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对毛主席直言不讳的封疆大吏，他有何胆识？

1956年，毛主席与江渭清亲切交谈

作者：周志兴

01

之前讲过几个省委书记，李井泉、周小舟、吴芝圃、曾希圣等。清代以前，这叫做封疆大吏，权势熏天。就是在1949年之后，也是个顶个的人物，因为他们是从战场上杀出来的。也许他们都有缺陷，或者有很多缺陷，但不能否认他们都是个性鲜明的人。

今天说江渭清。

我这个江苏人，并不认识这位当过十三年江苏父母官的人。我听说这个名字最多的时候，是在与著名历史学家高教授的交流中。很多年前，我编辑一本杂志《领导者》，高教授是这本杂志的作者，他给了我一篇稿子，题为《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江渭清如何在毛泽东和刘少奇这两位领袖身边腾挪。

腾挪，按照词典解释，就是移动或挪借，这不仅需要胆量，还需要智慧。

据我观察，那一代封疆大吏中，江渭清是有智慧的人。

江渭清是湖南平江人，1910年11月出生。这个地方是湖南排名第一的将军县，出了很多将军。1955年第一次评定军衔时，有苏振华、傅秋涛、钟期光3位上将，张震、刘志坚等11位中将，还有38位少将。

江渭清虽是湖南人，却长期在江南工作。抗日战争时，他担任新四军十八旅旅长、十六旅政委和苏南区党委书记，率部在高淳、当涂、溧水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战争年代，江渭清曾负伤八次。

1954年，江渭清担任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1956年起，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兼江苏军区第一政委、南京军区第三政委、代理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

从新四军这段历史来看，江渭清应与刘少奇更熟悉一些，因为刘少奇当过新四军政委。但从情感上说，他或许与毛泽东更近一些，因为同为湖南老乡，而且江渭清与谭震林关系密切。解放战争时，谭震林任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兼第六师师长，江渭清为第六师政委。而谭震林与毛泽东关系非同一般，他是第一批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人，毛泽东对这批人非常信任。

1952年至1954年，谭震林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日常工作，是华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

因为这种关系，江渭清也与毛泽东亲近了许多。正因如此亲近，江渭清会紧跟毛泽东的部署，但有时候也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亲近也是胆量的来源。

例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江渭清敢于对领袖提出不同意见。

1957年7月上旬，毛泽东来到南京，在与江渭清谈话时曾大怒。

据江渭清回忆：

毛泽东问：“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

江渭清回答：“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过，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90分；八句话讲对，就打80分……”

毛泽东大概没料到这样的回答，顿时生气起来，他拍着沙发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江渭清回忆，当时他是这样应对毛泽东的：

“要反右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派人来。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

听到江渭清如此表态，毛泽东反倒似乎消了气，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他还说：“渭清啊！你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江渭清回答：“主席啊！我舍得一身剐，是要为您老人家护驾。”

这不像领袖与下属的对话，倒有点像熟透了的老朋友之间的交谈，毫无顾忌。

那时的毛泽东，一方面一言九鼎、不容反驳，但有时候也有纳谏的“雅量”。当然，关键在于谁进谏、涉及的问题以及进谏的态度。

02

说到“雅量”这个词，我想起了当年毛泽东与老朋友梁漱溟的一段往事，他们的对话也提到了这个词。

1938年，梁漱溟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前往延安，与毛泽东见面。毛泽东第一句话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的图书管理员，您常来杨怀中（杨昌济）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女婿。”

1953年9月，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作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后，梁漱溟发表了一个发言，主要说农民生活太苦，责备政府建设似乎无计划。

这个发言惹恼了毛泽东。

在批判梁漱溟时，毛泽东多次插话，分量很重，大意是：“人家都说你是好人，我看你是伪君子。”还有一次说：“你不是用刀杀人，而是用笔杀人。”又说：“对你不只是这一次不开除你的政协委员，下次政协仍将有你，为什么？因为社会上一部分人还受你迷惑。”

面对毛泽东，梁漱溟也没有示弱。他要求发言：“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想共产党总不会如此。我希望领导党以及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给我一个机会。同时我也表明，我想考验一下领导党，看看毛泽东，毛主席有无雅量？我要的雅量是什么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我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毛泽东插话：“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

