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二零零五年的秋天，风里已经有了凉意。对于在外面漂了七年的陈默来说，故乡黄土路上的尘土味，比城里任何饭馆的菜都香。他回来了，带着一身的风尘和满心的盘算。
村里人看他的眼神，像是在打量一件落了灰的旧家具，只有哥嫂屋里那盏昏黄的灯，还亮着等他。人心里都有一杆秤，称得出斤两，却称不出真假。直到那一天，几辆黑色的轿车开进村子，这杆秤，才在所有人的心里，猛地颠了一下。
01
一九九八年的夏天，雨水像是要把天给捅个窟窿。南方的洪水淹了庄稼，也淹没了二十岁的陈默最后的念想。他考上了师范，可通知书被泡得字迹模糊，就像他那个当老师的梦，还没开始就碎了。
陈默是个孤儿，爹妈走得早，是哥嫂把他拉扯大的。哥哥陈建军比他大十二岁，是个锯了嘴的葫芦，一天到晚说不了几句话，只知道闷头干活。嫂子李秀莲刚过门没两年，是个嗓门大、性子急的女人。
家里最后一点能换钱的东西，就是那头养了一年的猪。陈建军卖了猪，换来几十块钱。他把钱用旧手绢包了一层又一层，揣在怀里捂热了，再掏出来，硬塞到陈默手里。那钱皱巴巴的，带着猪肉摊上的腥气和哥哥手心的汗。
“小默，拿着。”陈建军的嘴唇哆嗦着，眼睛看着别处，“到外头，别亏了自己。”
嫂子李秀莲一宿没睡，烙了一摞厚厚的干饼，又煮了十几个鸡蛋。她找了块干净的旧布，把吃的包得严严实实。天快亮的时候，她把包裹塞给陈默，眼圈红红的，嘴上却不饶人：“吃完了就省着点花，外头不比家里，没人管你饭。”
陈默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看着哥哥脚上那双磨破了洞的解放鞋，看着嫂子手上因为干活裂开的口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噗通”一声跪在地上，对着哥嫂，结结实实地磕了三个响头。黄土地硬邦邦的，硌得他额头生疼。
“哥，嫂，我走了。”
陈建军走上来，笨拙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喉咙里像是堵了团棉花：“混不好就回来，有哥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
陈默背上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头也不回地朝村口走去。他不敢回头，他怕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开步子。身后，哥嫂的身影在晨雾里站成了两个小小的黑点。开往深圳的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响了一天一夜，把他带向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这一走，就是七年。
02
深圳，一个用钱和汗水堆起来的城市。陈默像一粒沙子，掉进了这片望不到边的沙漠。他进过工厂，在震耳欲聋的流水线上拧过螺丝，白炽灯照得人睁不开眼。他也睡过桥洞，被蚊子咬得浑身是包，饿得头晕眼花。
但他心里憋着一股劲。白天，他把力气卖给工厂；晚上，他把时间卖给知识。他去夜校学文化，一个字一个字地啃那些他曾经无比熟悉现在却有些生疏的课本。他发现，这个城市里，会说一种“鸟语”的人能挣更多的钱。他便跟着收音机，一个词一个词地学。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因为肯吃苦，脑子又活，一个来工厂验货的香港老板看中了他。老板问他愿不愿意跟着干外贸，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他从最底层的跟单员做起，学着看合同，学着跟客户打交道，学着在酒桌上应酬。
那七年，他像一头不知疲倦的黄牛，在商场这片地里使劲地耕。他被人骗过，也被人帮过；他摔过跟头，也爬起来过。凭着那股从黄土地里带出来的韧劲和一股不服输的狠劲，他硬生生地闯出了一条路。
到二零零五年，陈默二十七岁。他不再是那个穿着破帆布鞋的农村娃。他成了一家外贸公司的合伙人，手底下管着几十号人，一年挣的钱，是当年哥哥塞给他的那几十块钱的一万倍。他在深圳买了房，买了车，成了别人眼里的“成功人士”。
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开着车行驶在城市的立交桥上，看着下面川流不息的灯火，心里却空落落的。他吃遍了山珍海味，最怀念的，还是嫂子烙的那个有点硬的干饼。他喝过最贵的洋酒，最想念的，还是离家时哥哥递过来的那瓶劣质白酒。
