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柯克遇刺想到的，孙玉良：美允许拥枪为何不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文︱孙玉良

9月10日，美国发生一起枪击悲剧，特朗普的政治盟友、美国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柯克在犹他州立大学的活动上遭枪击死亡，临终前他还在与人争论“是否知道最近几年美国发生了多少起大规模枪击案”，没想到还未来得及等到辩论胜利，他就被枪手当场击毙。目前凶手仍在逃，警方持续追捕。

令人奇怪的是，美国社会貌似很分裂，很混乱，美国民众对政府也貌似很不满，经常举行游行示威活动，美国又允许全民合法拥枪，然而纵观美国近代史，并未出现大规模以枪支颠覆政权的民众暴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美国好像失灵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来说，美国建国者通过三权分立、联邦制与定期选举构建了权力制衡体系。每两年一届的众议院改选、四年一届的总统大选为更迭政权提供了合法渠道，群众对政府的不满通过选票找到了渲泄渠道。而美国最高法院可裁定立法行政机构违宪，形成的制度纠错机制，又使民众对政府可能发布的错误决策，寄托于最高法院的公平判决上。再有，美国各州拥有的立法自治权，分散了中央集权引发的矛盾，也是民众不愿拿枪起义建立新政权的一大原因。可以说，美国的建国者是很“聪明”的，它的制度设计使美国民众相信可通过选票而非子弹改变政策，虽然一次次的改变使他们都陷入失望。

其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美国社会结构呈橄榄型分布，上层社会是即得利益获得者，自然不会反对自己，而中产阶级占比约52%（皮尤研究中心2022数据），也倾向于维护现有制度。正如政治学家李普塞特所言：“当大多数人拥有需要保护的东西时，革命就失去了社会基础”，而下层社会面对中上层社会维护现有制度的碾压实力，不足以形成夺取政权的力量，也很难产生夺取政权的领袖级人物。

第三，从文化层面看，西方文化更强调“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72%民众相信个人努力能改变命运（盖洛普2022调查），这种文化使持枪权更多被视为个人权利保障（67%持枪者称首要目的是自卫），而非集体起义的工具。这种思维模式决定了即便是底层社会，也不会团结起来反对现有制度，穷困只怪自己不努力，持枪只为保护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即便一些人有团结起来反政府的想法，但面对武力不对称与行动成本， 那份“勇敢”也会被冷水泼头。当代社会不是冷兵器时代，美国政府拥有全球最先进的监视体系、专业化军队与国民警卫队，相较于平民持有的轻型武器，政府若想镇压“起义”，打击能力是降维式的，分分钟解决，发动暴动的成功可能性极小。所以我们发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众，抗争更多通过制度内渠道实现，通过游行、示威以及司法系统的裁判实现他们心中的“正义”。

当然，美国未发生武装暴动并非证明其制度完美，而是展现了一个复杂系统的自适应能力，它通过制度更新、利益分配、文化认同等多重机制消化矛盾，不过，美国的国内矛盾越来越难以解决了，68%的美国民众认为民主处于危险中，美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8，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美国国债达到了惊人的37万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这些挑战持续考验着即有制度的韧性能维持多久。最近世界首富马斯克在其社交平台X上发文，标题是“完蛋”，主题内容是美国政府“基本没救了”，彰显了美国面临的危机到了紧要关头。特朗普政府如何“救美国”，还真的成了一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