梁漱溟紧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去对您的尊敬。”

毛泽东插话：“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梁漱溟说：“这一点倒无关紧要。”

说毛泽东有雅量，他却听不得尖锐的批评，哪怕是老朋友；说他没有雅量，他却能保留梁漱溟政协委员的待遇。

所以，“雅量”这个词也很复杂。

03

回过头说江渭清，他敢于直言，但领袖本来就喜欢他，加上他是为了保护下属，且以贴心老部下的身份说话，各种角色拿捏得恰到好处。

江渭清的直言也有智慧。

后来，毛泽东派出两位“钦差大臣”——彭真和康生，分别坐镇南京和苏州，具体指导江苏的反右运动。彭真与康生各负不同任务：彭真的使命是督导江苏省委内部抓右派，康生则负责在江苏文艺界抓右派。对于这两位直接由毛泽东派出的中央大员，江渭清的反应也各不相同。

当时彭真在党内地位很高，仅次于常委，近似党的副书记。江渭清利用了这一看似中央对他不信任的机会，请求彭真在省委常委会上传达毛泽东对自己的批评。这是一石二鸟之计：一方面，他知道毛泽东对他信任，批评只是蜻蜓点水；另一方面，他让班子成员知道，自己作为班长是在保护大家。

彭真不便明说，只是含混问道：“江苏为什么不打右派？江苏有没有右派？”面对彭真的问题，江渭清回答：“有右派啊！不过我还没发现。”

江苏省委内部的反右运动，最后以批评几个厅级领导干部的“右倾”而过关。在反右运动中，江苏省委常委和各地市县主要领导中没有抓一个右派，这全仰仗江渭清的保护。这也说明，即使在党内高压气氛浓厚的年代，省一级地方领导人在执行北京政策时，仍有一定的弹性活动空间。对这个空间宽严尺度的掌握，往往取决于第一把手的个人意愿和态度。

与江苏情况形成对照的是，浙江省由江华任第一书记，将省长沙文汉及其妻陈修良（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双双打成右派；安徽省由曾希圣任第一书记，将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也打成右派。

反右斗争中，江苏全省抓了13349名右派，约占全国右派总数的2.4%，在全国比例很低，而在省、地、县几级主要领导中，一个右派也没有抓。

尽管如此，四十年后，江渭清对此仍承担了自己的责任，称“一直内疚在心”。

在反右派和反右倾的高压之下，江渭清确实注意保护下级。

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各地都在找彭德怀在本地的“代表人物”。柯庆施在庐山会议结束时，曾向江渭清提出要批评刘顺元，暗示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实，这也是毛泽东的想法，因为毛泽东常去南京，接触过刘顺元。

刘顺元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被派往被苏军占领的旅大，任副书记、第二书记。当时苏军横行霸道，军纪极差，强奸妇女、抢劫财物，苏军领导人则持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刘顺元多次抵制苏军的恶劣行为。1947年9月17日，旅大苏军总司令宣布将刘顺元“驱逐出境”，并给他扣上“反苏”帽子。1948年8月，刘顺元任济南市委书记兼济南警备区政委。斯大林得知刘顺元仍担任要职，十分不满。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对他说：“你们中国有个刘顺元，在旅大时对我们苏联很不友好，据说现在还得到你们的信任，我希望在今后的合作中不要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

迫于斯大林的压力，刘少奇回国后令刘顺元写了检讨，并降三级使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刘少奇找到刘顺元，并于1954年9月任命他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务书记。

刘顺元是一个注重实际的人。其实，凡注重实际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右”。刘顺元也是如此。他感到从合作化到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工作中的问题越来越多，风气越来越坏。他曾公开批评“三六九干部”和“风马牛干部”。“三六九干部”指不干实事，只会在嘴上卖弄“三面红旗”、“六亿人民”、“九个指头”，以势压人；“风马牛干部”指见风使舵、吹牛拍马。这些话传到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那里，因此柯想批判刘顺元。

江渭清没有按柯庆施的意见办。他向柯解释：“要看通篇文章、报告讲的是什么，不能凭一两句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如果省委常委里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批先批我，我是班长嘛！我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怎么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呢？”就这样应付过去了。

