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最流行的旅行方式，是去村里“看房”

作者 | 晓洋

今年夏天以来，贵州旅游爆火。人们纷纷走进侗寨，在被时光盘包浆的木头房子之间，追寻一种如歌生活。

花桥上，几个侗家老奶奶一边刺绣，一边闲话家常。桥下河水流淌，妇女弯着腰在洗蓝色布衣。寨子的小广场两三孩童在追逐打闹，后面还跟着小狗。

现在是贵州侗寨，较早前是福建土楼、湘西吊脚楼、江门碉楼……这些传统民居接连成为人们奔赴一处目的地的理由。游人带着好奇打卡别人家的老房子，只不过许多人离开后，依然不清楚侗寨和吊脚楼的区别。

△贵州榕江大利侗寨。

华丽的宫殿和壮阔的庙宇，都很容易找到洋洋洒洒的古建文献，也有大量通俗的音视频介绍。而中国传统民居的介绍却长期停留在艰涩的学术圈里，普通人往往只能用“冬暖夏凉”“天人合一”等标签来笼统描述。

B站高分纪录片《中国民居》回归，陆续在多个平台上线第三季。这一季前两集，摄制队走进贵州多个侗寨，不仅深入浅出介绍了侗寨的建筑特色，而且讲述了当地人如何举全寨之力建造鼓楼的动人故事。

△侗寨鼓楼（图/图虫创意）

近日新周刊采访了“中国民居”项目发起人齐胜利和纪录片导演莫政熹，聊了聊《中国民居》第三季，以及他们对中国民居的观察与思考。

《中国民居》第三季开篇，拍的是近年爆火的贵州侗寨。从百名村民上山采原木，到掌墨师用鲁班符号给柱梁编号，再到工人用轮滑杠杆来组装木屋……随着镜头的推移，侗族房屋的诞生就徐徐展现在观众眼前。

△在掌墨师的指挥下，工人协力支起新建木屋的主要框架。

掌墨师是贵州侗寨建筑的灵魂人物。民房、粮仓、花桥和鼓楼等建寨四件套，都得经由掌墨师来设计并监制，他们的名字甚至会永远留在主梁上。

本季第一集里，摄制队采访到高增侗寨的一位老掌墨师。从主路进入寨子的花桥是他设计的，从他家里望见的鼓楼也是。这位掌墨师向摄制队逐一展示自己的“作品集”——他与自己设计的侗寨建筑各种合影，半世纪来攒了厚厚几大本。

紧接着，齐胜利问对方有否想过把自家的木房子改建为砖房。老人不假思索地答道：“有钱的话，我也想搞砖房。”那座寨子里大部分民居已改建成两三层的红色砖房，传统木房子目测仅剩不到5%。

△乡村里，现代砖房正在取代传统木屋。

类似拆旧民居盖砖房的声音，齐胜利在过去六年的走访中反复听见。刚开始他感到悲伤，但慢慢地也接受了。“我们没办法阻挡这种改变，但一定要想办法去减缓它 ，或者给出另一种办法，让村民可以选择。”在他看来，从传统木房到现代砖房，相当于180度的改变，未必是传统民居更新换代的最优解。

随着贵州村超、村BA带来的巨大流量，贵州侗寨游的热度持续上升。相应地，侗寨里也纷纷建起民宿，开起咖啡馆。新一季的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老房子旁正新建现代厨房、卫生设施，替代过去与牲畜圈相邻的室外旱厕。

在齐胜利看来，新旧更新是传统村落自然的事情，不应苛求“百分百的原始状态”。毕竟，侗寨建造所用的木料大多取自当地杉木，多则百年少则几十年就自然更新。

片子中第二集拍摄的大利侗寨，他认为算是贵州侗寨里保存较完好的。这主要得益于当地政府与村民的约定：新建或者重建房子的上部结构必须保持传统木构。

△大利侗寨的房屋肌理保护得较好。

“只要能保持木构形式，甚至内部用混凝土结构、外面包木材，我觉得都可以。关键是不能破坏村落肌理。”所谓“肌理”，好比人的骨架。本来的骨骼、肌肉、脂肪是匀称的。如果新修的建筑过分挤占原有的道路、广场等公共空间，将“骨架”撑大，就会变形畸怪。

民居不单牵动着传统村落的外在形态，还紧紧连接着居住者的内在精神。

第一季走访福建土楼的时候，齐胜利第一次感受到具象化的“寻根问祖”。土楼里有一个习俗，男孩出生后的胎盘会用香炉灰包裹，埋到厨房门轴下方的深坑里，并用青石板压在上方。只要土楼在，那么人与母体相连的物质证据就会被保留下来。看似不起眼的门轴，俨然是一块身份认同的基石。

△福建土楼。（图/图虫创意）

对于一些人来说，“寻根”可能只需转身回到近在咫尺的厨房。然而，有些人的“寻根”却可能遥遥万里、辗转数载。

第三季第5集讲述了江门华裔林爱莹的十年寻根故事。林爱莹是美国华裔，她的爷爷曾在江门老家修建了一座别墅和一座家族祠堂。历经十年的努力，她准备了十几厘米厚的材料，打了多场越洋官司，才争取到家族各后人的法律授权，得以回到江门重修家祠。

