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少年当汉奸，战后却成英雄，受降仪式上日军看到他脸色大变

1929年，东门叶屋村有户人家添了个儿子，起名叫做陈敏学。陈敏学他爹开了家小旅店，来往的挑夫、商人常来歇脚，日子虽说不富裕，好歹能让一家大小吃饱饭。

可这安稳日子，在他8岁那年就没了，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一路南下，1938年从大亚湾登陆，没几天就占了深圳。谁也没想到，这个只有几岁的孩子，竟然会成为一个“小汉奸”。

日军进了城，这里就变了样。挂着“大日本皇军”字样的旗子插在街口，士兵背着枪来回巡逻，见着不顺眼的就踹一脚，商铺要么被抢空，要么关了门。陈敏学记得，那时候街上常能看见饿肚子的人。

他弟弟和3岁的妹妹就是那时候没的，家里没米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饿得越来越瘦，最后没挺过来。他舅舅更惨，就因为在文锦渡海关给日本人鞠躬慢了点，被枪托砸中肚子，回家没几天就咽了气。

那会儿日军在占领区搞“奴化教育”，说白了就是想把中国孩子教成他们的人。他们在老街办了所日语学校，不去的，要么被拉去村口示众，要么直接关小黑屋；去了的，每天能领一小杯米，就这一小杯，够一家子勉强撑一天。

陈敏学他爹看着孩子饿得直哭，咬着牙把他送进了那所学校：“娃，咱不是去当汉奸，是为了活着，活着才有机会看着日本人滚蛋。”小小的陈敏学，将父亲的话牢牢记在了心里。

谁也没想到，陈敏学这孩子学日语竟这么有天赋。别的小孩还在磕磕巴巴背一些名词的时候，他已经能跟日本老师简单对话了，不到两年，他的日语说得比好些日本士兵还流利。日军见了高兴，觉得“奴化政策”起效了，把他当成“好苗子”培养。

日本人嫌他“陈敏学”的名字叫不惯，就给起了个日本名字叫“铃木三郎”，走到哪儿都带着他，有时候还让他帮忙翻译点简单的文件。

从那以后，陈敏学就成了许多人口中的“小汉奸”。有人见着他跟日本人走在一起，就往地上吐唾沫。有次他路过凉茶铺，老板直接把手里的水泼到他脚边：“卖国贼，别脏了我这铺子！”

小小的陈敏学听着这些骂声，心里十分难受，可他不能还嘴，一还嘴，日本人要是起了疑心，不仅自己活不成，家人也得遭殃。

没人知道，“铃木三郎”的皮底下，藏着的还是那个恨透了日军的陈敏学。他每次领了日军给的米，都偷偷攒着，趁天黑绕到邻居家门口，把米袋往门槛边一放，敲几下门就跑，那些人没米下锅的时候，全靠这偷偷送来的米活命。

他的这些小动作，其实早被一双眼睛看在了眼里。

1943年的一个深夜，陈敏学刚从日军司令部回来，刚推开门，就有个穿黑衣服的人从暗处走出来。

那人声音压得很低：“铃木三郎？不，我该叫你陈敏学吧。”陈敏学吓了一跳，刚想喊，那人又说：“别慌，我是东江纵队的。我观察你半年了，你给邻居送米，看日军欺负人时眼里的恨，你不是汉奸。”

这句话，让陈敏学憋了几年的委屈一下子涌了上来。他扑通一声坐在地上，哭着说：“我恨日本人！我想把他们赶出去，可我就是个小孩，我能咋办啊！”那人蹲下来，拍了拍他的肩膀：“现在有个机会，你在日军身边，能拿到他们的情报。你愿意帮我们吗？风险很大，一旦暴露，就是死。”

陈敏学抹了把眼泪，咬着牙点头：“我愿意！只要能打日本人，我不怕死！”那年，陈敏学才13岁，就成了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最年轻的情报员。

从那以后，陈敏学就开始了“双面生活”。白天，他是日军眼里“忠心耿耿”的铃木三郎，跟着日军四处转，听他们讨论军事行动；晚上，他就把听到的消息记下来，他记消息从不敢写太多，就一两行字，要么藏在菜篮底下的缝隙里，要么塞在老榕树的树洞里，等着组织上的人来取。

有一回，日军抓了两个游击队员，关在司令部的地下室里，说要第2天枪毙。陈敏学急了，趁着送茶水的时候，假装随口问：“长官，地下室关的人是干啥的？刚才我路过，听见他们喊疼。”那军官也没多想，骂了句：“反贼，明天就毙了！”

陈敏学又问：“看守的人晚上会不会换班啊？我怕他们跑了。”对方不耐烦地说：“换班，不过他们伤得重，跑不了。”