事情当然不会轻松过去，因为华东是领袖常去的地方。很快，江渭清又要面对领袖的视察，他该如何应对呢？

04

当年秋天，毛泽东乘坐专列路过南京，在列车上召见江渭清和省委其他负责人，并询问了“反右倾”情况。江渭清向毛汇报说：我们有“右倾”思想，但没有“分子”。譬如对1958年放农业“高产卫星”、“钢铁卫星”，我和其他常委同志都说过那是“吹牛”，但不是否定总路线、大跃进，而是反对浮夸虚假。

作为一方诸侯，江渭清一定不会在各方面都和上面顶牛，但是，他还是讲策略的，主要是有分寸感。

江渭清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不会和中央对着干，他作为一个深谙政治生态学的地方大员，在政治惊涛骇浪中，逐渐练就了一套生存之道。

1959年庐山会议后，江苏省有个别地区自发实行包产到户，江渭清一发现，便立即予以禁止。195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曾向全党批转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

1961–1962年上半年，当包产到户之风从江苏邻省安徽刮起后，江渭清按兵不动。1962年夏，安徽省在李葆华主持下，甄别了一批1957年的右派，江渭清还是观望。当毛泽东于1962年8月在北戴河发起反击时，很有资格充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左派角色的江渭清，却无意去抢那顶左派桂冠。江渭清这种稳健、谨慎的从政性格，使他在1964—1965年新一波的政治风浪中再次站稳了脚跟。

比如说，1958年的大跃进，江渭清是参与的，但是没有那么积极。

其实毛泽东也知道江渭清的分寸感。在知人善任方面，领袖很老到，他知道下面的几个重臣各有几斤几两。

在“大跃进”中，江苏省放的各种“卫星”比较少、也比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经济困难期间，江苏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比率也比有些省份少，这和江渭清的领导是分不开的。

但是，他该表的态也不含糊。

1958年5月5日，在北京召开全面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江渭清在这次会上代表江苏省委作了发言，发言的题目是《政治挂帅，以生产为中心，带动各项工作一道前进》，他着重介绍了江苏的“跃进”形势，说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已树立起“要跳、敢跳、能跳”的跃进思想，以“苦干、实干、创造性地干”的精神，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并列举了当时的一些豪言壮语，诸如“政治挂了帅，生产飞上天”；“干部能下海，我们能擒龙”；还有一些新编的顺口溜：“志气比天高，干劲冲云霄；掏干大海水，切断荒山腰；就用这股劲，实现四十条”等，借以说明江苏人民势如破竹、敢作敢为的精神。

5月8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通知，要求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学习和宣传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运动。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闭幕，江渭清立即返回南京，马上部署筹备召开江苏省委三届八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大破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度发展的迷信，肯定了农业可以‘一翻再翻’；二是大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念，地方工业可以自力更生大发展；三是大破了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地方也可以大办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会议结束后，一场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大跃进的运动迅速在江苏掀起。

在这样一种“大呼隆”中，有人提出“人民公社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剩余”、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配，将社员自留地和私有林木、耕畜、大中型农具等统统收归公社所有。全省组成了132个“民兵师”，农民实行了军事化。在“生活集体化”的口号下，全省各地大办公共食堂，农村绝大多数人都到食堂吃饭。有的地方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口号下，盲目蛮干到了离奇的程度，如“农田深耕”从几尺到一两尺，“试验田”以白糖作肥料“夺高产”；密植“越密越好”发展到几亩水稻移并在一起，以“并苗移栽”制造假“卫星”等等。

江苏省的大跃进也是从兴修水利开始的。江苏省委要求实现“三年全省水利化”，在严寒刺骨的风雪中，数百万群众在全省各水利工地奋战。民工往往每天劳动长达12—15个小时，甚至更多。1958年3月，分淮入沂，淮水北调工程开工，这是当时江苏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准军事化的管理下，一年共挖掉34亿土石方，如果包括农田水利部分，江苏全年共完成43亿土石方，相当于1957年的13倍，远远高于江渭清说的三亿方。

但是，相比于其他省的大员，江渭清还是留有余地的。

当时，柯庆施提出了“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是江渭清的直接上司。但他觉得，这样的口号明显过头了，所以，当中央分管农村工作的谭震林副总理来南京视察工作时，江渭清向他说：“谭政委，光放开肚皮吃饭，不搞生产也不行，还要加一句：鼓足干劲生产。”谭震林采纳了江渭清的意见。后来的“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就是他视察江苏“大跃进”以后提出来的。

