于为何调取公民户籍信息？

李励解释说，根据规则，原告在向法院提起立案时，必须提供被告的身份证号或是户籍证明。作为原告，获取被告户籍信息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向法院申请调取，其二是找律师协助、委托调查。

“整个行业都在这个规则下办案。”他说。

不过，向法院申请调取户籍信息的流程较长、审批相对繁琐。

2020年，上海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人口信息查询工作的通知》。当中提到，执业律师为业务需要可持相关手续，到本市具有户籍管理职能的公安派出所窗口调取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户籍信息。

上海因此成为最方便合规的调档所在地。随后，浙江、江苏陆续支持律师调取全国人口户籍信息工作。

但很多地区对于律师可查询的户籍信息范围仍框定在省内。如原告和被告都在同一省份，则可在省内调取户籍信息；若原告与被告不在同一个户籍所在地，则无法进行跨省调取。

一名在成都执业的资深律师佐证了上述说法。他说，很多民事案件的当事人资金并不宽裕，为了节省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当地有的律师会找江浙沪律师帮忙调档（被告的户籍信息）。如此一来，律师不用为此出差，当事人的成本就能节约。

于是，江浙沪律师成了帮助全国同行“代查户籍”的热门选择。“大家都是同行，该给的车马费至少几百块”。

一开始，李励纯粹是基于互助帮忙的出发点。他说，2023年初帮了几个忙不过来的朋友调档，朋友给了两三百块钱，算是打车钱。

本来就没想着靠这赚钱。后来，“顺手帮忙”的李励发现，关于调档需求越来越多。

与这份收益对应的是，上海律师的数量同步增长。根据上海市律师协会发布的信息，截至2023年底，上海共有律师41292人。这一数字比两年前增加了9613人。李励的直观感受是，光靠接案子的工作日常，开始变得艰难。案源变少，收入也就少了。

徐平有同样的感受。2023年那会，他每个月只有一个案子，“以前差不多每月能有两三起案子。以往差不多能保证每月3万左右的收入，那年开始大概只剩下一半，收入直线下降。”

他说，新入行的律师变多，但市场上大部分的案子都是被经验、资源丰富的律师抢占。

这就是律界所说的“二八定律”——大约20%的资深律师占据了行业80%的资源和收益。

徐平还记得，彼时在上海有律师主动出击，涌进医院的住院部，目的是提前拿下一些交通事故赔偿案子的代理；也有律师潜入一些烂尾楼盘的业主群，在群里吆喝提供服务。

甚至有律师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以300元的低价帮人写诉状。“社交媒体上还有人觉得300元一份诉状贵，讨价还价后，最终成交价格是150元。”

调档的需求增加，某种程度能够解决律师的生活收入。

按照徐平的说法，律师的收入大抵由工资、代理费、胜诉提成构成。但实际上有不少律师只是挂靠律所，没有固定工资，只能靠接案子来获得收入。

在这样的背景下，律师圈内形成了强烈的竞争，大家想尽各种办法挣钱；另一方面，上游的一些法务公司，也嗅到了商机，觉得有律师可以帮忙做很多程序上的事，比如“调档”，徐平说。

这其中就包括李励。从县城来到上海，异乡生活的房租和日常开销在一定程度上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他得想办法在上海生活下去。至少在当时看来，调取户籍这件事既简单又干脆，如果顺利的话，是每月能够创造近万元收入的“副业”，几乎快超过做律师的代理月收入。

李励还记得同行说调取户籍信息这件事本身并不违规。“许多人在做，都觉得是没有风险的‘副业’。”

于是，他才开始频繁协助调取户籍信息。

一条30元，月均400条

盯上这个“生意”的，还有周氏三兄弟。他们在深圳开了一家法务公司。判决书上说，这家法务公司通过在网上发布调档信息招揽客户，帮助客户查询公民个人信息，又出售给他人，共获取违法所得34.1332万元。

这都是李励事后才知道的。

回到现实里。李励起初是通过圈内同行发布的求助信息接活。这一切似乎井然有序，彼此之间的关系也算体面。但后来，很多调档需求信息出现在一个专为律师提资讯分享、培训服务的某APP上面。

