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大石一手创立的西辽：高度汉化，根系华夏，威震中西亚

辽国末年，金国快速崛起，以摧枯拉朽之势将辽国末代皇帝天祚帝耶律延禧，逼得东奔西逃、疲于保命——辽国契丹贵族耶律大石不愿降金，于公元1124年率部分辽军、官员及百姓西逃，先抵达中亚的可敦城（现在的蒙古国境内），收拢周边辽朝残余势力，积蓄力量。
耶律大石以可敦城为基地，先后征服中亚的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等政权，逐步控制了东起阿尔泰山、西至咸海的广大地区，建立起稳定的统治秩序，也获得了当地部族的支持。

到了公元1132年，耶律大石在中亚的叶密立城（今新疆额敏县）正式称帝，国号依旧是“辽”，因为这个政权位于原辽国的西部，所以史称“西辽”，也叫“哈喇契丹”。
此后，在耶律大石的文治武功之下，西辽进一步巩固统治，成为中亚地区的强国。那么为何耶律大石不留在中原地区，辅佐天祚帝并反击金军呢？因为天祚帝对耶律大石已经有了极深的忌恨！

当时随着金军的猛攻，天祚帝逃离都城，不知所踪，国家陷入混乱。耶律大石为稳定局势，在燕京（现在的北京市境内）拥立耶律淳为帝，建立了北辽——当时耶律大石派出多路人马打听天祚帝的下落却无果，所以出于挽救辽国的目的才拥立新皇帝，事后虽然找到天祚帝，百般解释也得不到天祚帝的理解。
在天祚帝看来，这是对自己皇权的公然挑战，严重威胁到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对耶律大石心怀不满。

后来耶律大石发现天祚帝的下落后便马上投奔天祚帝。面对辽国当下的残局，耶律大石认为应该积蓄力量，待时而动。但天祚帝却急于收复失地，不顾敌我实力悬殊，执意要求耶律大石等高级将领与金军决战。
耶律大石的劝阻不仅未被采纳，还让天祚帝觉得他怯懦胆小，不敢与金军作战，再加上耶律大石另立新帝，所以天祚帝对他的忌恨发展成了怨恨，最终，为了避免内讧，耶律大石仅率领两百亲兵铁骑离开天祚帝，向西发展。
结果在天祚帝看来，这就是错上加错，等于是公然背叛自己，是对自己的不忠和抛弃，这使得天祚帝对他的怨恨达到了顶峰。

耶律大石对形势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那时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势头极盛，公元1125年已彻底灭辽，随后继续南下进攻北宋，中原地区（现在的华北、黄河流域）基本被金朝控制。此时中原的辽国旧部要么被金朝消灭，要么选择投降，耶律大石所率兵力非常有限，如果留在中原，必然会直面金朝的主力进攻，毫无胜算，甚至可能迅速覆灭。

即使耶律大石西迁时，也只带了少量的辽军、官员和百姓，实力远不足以与金朝争夺中原，而当时中亚地区存在多个较弱的政权（比如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且远离金朝的核心统治区，发展压力较小——对于耶律大石来说，西迁或者向西发展并非放弃中原，而是“避实击虚”，通过在中西亚积蓄力量，才能延续辽国的统治血脉。

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在12世纪击败中亚强国塞尔柱帝国后，间接削弱了其对西亚的控制，打破了塞尔柱王朝在西亚的霸权秩序，这为西亚本地势力（比如花剌子模、阿拔斯王朝地方政权）的崛起创造了空间，同时也迫使塞尔柱帝国将统治重心进一步西移，间接影响了后续西亚各政权的疆域划分与权力斗争。
而且西辽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与技术交流，以耶律大石本人来说，尽管是契丹贵族但汉化程度极高，所以作为连接东亚（辽文化）与西亚（伊斯兰文化）的桥梁，西辽推动了双方的文化交融。

辽代的典章制度、服饰习俗、手工业技术（比如金属锻造、丝织）通过西辽传入中亚和西亚地区，影响了当地的生产生活。另外，西亚的伊斯兰教文化、天文学知识、数学成果也经西辽向东方传播，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纽带。
在西辽的疆域上，尽管由契丹人主导但统治期间吸引了大量契丹人、汉人及中亚游牧民族迁往西亚边缘地区，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构成。更关键的是，西辽的军事与政治存在，为后来蒙古帝国西征提供了“前导”。

后来蒙古军队在征服西亚时，曾经利用西辽旧地的交通网络与政治基础，其对西亚的统治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西辽的经验，间接影响了西亚中世纪后期的历史发展轨迹——这也就牵出西辽的灭亡。
西辽后期，末帝耶律直鲁古的治国能力极弱，却不断对内加重赋税，引发中亚各部族不满。同时还喜欢对外用兵，比如征讨花剌子模等等，但武功又差，导致战事不断失利，国力大幅损耗，统治根基逐渐动摇。

13世纪初，蒙古帝国又崛起了，成吉思汗发动第一次西征（初期目标为花剌子模）之前，西辽已因内部叛乱，比如乃蛮部王子屈出律篡夺政权，虽仍以“西辽”名义统治，但实际上已经分裂并陷入混乱。
公元1218年，蒙古军队以追击屈出律为由攻入西辽，迅速击败其残余势力，西辽正式灭亡，领土被蒙古帝国纳入版图——从公元1132年耶律大石正式称帝建国算起，到公元1218年被蒙古帝国灭亡，西辽的国祚约87年，但西辽对中西亚带去的文化和生产力、对中西亚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