就拿当时各地都在搞的“大炼钢铁”来说，江渭清也还是有节制的，他的特点是，公开表态不含糊，私下里面对领袖说实话。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发表了会议公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

江渭清在参加北戴河会议期间，于8月20日专门就大炼钢铁问题同省委通了电话，提出了三点意见，要求各地、市委立即认真研究，坚决贯彻执行：一是要把今年全省15万吨钢的任务，按18万～20万吨的要求来保证完成，只准超过，一斤也不能减少。二是今年只剩下四个月了，各级领导决不能向困难低头，炼钢所需要的煤、焦，要及时加以解决。三是各地、市委第一书记，有钢铁生产任务的县委第一书记，都要亲自抓钢铁生产，农业由其他书记或常委去抓。这就是所谓“钢铁元帅升帐”。大炼钢铁运动以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推动的。

北戴河会议一结束，江渭清就赶回南京，进一步部署钢铁工作。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这是一项很难完成的任务，劳民伤财而且得不偿失。

当时全省一度动员了将近700万人炼钢铁，不仅有整劳力，而且有半劳力和未成年的孩子。国庆前夕，终于放出了日产生铁10073吨、烧结铁4000多吨的“高产卫星”，成为全国九个“万吨省”之一。但如此不惜代价地“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江渭清算过一笔账，1958年“大炼钢铁”中，全省高炉利用系数平均只有0.5左右，炼一吨铁需耗煤五六吨至七八吨，炼出的铁许多不合格，钢大部分是土钢，根本不能用。所建上万座小高炉，只有个别的保留下来。直接经济损失更是惊人。全省土法炼钢炼铁共计亏损1亿4千多万元，省里补助9千万元，其余部分均由各地从地方财政中抽钱填补，这在当时都是天文数字。

1958年9月20日，毛泽东在张治中、罗瑞卿、曾希圣陪同下来南京视察“大跃进”形势，江渭清到中山陵毛下榻的地方汇报工作。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以后，指示他们要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提醒他们不要因为大办工业，放松了农业。同时，他又提出要江苏搞100万吨铁，问江渭清能不能完成？ 江渭清说，搞不到这么多。事实上，群众性“大炼钢铁”效率低，质量差，人力、物力的浪费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所以江渭清又说，像这样全民炼钢铁，说句不好听的话，叫“劳民伤财”。毛听江渭清这么回答，就说：“不谈了，明天再谈。”

第二天，毛泽东把省委书记处的几位领导人都找去，说：“我要江苏搞100万吨铁，渭清讲搞不到。顺元，你什么意见？”刘顺元愣了一下，回答说：“渭清同志是班长，班长怎么说，我赞成。”毛就问：“惠浴宇，你什么意见？”惠浴宇回答：“我同意顺元同志的意见。”毛又说：“江渭清不但说搞不到100万吨铁，还说这是劳民伤财，你们也同意吗？”见大家都不开口，毛泽东就问江渭清：“渭清，你还有什么意见？”江渭清说：“主席，我们千方百计去搞，能搞100万吨更好，实在搞不到，就请您派人来检查我的工作。”毛泽东说：“好，就这么办。”

尽管江渭清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有时甚至顶撞领袖，但是他还是能够掌权江苏13年屹立不倒，这里除了与领袖的亲近关系以外，智慧和胆略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认为，对他来说，最难的还不在此，最难的是在两个主席之间的腾挪和周旋，尤其到了六十年代，这两个主席之间有了隔阂，而这种隔阂又是一般人看不到或者看不懂的。

这两位主席是毛主席和刘主席。

四清运动中高层产生分歧，顶撞了刘少奇的江渭清为何获得了毛泽东的支持？

05

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不协调，是逐渐增加的。别看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这个职位由刘少奇接任，两个主席的大照片在《人民日报》的头版经常并排出现，但是，两人却渐行渐远。尤其让各方诸侯拿不准的是，毛泽东的威望无可比拟，但是，他却退居二线了。刘主席在一线主持工作，又俨然是接班人。两个人一致还好说，要是不一致呢？

