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罗稷南问毛主席：“若鲁迅在世会怎样？”，主席：有2种结果

1957年初春的上海依旧阴雨，淮海中路那幢白墙小楼里灯火通明。文艺界座谈会临近尾声，罗稷南在人群里站了整整两个小时，脚底发麻也舍不得离席。他深知，这次是与毛泽东当面交流的罕见机会。

几分钟后，毛泽东推门而入。棉布中山装有些褶皱，身形却依旧挺拔。简短寒暄后，大家落座。茶水刚端上来，罗稷南便抛出一直盘桓心头的问题——“主席，假如鲁迅先生还健在，他会怎样？”话音落地，全场顿时安静，连杯盖碰杯口的细响都能听见。

毛泽东抬手理了理桌角的文件，好像在脑海里翻检什么旧档案。片刻，他缓缓开口：“我看有两种结果。第一，他继续写；第二，他不说话。”十二个字掷地有声。毛泽东接着解释，写，是因为鲁迅天生不肯放下笔；沉默，是因为鲁迅不会随波逐流。两种可能，听似对立，实则都指向骨子里的倔强。

为什么罗稷南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发问？要弄懂这点，得把目光拉回到二十多年前。罗稷南本名陈子航，云南大理人，北大学哲学，后在厦门讲课。可他不甘讲台平静，北伐打响后投身十九路军，跟随蔡廷锴转战江浙，炮火里打磨出几分凌厉。1933年福建事变之际，蔡廷锴派他北上延安联络，中途与毛泽东初见，那是帐篷里的一盏马灯，光线昏黄，两人谈到凌晨。

事变失败，罗稷南最终脱下军装，落脚上海，以翻译糊口。《双城记》《铁甲列车》等洋书经他译介传入国内，名字逐渐在文化圈站稳。毛泽东素来惜才，1950年便来信请他回昆明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罗稷南正埋头校对稿纸，回信婉拒。毛泽东没有介意，这位旧识仍被他视作朋友。

再说回鲁迅。毛泽东很早便读鲁迅文章，《呐喊》《故事新编》批注密密麻麻。1936年春，冯雪峰从上海带回鲁迅近况，毛泽东特地留宿求细节，一晚上只谈鲁迅。第二年陕北冬夜，他拿着刚到手的《鲁迅全集》对战士说：“行军带点干粮，再带这部书就够了。”有人觉得夸张，可他真把那套书从窑洞背到西柏坡，又从西柏坡带进中南海。

鲁迅那边亦有回应。病中的他听闻陕北缺书缺肉，就托冯雪峰捆了十几本样书，外加两罐火腿发往保安，说是“代我敬意”。邮驿辗转，东西抵达延安已是深秋。毛泽东拆木箱时笑着说：“鲁迅真懂打仗。”火腿很快分给护卫排，书却被他留在案头。

于是，当罗稷南在1957年拈出这个问题时，等于在两位精神同行之间架起一座桥。毛泽东的答案，既是对鲁迅脾性了然于胸的判断，也是对当时知识分子处境的隐喻：有话直说，无话闭口——都是独立人格的自然选择。

座谈会结束，天空仍旧飘雨。罗稷南走出小楼，回头看了一眼廊下灯影。他明白，这十二字回答并非随口应酬，而是提醒：不管是写还是沉默，主体都得是自己。多年后，他在回忆录里写下这样一句：“那晚我握着湿漉漉的伞柄，却觉得心里干燥而清明。”

毛泽东对鲁迅的尊重，不止体现在口头。1959年北京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选址困难，最后定在朝阳门外旧炮兵营，就是因他一句“鲁迅要有自己的家”。1961年国家困难时期，纸张调拨紧张，《鲁迅全集》修订再版仍获特批，两千吨纸第一时间送进印刷厂。这些细节，远比空洞赞美更能看出分量。

回看鲁迅本人，一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道尽其性情。若他活到1957年，或许会继续写杂文戳人痛处；也可能索性收笔，躲在大隐隐于市的角落冷眼观潮。两条路径殊途同归，皆根植于独立和清醒。毛泽东说的两种结果，没有褒贬，只是实话。

罗稷南之后再没问类似问题。他重新投入翻译，《白鲸》《大卫·科波菲尔》经他之手面世。偶尔有人提到那场座谈，他只笑笑——答案已经给出，剩下的得靠各自去印证。

这场跨越生死的对话，留给后人足够的思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