在那上面，有人主动发布有偿或可议价的求助信息——户籍调取、案卷调取、房产过户、病例档案、案件合作等等，需求五花八门。

在这个相当于一个任务发布和领取的平台，平台还有抽佣。

平台让调取信息的业务成了一门竞争更加激烈的生意。按照李励的说法，他之前请山东的同行帮忙，给的车马费至少是200-300元，多一点给500元的也有。

可平台把价格“打”下来了：单条户籍信息，高的能给到100-200元，低的仅有20元。

时代周报记者分别咨询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湖南几地的青年律师，他们均表示知道这一平台，知道该平台提供上述的协作功能，亦有律师曾在软件上发布或接受任务。

李励与周氏三兄弟相遇，也是在这个APP平台。

他说，最开始就是在APP上面接散活。看到了周氏兄弟发出来的帖子，做了几次。

接触多了，他们的交易绕开了平台。从2023年3月起，周氏三兄弟几乎每周都找他，调几条、十几条信息不等，提前约定好价格：一条30元。对方直接把需要查询的信息发给李励，配上签好字的委托书。

李励照章办理，拿着这些文件去户籍窗口调信息。很多时候，他会攒上5—10条需要的户籍信息，一起去调档——这是出于成本的考量。

这样的“副业”收益并不优厚，但架不住次数多。

根据判决书的统计和李励回忆，从2023年2月至6月案发时，他一共调取了1678条户籍信息。折算下来，平均每月约400条。

他的想法是，这些信息均被用于诉讼。“都是律师在做。是为了立案，是正当用途。哪有问题？”

但李励不知道的是，周氏三兄弟实际上将他调取到的信息卖了出去。随后，这些信息经由互联网，一再易主。最终是谁买走了这些信息，他并不知道。

已有律师触刑先例

当时代周报记者以此事致电周氏三兄弟的其中两位时，一人否认了委托书造假一事，另一位拒绝采访并挂断电话。

李励始终坚称自己并不知情。他只是提供委托书的模板，周氏兄弟那边找委托人签字，“一切流程都是他们完成的”。

按他的理解，律师的调档应属地方规定，应受的是行政处罚，并且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受害者的出现。

可法院不这么认为。

判决书指出，他（李励）作为专业律师未对其调取的身份证号等信息的用途进行认真、详细甄别，构成侵犯公民信息罪。根据相关规定，判处李励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6万元。

周伟某三兄弟被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量刑三年（缓刑），并处罚金10万至14万不等。

类似的律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例并不少见。

2023年8月，公安部发布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十大典型案例提到，江苏无锡秦某等网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无锡公安机关顺线摧毁该条以律师身份为掩护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黑产链条，抓获犯罪嫌疑人11名(其中，执业律师3名)，涉案金额300余万元。

2024年9月9日，北京司法局发布一则处罚决定书，称一律师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4年、罚金五万元，给予吊销律师执业证的行政处罚。

来自重庆的周立太律师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律师基于办案所需虽可向有关部门调取公民个人信息，但应依法依规。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需要对委托方的各项要求和资料进行核实、查证。尤其是，在有第三方参与的事件中，律师应要对“代签”“伪造”，或是“不真实的委托书”予以复核。

“律师和一般的公民对事物的认知和评价应该是区别的，更应该在许多行事规范上严格要求自己。”

但江苏苏广律师事务所丁力律师则认为，“法无禁止即可为”。

他曾撰文表示，由于法律未禁止律师通过付费的方式行使律师调查权，律师使用约定俗成的方式获取信息的行为，因存在正当用途，不会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实质侵害，不满足“侵犯公民信息”的动机。

法治日报曾在《律师调查取证权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界限研究》一文中指出，公安机关的构罪理由包含“公民个人信息不得买卖”。

文中提到，对律师接受委托查询公民个人信息类执业行为可以制定统一的查询办法，比如立法明确规定律师接受委托查询个人信息必须要保存委托人存在相关纠纷的证据以证明是案件等。

徐平同样在APP平台上参与过调档信息。他觉得自己侥幸逃过一劫。“应该是他（李励）调的数量太多，不合常理，才会被盯上。”

但对李励而言，这些都为时已晚。2024年7月被取保候审后，李励的执业资格被吊销，他彻底告别律师行业，也成为了行业中的前车之鉴。

在这座已经生活了8年的城市，李励不打算就这样离开。因为他知道，要是回到出生的那个县城，容易有闲言闲语，会将他曾经所做过一切值得骄傲的东西给淹没。

李励试过找工作，最后做起了外卖骑手。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李励、徐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