1964年的“四清”运动，对江渭清来说，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

什么是“四清”？

四清也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中最初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 ，在城市中最初是“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后统一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在这个问题上，江渭清顶撞了刘少奇。

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论断，要求在四清中“划阶级”、“搬石头”，“左”倾指导思想急剧升温。

会后，刘少奇来南方视察四清运动。刘少奇一行抵达合肥后，陪同他的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也是江渭清的好朋友魏文伯给江渭清打电话，告诉他，刘少奇对前一段四清运动很不满意。这次他脾气大得很，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提醒江渭清要有思想准备，在刘少奇到南京后要“注意”。

刘少奇来到南京后，在江渭清汇报江苏情况时，曾有许多插话，根据江渭清的回忆，刘少奇在讲话中严厉批评了许多领导浮在上面，不蹲点，就是下去也是“面上跑跑，听听汇报，指示指示”。他认为：现在情况变了，搞调查研究，光靠开调查会不行了，只有领导亲自带工作队，蹲到点上去，直接掌握运动，才能取得第一手材料和经验。

刘少奇甚至说：你当书记的，生病也生得，休息也休得，离职学习也离得，甚至死也死得，为什么离开自己职务蹲半年点就不行？他要求省、地、县三级领导都要分期分批，轮流下去蹲点。并强调省、地(市)、县委书记以及其他负责人，都必须有两个大队、两个工厂的经验，才有资格当省委书记、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

刘少奇对包括江苏省在内的四清运动，提出了批评。批评集中在三个估计上：

一是对“大约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他认为，“也许不止三分之一”，有些地、县领导没有调查，不了解实际情况，就说没有那么多，这是对“资本主义复辟”警惕性不高，是很危险的。

二是对干部队伍状况的估计。他认为，“真正有严重问题的”、“四不清”的，占基层干部的多数，不是少数；没有多少问题的、可靠的、团结了95%群众的干部很少，不是多数。

三是对运动情况的估计。他认为，社教搞了一年多，“农村、城市都没有搞好”。

对于刘少奇讲话，江渭清表达了不同看法。他说，江苏不是这个情况。江苏已经开展社教的社队，60%打了胜仗，是有成绩的；30%比较一般，成绩不够显著；只有10%不够好，需要补课。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江苏没有发现烂掉的社、队领导班子。江渭清说，我经常下去，对本省情况是知道的。而且他还抬出了毛泽东的话：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

江渭清是新四军时期刘少奇的下级，彼此也非常了解，所以，他敢于说几句不同意见。

但刘少奇此时也有些膨胀，而且，“四清”运动是他直接领导的，他也很重视，所以，他打断江渭清的话，问他，对王光美“桃园经验”的报告有什么看法。江渭清说：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如果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刘少奇说：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江渭清回答：不盲目执行。

这话，说的有点硬，简直就是顶撞。

20世纪70年代中期，江渭清在南昌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刘少奇就在这一段时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训过一次话，江渭清也许还不知道。

那天，台上坐着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全场鸦雀无声，非常严肃。一会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虽然桌上有扩音器，但是刘少奇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他讲的大意是，中央不是有规定吗？中央各部门的领导人每年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下面去，可是你们为什么不下去呢？呆在北京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光会在上面发空头指示，怎么不产生官僚主义呢？

刘少奇还说，你们看王光美下去了，不就发现了很多新问题吗？她现在总结了很多新经验，很有意思。他最后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

这个会议，连头带尾总共不到一个小时。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起来训话，尤其是表扬了自己的老婆，人们非常不满。

其实，毛泽东对这件事情也很不满意，他曾经对刘少奇说过，我让大家下去，都不下去，怎么你一发火，让大家下去大家就下去了呢？

但是，当时，刘少奇并未对江渭清发脾气。第二天晚上，刘少奇离开南京前夕，对江渭清严肃地说：你的意见是不对的。江渭清坚持原来的看法，这就引起了“顶撞”。

离开南京后，刘少奇巡视祖国大地，到处找问题也到处发火，他更加感觉到自己是正确的。

8月下旬，中央召开由6个大区书记和江苏等8个省委负责干部参加的座谈会议。座谈中，刘少奇提出“反右倾”的问题。他说：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有些同志怕干部躺倒不干，怕影响生产，东也怕，西也怕，就是不怕“修正主义”，不怕“和平演变”，不怕脱离群众。这是个什么问题？本质是什么？他又说：前几年“宁左勿右”，现在又“宁右勿左”，这对运动的阻碍相当大。