当天晚上，陈敏学就赶紧把自己打探到的消息传给了组织，当天就有几个队员，趁换班的时候摸进地下室，救走了人。

第2天，日军发现人跑了，气得骂街，到处查内鬼，可谁也没怀疑到才13岁的陈敏学身上，在他们眼里，这孩子就是个没心机的“小翻译”。

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1944年，日军好几次“扫荡”都扑了空，他们也开始怀疑身边有内鬼。有天，陈敏学刚翻译完一份文件，就被两个士兵架到了审讯室。审讯室里，日本军官坐在桌子后面，手里把玩着一把军刀，眼神阴沉沉的：“铃木君，你老实说，是不是你给游击队通风报信？”

陈敏学心里慌得厉害，手心全是汗，可他知道不能露怯。他梗着脖子喊：“长官，我没有！我从10岁就跟着皇军，学日语，做翻译，我哪点不忠心？你要是不信我，就杀了我，我没做过亏心事！”

对方突然站起来，把军刀“哐当”一声拍在桌子上，刀刃对着陈敏学的脖子：“再不说，我现在就杀了你！”刀子冰凉，陈敏学的脊背都在发凉，可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出卖同志。他闭上眼睛，等着疼，可等了一会儿，没动静。

他睁开眼，看见对方把刀拿开了，突然笑了：“哈哈哈，铃木君，我就知道你是忠心的！刚才是试探你。”陈敏学心里松了口气，可后背的衣服已经湿透了。

经此一遭，日军反而更信任他了，连一些重要的会议也让他去翻译。陈敏学趁机拿到了更多情报，港九大队靠着这些情报，打了好几个漂亮的伏击战。

1945年，日军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陈敏学接到了新任务：策反沙头角的日军班长桥本，还要摸清沙头角日军的火力分布和暗堡位置。

桥本是个老兵，平时话不多，但对士兵不算苛刻。陈敏学就常找机会跟他聊天，说自己想家，想战争结束后回深圳过日子。桥本叹了口气，说他也不想打仗，想回日本见老婆孩子。

陈敏学见时机差不多了，就试探着说：“现在皇军节节败退，要是继续打下去，说不定都回不了家。不如……你投降吧？我们不会伤害你，还能帮你联系家人。”桥本犹豫了好几天，最后点了头，把沙头角的火力点、暗堡位置都画给了陈敏学。

拿到情报后，陈敏学赶紧传给港九大队沙头角中队。中队长邓华带着10多个队员，在沙头角通往粉岭的禾坑坳设了埋伏，还埋了地雷。第2天，日军果然从这条路上过，一进埋伏圈，地雷就响了，队员们趁机开枪，没一会儿就把日军打垮了，这一战，没损失一个人，还缴获了好几支枪。

1945年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 9 月，香港举行受降仪式，东江纵队的代表站在受降台上。当日军代表低着头走过来的时候，突然愣住了，代表身边站着的，不正是他们熟悉的“铃木三郎”吗？

台下的老百姓也愣住了，还有人忍不住嘀咕：“怎么是这个汉奸？”可没等他们骂完，代表就拿起话筒说：“大家安静！这位不是汉奸，他是陈敏学，是我们东江纵队的情报员，这些年一直在日军身边潜伏，给我们送了无数情报，救了很多同志！”

陈敏学看着台下的人，眼眶红了。他挺了挺胸膛，大声说：“我不是铃木三郎，我是陈敏学，是深圳东门的陈敏学！我从来没当过汉奸，我一直是中国人！”那一刻，台下的骂声变成了掌声，有人大声喊：“陈敏学，好样的！”

抗战胜利后，陈敏学想跟着东江纵队北撤，可因为年纪太小，组织让他留在深圳，等后续安排。没等多久，国民党又开始清剿地下组织，陈敏学被点名通缉，没办法，只能躲去香港。在香港的几年，他在学校读书，还去武馆学了点功夫，心里一直盼着能早点回深圳，找到组织。

新中国成立之后，陈敏学终于回到了深圳。组织给他安排了工作，先是在深圳小学当老师，教孩子们读书，后来又调到红艺照相馆当摄影师。

可到了“文革”的时候，又有人翻出他当年“铃木三郎”的经历，说他是汉奸，把他拉去批斗，让他蹲牛棚。那段日子，陈敏学没少受委屈，可他从没想过放弃，他知道，自己没做错，总有一天组织会还他清白。

果然，1978年后，陈敏学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工作。1988年，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其实他一直以为，当年加入东江纵队就算入党了，直到后来才知道，那时候年纪小，没办正式手续。这一年，他59岁，站在党旗下宣誓的时候，手都在抖：“我终于成了党员了。”

1990年，陈敏学离休，可他没闲着，主动去居委会当治保会委员。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陈敏学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还邀请他作为深圳港九大队老战士代表，去香港参加纪念活动。

2018年，陈敏学因病去世，享年89岁。陈敏学已经去世，但他的故事将永远流传下去，他的精神也将激励一代代中华人民，为祖国继续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