他决定回乡。他想回去看看那片养育他的土地，看看那两个把他当亲儿子一样的哥嫂。他也想用自己的能力，为那个贫穷的家乡做点什么。但在那之前，他想先看清一些东西。一个念头，在他心里慢慢成形。他要“装穷”回家，他想看看，七年过去，人心，变了没有。
03
陈默把那辆能换村里一栋新瓦房的轿车停在了市区的地下车库。他去劳保店买了一身最普通的蓝色工装，一双黄色的解放鞋，又翻出了七年前离家时背的那个帆布包。对着镜子，他看着里面那个皮肤黝黑、眼神疲惫的男人，陌生又熟悉。
他坐上了回县城的长途大巴。车里混杂着汗味、烟味和方便面的味道，摇摇晃晃，像极了七年前那趟绿皮火车。
到了县城，他又转了一趟去镇上的中巴。最后，他坐上了一辆去村里的三轮摩托。尘土飞扬的村路上，两旁的白杨树还是老样子，只是更粗壮了些。
在村口，他碰见了三叔。三叔正蹲在墙根下抽烟，眯着眼睛看他。看了半天，才试探着问：“是……陈家的二小子？”
“三叔，是我，我回来了。”陈默故意佝偻着背，声音沙哑。
三叔站起来，围着他转了一圈，目光在他那身廉价的衣服和那双沾满泥土的鞋上打量。他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了然，最后是一种藏不住的轻蔑。“哦，回来啦。在外面……还好吧？”那语气，像是在施舍一句关心。
陈默点了点头。
“行，回来就好，家里总有口饭吃。”三叔拍了拍他的肩膀，像是沾了什么脏东西一样，又飞快地在自己裤子上擦了擦手，转身就朝村里的小卖部走去。陈默知道，不出半个小时，全村都会知道，他陈默在外面混了七年，灰头土脸地回来了。
果然，他往家走的一路上，遇到的村民都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他。有同情，有好奇，但更多的是一种“我就知道你没出息”的幸灾乐祸。
他家的老屋比记忆中更破败了。院墙塌了半边，屋顶的瓦片也缺了几块。哥哥陈建军正在院子里劈柴，汗水浸透了后背的衣裳。他听到脚步声，抬起头，看到陈默的那一刻，手里的斧头“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
陈建军愣了足足有半分钟，才猛地冲过来，一把抓住陈默的胳膊，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个字，只是喊：“小默？小默？你回来了！”
嫂子李秀莲听到动静，从屋里跑了出来。她看到陈默这副落魄的样子，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可她嘴里说出的话，还是那么冲：“死小子，还知道回来啊！你看看你这德行，在外面吃了多少苦？赶紧进屋！站那当门神啊！”
晚饭很简单，一盘炒土豆丝，一盘咸菜，还有一锅白米饭。可哥嫂却把菜都推到他面前。哥哥拿出一瓶酒，给自己倒了一杯，又给陈默倒了一杯，一口喝干，眼睛亮晶晶的：“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地里的活有我，饿不着你。”
嫂子没怎么吃饭，就看着他吃，不停地给他夹菜。“多吃点，看你瘦的，脸上一点肉都没有。明天我去镇上扯块布，给你做身新衣裳，这身破烂，烧了算了。”
没有一个人问他在外面挣了多少钱，也没有一个人问他为什么混成这样。他们只是心疼他吃了苦，只是高兴他回来了。陈默低着头，扒拉着碗里的米饭，眼泪一滴一滴地砸了进去。他演了一路的戏，可在哥嫂面前，他差点就演不下去了。
04
陈默回村的消息，像一阵风，吹遍了村里的每个角落。他“混得不好”这件事，成了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没过几天，四婶家的小儿子订婚，在家里办酒席。按村里的规矩，沾点亲的都要去帮忙、随礼。李秀莲一大早就拉着陈建军和陈默去了。
酒席摆在院子里，闹哄哄的。男人们聚在一起抽烟喝酒，吹嘘着自家的光景。女人们则凑在厨房，一边摘菜一边聊着东家长西家短。陈默被安排去搬桌子凳子，他一声不吭地干着活。
开席的时候，四婶特意把陈默安排在主桌。桌上的人，不是村里的长辈，就是家里有人在外面“发了财”的。酒过三巡，话就多了起来。
“哎呀，建军，你这弟弟回来了，也是好事。外头不好混啊。”一个堂叔喝得满脸通红，大着舌头说，“不像我家那小子，在城里开了个小饭馆，前两天还打电话说要买车呢。”
另一个亲戚立马接上话：“可不是嘛。小默啊，不是我说你，当初你要是听劝，不去那么远的地方，踏踏实实跟你哥种地，现在孩子都能打酱油了。人啊，不能好高骛远。”
他们一句我一句，话里话外都是炫耀和说教。他们看着陈默的眼神，充满了过来人的优越感和对失败者的怜悯。陈默始终低着头，不说话，只是默默地往嘴里扒饭。坐在他旁边的陈建军，脸涨得通红，几次想开口，都被陈默用眼神按了下去。李秀莲在另一桌，远远地看着这边，急得直咬嘴唇。
那顿饭，陈默吃得味同嚼蜡。他清楚地看到了，当他“穷”的时候，所谓的亲情是多么廉价。