会议期间，刘少奇找江渭清个别谈话，说他看到“江苏的一个通知”，要“学习江渭清同志的讲话”，刘少奇批评江渭清：“为什么不学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学江渭清的？”江渭清回答说，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文件。这是一份江苏省委办公厅7月28日的《关于善始善终搞好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开头，确有要各级党委和工作队，都要认真学习和研究江渭清在江苏省地、市委书记会议的讲话”。

江渭清让秘书打电话给省委办公厅，说“通知”要认真学习江渭清的讲话是—个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应该强调认真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毛主席、刘少奇同志以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责成省委办公厅立即把这个“通知”作废。9月1日，江苏省委办公厅发出《关于在〈关于善始善终搞好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按照江渭清在电话中的意见，检讨了省委办公厅未经江渭清和书记处同意和审批擅自拟发通知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行为”。

9月8日，江渭清以个人名义给刘少奇写信，向他再次检讨错误，并且说，由他本人承担领导责任。

收到江渭清的上述信件后，刘少奇于9月30日给江渭清回信，批评江渭清给他信中关于“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必须学习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否则，将犯更大的错误”等说法，“不完全正确”，是出于对两人在北京谈话的“某种误解”。由此，提出了“我们应当向谁学习的问题”，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信中还说：你是中央候补委员，大区书记之一，又是省委第一书记，职位也是很高的。为什么要各地、市、县委学习你的一篇讲话，就是“严重错误”呢？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这篇讲话的内容是不是值得各级干部学习。刘少奇认为，江渭清的这篇讲话是“不值得学习”的，“基本上是一篇教条主义的讲话”。

当然，我认为这些书信不是写给江渭清个人的，而是写给全党的，很快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其后，全国开展了对《刘少奇答江渭清的一封信》的讨论。结果是，各级机关、单位大力反右倾，导致领导干部纷纷下基层蹲点。

06

最初，毛泽东对于刘少奇给江渭清的这封信是持赞同态度的。1964年9月25日、10月18日，毛泽东两次对刘少奇给江渭清的复信写了批语，对领导干部的右倾思想进行了批评，肯定了刘少奇反右倾的举动。他指出：“你的信写得很好。存在着的问题，正是要照你写的那样去解决。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

毛泽东还对这封信作了亲笔修改，添了一些如何正确认识客观真理等话，并指出如不这么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

然而到了1964年底，形势发生了180度的变化。据江渭清回忆：1964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问江渭清，刘少奇对他的批评，检讨了没有？江渭清回答：开始不检讨；刘少奇给他写信以后，作了检讨，但不深刻，还要再检讨。毛泽东听后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这么回事。你感到批评对的，就检讨；不对的，就申诉；申诉还解决不了，就等历史作结论。1965年11月，毛泽东来江苏视察，江渭清汇报了要按照刘少奇答复江渭清的一封信的精神，进一步检查省委的思想作风。毛泽东听了惊讶地问：“你们还要作检讨？”江渭清回答：“少奇同志对我的批评，给我教育很大，每检讨一次就有一次收获。”毛泽东说：好嘛，你们就检讨嘛。接着他叮嘱：检讨也要“一分为二”，不要说得一无是处。

毛泽东显然站在了支持江渭清的一边。对于江渭清来说，又是一个难题，自己到底站在哪一边？

根据高教授的分析，毛泽东对刘少奇这封信的态度发生变化原因，是在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二十三条》过程中，关于四清矛盾的性质和运动的搞法等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指导四清运动的一些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基于这种背景，在江渭清与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争论中，毛泽东站在了江渭清一边。

其实，就在这一年的12月26日，毛泽东在自己的71岁生日宴上，把他和刘少奇的矛盾公开了，他批评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说成是“四清四不清”是不对的，并且说，党内存在着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据参加此次宴会的曾志回忆，听了毛泽东这些话，全场鸦雀无声。

江渭清周旋在领袖身边，总的看是应对自如的，但是，文革之风刮起，他就没那么幸运了，不过，这是另外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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