△林爱莹站在爷爷出资修建的老宅内。

她是女性，按照宗族惯例，本不该成为继承者；她不懂中文，回到从未去过的家乡，四处碰壁吃瘪；她没多少钱，站在野草高过人头的祠堂，不知从何处开始修缮。尽管常年生活在海外，但她骨子里还是流传着中华民族对“家”的执念。

在各方帮助下，那座家祠重新焕发新生，得以按照对待世界文化遗产的方式来修复保存。正如协助家祠修复的五邑大学教授谭金花所言：“遗产是一个纽带，重建她（林爱莹）跟她祖籍地之间的关系，重燃对家乡的归属感和期待感。”

过去三季的拍摄中，《中国民居》导演莫政熹留意到这种对家乡的归属感，在国内年轻人身上也越发常见。第三季介绍青海藏族黑牦牛帐篷时，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一进到山间牧场就笑成花，路边野花天上白云都能夸半天。

△《中国民居》拍摄过程中遇到的返乡年轻人。

“有些年轻人的想法挺出乎我预料的。他们打从心里愿意回到爸妈生活的地方，想要在小时候长大的村落继续生活。不会因为大城市发展特别好，他们就一定特别向往。”莫政熹说道。

在B站上打开《中国民居》，密集弹幕旋即涌来——“我的家乡，欢迎大家来看看！”——年轻网友将自己对乡土的自豪打在了公屏上。

前两季《中国民居》在网络平台放映后，在豆瓣收获8.2的高分。不少中学生一开始在地理老师的推荐下打开链接，后来就垂直入坑，持续追更了。一些网友观看后，还会特意到拍摄地旅游，实地打卡片中的民居，甚至入住当地民宿深入体验。

年青一代没有断过对乡土的念想，但村落的变化却是肉眼可见的。

接受采访时，莫政熹翻出一张浙江丽水茶园村的合影，里面近百名村民聚在村边高地，齐刷刷抬头看着镜头。这是摄制队近年拍过的一处空心村，照片里的村民大多搬到附近的乡镇，还有移居到城市工作生活。

接过那张合照，齐胜利不禁唏嘘，“背景的老房子又少了几栋”。没有了人气，老房子也少了继续“站岗”的动力。

△浙江丽水茶园村的村民合影。

据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统计，空心化率不低于5%的空心村比例约为57%，深度空心村占全部行政村数的近三成。在城市化与空心化的夹击下，莫政熹感觉有生命力的传统村落越来越难找。

大部分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的村落，往往已被资本介入较深，变成按套路改造的景区。“它们把村民‘赶走’再翻新，最后变成一个主题乐园。搞一个建筑，安排一些工作人员表演，但和生活缺乏联系，也难以再现真实的东西。”莫政熹感慨。

如果只是介绍青海藏民黑牦牛帐篷的材料和搭建，摄制队只要找一个“标本”即可。然而，他们不愿停留在科普展示。“我们尽量挑选还有生命力的地方，那些不像博物馆里被玻璃框起来的东西。”摄制队宁愿翻山越岭，也要把藏族家庭在帐篷下的成长体验，一并传递给城市里的观众。

△黑牦牛帐篷见证了家的代际延续。

“传统民居的消亡是一个不可逆的现象。”齐胜利分享起约二十年前路过福建土楼的往事。当时土楼还没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一圈圈的圆形夯土墙内已人去楼空，出现不同程度的坍塌。这样的场景触动了他，也驱使他发起“中国民居”项目。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我认为民居是最具代表性的生存条件，也是一种生存文化的载体。民居应该是我们认知里最有价值的部分。”齐胜利说道。

过去六年来，摄制团队走访了全国多地的传统民居和村落，记录千姿百态的家与人生：地坑院主人蔡大爷、寄望孩子走出大山的丹巴大嫂、守护乡土建筑的清华学者陈志华……在人与建筑的关系里，影片留存住那些正在消逝的民居，也带人们反思逐渐被淡忘的生活价值。

△老农蔡中华将一生倾注进土地里，这份深沉的感情使网友动容。

在日常旅游中，我们为什么爱打卡别人家的房子？表面上是因为古村的天际线、木屋的细节和仪式的热闹精准切中社交媒体上的传播点，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它让我们窥见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在城里，我们习惯了被电梯和 房间框定的日常，追求效率与舒适。而在《中国民居》镜头中的侗寨、土楼、黑牦牛帐篷里，人们依旧和邻里共处、与土地相连。

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过“恋地情结”，人类会因特定的地方而生发深厚的情感归属。民居之所以动人，正在于它让这种“恋地情结”具象化。我们看《中国民居》不只是看建筑的物质形态，更是借由房子与土地之间的连结，去想象人类可能拥有的另一种生活。

（本文图片均由《中国民居》提供）

编辑：曾宝气；校对：严严；排版：土土

《中国民居》第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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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去打卡别人的房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