晚上回到家，屋里的气氛很沉闷。李秀莲气得晚饭都没吃，在屋里来回走。陈建军蹲在院子里，一口一口地抽着旱烟，火星在一片黑暗里明明灭灭。
夜深了，陈默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门被轻轻推开，是哥哥陈建军。他摸黑走到陈默床边，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塞到陈默的枕头底下。
“小默，你拿着。”陈建军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嫂子听见，“这是两百块钱，不多。男人在外面，身上不能没钱。别跟你嫂子说，这是我准备买化肥的钱。”
陈默摸着枕头下那几张温热的、带着汗味的钞票，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他知道，这两百块钱，对这个家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李秀莲一大早就去邻居家换了几个鸡蛋，中午，院子里响起了鸡叫声。她把家里仅有的两只下蛋母鸡都给抓了。陈建军拦着，说留着下蛋给孩子吃。
李秀莲眼睛一瞪：“吃什么吃！小默在外面几年，肯定没吃过一顿好的。不补补怎么行！”她手起刀落，动作麻利。中午的饭桌上，就多了一大碗香喷喷的鸡汤。她把鸡腿夹到陈默碗里，嘴里还念叨着：“吃，多吃点，看你瘦得像根柴火。”
陈默假装想在村里找点事做，托人问了一圈。那些曾经拍着胸脯说“有事就找我”的亲戚，一听他想找活干，就都躲着他，生怕他开口借钱。只有陈建军，跑前跑后，求爷爷告奶奶，想托人把他介绍到镇上的砖窑厂去干活，说那里虽然累，但管吃管住。
陈默的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什么滋味都有。他看到了人性的凉薄和现实，也感受到了哥嫂那份不掺任何杂质、沉甸甸的亲情。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计划，但他还没想好，这天大的恩情，他该怎么还。
05
就在陈默回村的第二个星期，一件大事让这个平静的村庄炸开了锅——县长要来视察！
消息是村长用大喇叭广播的。据说，张县长这次来，不为别的，是陪着一个大老板来考察投资环境。要是能谈成，村里就要建一个农产品加工厂，专门做出口。那可是天大的好事，村里人都能进厂当工人，再也不用出去打工了。
村子立刻就动员了起来。村长指挥着大家，把村里的大路小路都扫得干干净净，还从镇上租了几盆花，摆在村委会门口。家家户户都接到了通知，要把院子收拾利索，不能给领导留下坏印象。
村长特意找到了陈建军家。他背着手，官架子十足地对陈建军说：“建军啊，你那个弟弟，刚从外面回来，不懂规矩。明天县长来了，你看好他，别让他到处乱跑，更别让他到领导面前去乱说话，听见没有？要是搅黄了村里的大事，你担待不起！”
陈建军喏喏地应着，满脸的为难。
视察那天，村里跟过年一样热闹。村民们都换上了自己最好的衣裳，聚在村委会大院门口，伸长了脖子等着。陈默依旧穿着他那身洗得发白的工装，远远地站在人群的角落里，像一个局外人，冷眼看着这一切。
上午十点左右，几辆黑色的轿车缓缓驶入了村子。车门打开，下来几个穿着白衬衫的干部，簇拥着一个四十多岁、气度不凡的中年人，那应该就是张县长。跟在张县长身边的，还有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村长立刻满脸堆笑地迎了上去，又是握手又是鞠躬，然后开始滔滔不绝地介绍村里的“优势”——我们这里山好水好，种出来的花生又大又香，养的鸡都是吃虫子长大的……
张县长一边听，一边点头，同时用不太流利的语言，给身边的那个外国人翻译着。
06
张县长一行人在村长的引导下，来到了村委会的院子里。院子中央摆了几张桌子，上面放着村民们拿来的各种“土特产”：花生、红薯、土鸡蛋……
张县长拿起一个花生，剥开，递给那个叫哈里森的外国人，努力地用他所会的词汇介绍着，希望这位外商能看上这里，投资建一个深加工厂。
哈里森先生礼貌地微笑着，尝了尝花生，也点了点头。但他那双蓝色的眼睛里，并没有太多兴趣。显然，这些初级农产品，还不足以打动一个见多识广的商人。招商引资的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
就在这时，哈里森先生的目光无意间扫过围观的人群。他本来只是随便看看，可当他的视线落在角落里那个穿着旧工装的年轻人身上时，他脸上的职业性微笑瞬间消失了。
他愣住了，蓝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极度的惊讶和一丝困惑。他甚至抬手揉了揉眼睛，似乎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