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1890年9月的一天，15岁的日本少女川崎芳子从家乡熊本县登上了一艘驶往婆罗洲（今位于马来西亚）的船，和她一起上船的还有300名和她差不多年纪的女孩。她们是要去南洋做“女工”。
一个多月后，轮船抵达婆罗洲，但是，迎接川崎芳子等300名日本女子的并不是工厂，而是一排排妓所。在妓所不远处，是一片片连绵的橡胶园，在橡胶园里劳作的是来自亚洲各地的劳工，尤其以来自中国广东福建劳工最多。
面对从妓，这些日本女子曾反对过、犹豫过、挣扎过，但很快就适应了下来。因为她们发现，在这里从妓，确实挣得多。
接下来十几年里，大量像川崎芳子一样的日本女子不断涌向南洋，仅熊本县就“输出”过5-10万人。这些日本女子扭动单薄瘦削的身姿，辗转于东南亚各地，当地土著称她们为“南洋姐”。“南洋姐”用身体挣来的钱源源不断寄回日本国内，以她们的身体和青春，滋养她们的家人，同时也为日本这个新兴工业国提供珍贵的外汇。
这也是日本这个变态民族第一次用自己国家的女人为经济发展提供“肉体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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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写一篇文章《日军在侵略时，为何总要糟蹋妇女？跟日本这民族变态的性习俗有关》，讲的是日本这个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非常迟，当我们身处大唐盛世时，他们才结束漫长的母系社会，同时将母系社会一些社会特征比如访妻婚、夜爬等性习性遗留了下来，使得这个民族在男女之事上非常随便，也没有什么贞操观念，继而也导致女性社会地位低，不把女性当人。
因此，女性卖春在日本从来就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游廓（古代日本的妓所）在日本泛滥成灾，游女（娼女）遍地开花。
到了近代社会后，这种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
日本明治维新后，人民生活依然困苦。在长崎和熊本等地，遍布群山，土地难以耕作，加之人口激增，导致租税暴涨。人们在家种田实在挣不了几个钱，连白米饭都是奢侈品。
怎么办呢？日本男人可比不上中国男人那样吃苦耐劳，更不会像清末时福建广东的贫困中国男人那样下南洋谋生。他们自己不去，却鼓励和支持女性去。问题是，女性去海外谋生又能干什么？只能卖春。
日本有一个著名的政治人物叫福泽谕吉，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日本对付亚洲有两种武器，一种是枪，一种是娘子军。在他的书里公然提出：许可娼妇出国卖春是个好主意！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女子开始奔赴全世界，开始皮肉生涯。
她们的足迹遍布整个亚太地区，北至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向南则以上海和香港为基地，或留在当地，或辗转前往以新加坡为核心的马来半岛；朝西则以印度为中转地，最远至非洲东海岸；往东则来到夏威夷和美国加州。
新加坡聚集的日本姑娘最多，故她们被称为“南洋姐”。前面提到的川崎芳子就是其中一个。
据日本官方统计，1908年“南洋姐”总数有30791人，但不包括数量巨大的偷渡者。
日俄战争结束后，辽东半岛的日本娼/妓急增，人数达到1403 名，占到当时该地区日本人总数的54.3%。
有日本历史学者研究，在南洋卖春的日本女子总数至少在30万左右。
这些日本卖春女每年寄回大量的外汇，养活了她们的丈夫或者父母兄弟，同时也为日本创造了大量外汇，直接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
据日本学者入江寅次所著《海外邦人发展史》中记载，明治33年在西伯利亚一带的日本人往国内送钱金额约为百万元，其中63万元为海外“南洋姐”的送资。
又据《福冈日日新闻》于大正五十九年9月9日登出探访纪事《女人国》所写：从岛原的小滨署管内4个村子渡航来的女性，去年向家乡送金达12,000多元，全岛原30个村子合计则突破30万元。
这种情况，日本政府自然喜闻乐见。
上世纪70年代，日本拍了一电影叫《望乡》，讲的就是日本女子海外卖春的故事。
不过到了一战后，日本感觉自己成为一方列强，再让女子去海外卖春实在“有损国格”，便禁止国内女子去海外谋生，但是，日本女子海外卖春现象依旧在全世界大量存在。
1919年日本政府宣布要“废娼”，并开始着手接回海外的“南洋姐”。但她们并未能获得政府的任何补贴或援助，还受到乡邻们的唾弃与鄙夷，不少年迈妓/女只能含恨自杀，大多数人在孤寂中度过余生。
30年间，这些卖春女到底给日本创造了多少外汇？这一直是个未知数，日本政府也从不公开，但那些年日本跟中国打仗、跟沙俄打仗，巨额的军费开支，加上日本工业化所需要的海量资金，都少不了这些日本女子的卖春钱。
但日本政府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在接下来几十年，他们还会如法炮制，一次又一次将本国女子当作“人肉燃料”，去燃烧他们的侵略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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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7月的一天，15岁日本广岛少女石本铃子哭着不肯去中国东北，半个月前政府向家家户户动员，命令家有女儿者，至少征一名女儿去中国东北“为军队服务”。
石本铃子底下有一个9岁的妹妹，他们家必须要有一个人去。她不可能让妹妹去，只能自己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