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依然活着的三线厂，规模巨大一个企业一座城，改制后还在生产

《——【·前言·】——》

建了快60年，这家西南深山里的老厂子，到底还在做什么？又是怎么一步步撑下来不倒的？

水城钢铁厂的建设与初期发展

1966年，大山深处开始热闹起来，水城县青杠林林场被铁皮围住，外头标着编号“603”。

水钢的来历，说白了，是从“煤、钢、电”里头蹦出来的。

1965年，国家规划在贵州建一个新工业基地，选中六盘水，是因为地下煤层厚、地形闭塞又偏僻。

万一有事，这地方打不着，也炸不散。

鞍钢接到命令：南下援建。

八冶铁军也来了，人从各地赶，1万多个鞍钢职工、3万多个施工队、设计单位的专家，还有成批的青年，从北京、上海、重庆打起背包，拉到贵州山沟沟。

真有人直接在火车上就睡了一夜，下车就开干。

到了现场，啥都没有，没路、没电、没水，建材只能靠人一袋一袋往山上背。

水钢选的这片地，连棵能遮荫的树都没留下，全靠人工挖沟、垒地基，荒得像边境哨所。

“钢铁是工业的骨头。”这是当时最常说的一句话。

一根根钢筋埋进土里，一锤锤焊接火花砸下来，5年时间，生生砸出了一个厂。

1971年10月1日，第一座高炉冒烟了，冒着白雾的铁水在山谷滚动，工人跳起来吼：“炼出来了！”这不是炼铁，是在深山里拔出根骨头。

这一炼，就把水钢定了性。

初期设计产能500万吨，配焦炉、烧结机，西南最大。

那时候，车间24小时不关灯，宿舍睡上下铺，睡上铺的得弯着腿，因为铁皮棚顶滴水，滴得人直想骂娘。

山沟没有风，但机器轰起来了，青杠林这个地名慢慢被忘了，603工程成了水钢，水钢成了贵州工业化的一张脸。

改制与企业转型

1987年，风向变了，国家推企业改革，水钢也上了名单。

厂里挂出一张大红横幅：“深化企业制度改革，迎接市场经济挑战。”但到底改成什么样，没人知道。

第一步工种重排，岗位合并，铁饭碗哐当一声砸碎。

有人换岗做仓管，有人调去外包车间，更多的人下岗，水钢从万人大厂，开始压缩、抽筋、断臂，连夜改制。

那几年，产品不走老路了。

建材换成汽车配件，螺纹钢换成不锈钢盘圆，但市场上的竞争比高炉更烫。

原材料涨，销量降，厂里亏得直冒泡，工人干半个月，工资拿不全，有时候还要发点米面顶账。

1997年，水钢扛不住了，成立了集团公司，想把老摊子盘活。

可库存一堆，出货无门，厂区开二停一，机器空转，铁水都懒得冒泡了。

2005年，首钢集团来了，全国都知道首钢厉害，那是进过奥运场馆的牌子，水钢被收了，改名叫“首钢水钢（集团）公司”。

这一下，半条命算救回来。

首钢派了队伍，直接砍掉落后产能，把原来那500万吨年产能，砍得只剩350万吨。

新高炉换了，焦炉换了，老旧设备拉去报废，厂区里清得像洗了个澡。

人也换了批，老员工退休，新员工培训，重新上岗得考自动化流程，和节能指标，不是手脚快就能干。

那年，厂区门口的牌子换了，原来那个掉漆的“水城钢铁厂”，换成白底蓝字的“首钢水钢公司”，熟人一见，还叫它水钢。

没人忘得了那年第一炉铁水喷出来的声音，也没人想回头看那几年断水断粮的日子。

困境与突围

2006年之后，水钢有点像一辆换了轮子的老车，能跑了，但路越来越难走。

全国产能过剩，价格一吨比一吨低。钢铁企业排队亏损，南边的柳钢北边的包钢，都开始拼命裁员、关厂。

水钢不敢裁太猛，因为这厂不是光有“员工”，还有“家属”——水钢曾经是座小城，职工子女、退休工人、医院、学校都靠它撑着。

裁人，就是断根。

但日子真不好过，2008年金融危机，钢铁行情崩到底。

水钢的热轧车间开一天停三天，高炉开一座停两座，工人早上来报到，中午就被喊回家：“今天不炼。”

工资卡里几百块都拿不出来，有老职工把钢筋拉出去卖废铁，只换回两包米和一瓶油。

厂区宿舍区开了个小市场，摆摊的多了，“下岗”“缓发工资”成了大家见面时的头一句。

首钢总部给水钢下了死命令：转型，不转就死。

2009年，水钢开始自救。一方面往外跑市场，和云南的水泥厂、重庆的机械厂谈定点供货；另一方面，厂内推进智能制造。

一些老车间装了PLC自动控制系统，工人拿着触摸屏控制温度、压力。

老工人不懂，年轻人接班。

第一批“90后”技术员进厂时，车间里还有人嘲笑他们“读书多没用，还是得看火色”，结果一年不到，他们已经能精准控制烧结配比。

2012年，水钢第一条“绿色环保节能连铸线”投产。

那天厂里放鞭炮，有人喊：“水钢又活了！”但也有人低声说：“还活着，但活得像喘气。”

此时的水钢，已经不是那个火红年代的大厂。

它像一头受伤的牛，一边流血，一边咬牙走路。

凤凰涅槃？

2016年开始，国家去产能，关停地条钢，对水钢来说，这是机会，也是最后一搏。

那年，水钢正式定下新战略：不做“大”，做“精”；不比产量，比价值。

这听起来好听，做起来真难。

以前一车螺纹钢出厂就是钱，现在要做的，是定制合金钢、军工用钢、汽车高强钢，客户要的不是“多”，而是“准”“稳”“特”。

首钢总部给资金给技术，水钢上马“精品钢材项目”“特钢技改工程”，老高炉被拆了一座，新建的连铸线、轧钢线全是自动化、机器人操作。

一批批青年工程师穿着蓝制服，在数字化监控室里盯着数据，不再像老工人那样靠听声看火。

厂区空气好了，烟囱少了，废水回收再利用，绿色工厂的牌子终于挂上。

但厂子虽然变新了，人却没那么快适应。

有老工人说：“以前一口气搬几十块钢坯，现在敲敲键盘就能下料，心里还真不踏实。”

还有人干脆退休了，说“这是年轻人的厂子了”。

年轻人来了，他们是水钢的第二代、第三代，父母是当年的铁军、母亲是厂办会计、爷爷是开炉的老班长。

他们回来了，不是因为眷恋，而是水钢真的开始挣钱了。

2021年，水钢盈利超10亿元，产值达215亿元，不再靠“熔炉拼命”，而是靠“技术和市场”。

2022年，水钢发布首个“超低排”产品，拿下西南地区多个基础设施项目订单，还供应了部分军工项目。

厂区的橘黄色炉火不再冲天，却稳定平静，像个沉默的匠人，日复一日，稳扎稳打。

走出困境不容易，但水钢真的在变。

不是暴发户式的爆炸增长，也不是传统重工的“再挺几年”，而是从“要命”变成“要脸”，从“拼命干”变成“高质量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