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李淑一向毛主席索要题诗，毛主席复信：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

“1959年7月，主席，您还记得我吗？”伏在长沙蓉园门口的李淑一压低声音，仿佛生怕惊扰了什么。握住她手的那个人点头微笑，目光柔和而专注。这短暂的问候，为两位相识近四十年的老友再添一段注脚，却把时间的指针重新拨回到了两年前的1957年。

李淑一那封索诗信写得不长，只有三页半稿纸，却花了她整整一个星期。理由简单却带着执拗：当年毛泽东赠给杨开慧的那阕旧词未能保存，她想要一份墨迹，替已牺牲的好友珍藏。彼时《毛泽东诗词十八首》刚在国内公开，湖南中学的办公室里到处传阅影印本，每个人都在背诵“俱往矣”，只有李淑一更关心那首“失传”的词。

信件寄出后，她原本没抱太大希望。中央机关的日常繁忙外人难以想象，一个普通女教师未必能等来回音。然而四周后的清晨，邮递员递来一个盖着中共中央印章的大信封。那枚钢印沉甸甸，李淑一甚至不敢立刻撕开。她把信揣进课本，下课铃响，才在讲台上当着学生拆封。带着墨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跃然纸上，一行批注映入眼帘：“我们是一辈的人，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简短14字，不客套，不迁就，却透出平等与坦荡。

学生们先是愣神，随后爆发出掌声。年逾四十的语文老师忽然有些羞涩，她朗读词句时声音发颤。“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一个“失”字，两段血火人生。教室外晚自习的铃声远远传来，谁也没动，连风扇的吱呀都暂停了一秒。

若说李淑一敢给主席写信，全因早年的私交。1920年她与杨开慧同校，长沙福湘女中宿舍狭窄，两个女孩常在油灯下讨论“新文化”“女权”以及如何“读书救国”。后来杨开慧与毛泽东相恋，李淑一见过那对年轻人沿湘江散步，也见过毛泽东夜半伏案写稿。她笑称“那人写字抬头老是眯眼”，毛泽东听罢回以一句：“字横就得眯眼看，竖了便不必。”一句玩笑，此后传为师友间的趣事。

三年后，在杨开慧引荐下，李淑一与柳直荀结为伉俪。柳家与杨家是世交，他又受毛泽东、蔡和森影响颇深，投身革命在所难免。1927年南昌起义前夜，柳直荀从长沙秘密出发，只在岳母家吃了碗热米粉。“明早我就回去收拾行李。”李淑一唤住他，柳直荀只是摆摆手：“信写在包里，别怕。”谁也没料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此后二十余年，她一边逃难一边抚养儿女；山城重庆、湘西老屋、江南渔镇都留下她的踪迹。国民党特务盯上她，软禁、抄家、逼供轮番上演。得知柳直荀牺牲的流言，她从不相信，直到1949年谢觉哉写来半张便笺：“直荀壮烈，勿再寻觅。”那夜，她坐在油灯下整整到天亮。

1950年春节前，李淑一第一次给毛泽东写信，只为报告自己的境况，并不敢多言。毛泽东从莫斯科返京，批示秘书“当即复信”。信里一句“艰苦备尝，极为佩慰”，让她在湘江冬雨中握信而泣。自此，她知道老朋友一直记得自己。

1955年病重卧床，毛泽东又托杨开智登门探望，还给她在国家计委工作的儿子打电话，询问医药费用是否周转得开。李淑一明白，这是革命年代结下的情谊，更是“同志加兄妹”的担当。

1957年的那阕《蝶恋花》于是显得格外珍贵。毛泽东并未照抄旧作，而是“重写”。学术界后来讨论此事，总爱从文学角度评价格律、意境，其实更值得玩味的是信末那句“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在他眼里，李淑一不是一个求字的“崇拜者”，而是一位平等的战友。他反感任何“前辈”“晚辈”的客套，因为共同的信仰早已把他们置于同一战壕。

事情并未止步于此。1959年，毛泽东回湖南视察，特意在蓉园设宴，邀李淑一、杨开慧兄嫂等老友叙旧。“她就是李淑一，开慧的好朋友。”毛泽东把介绍词说得郑重。席间他频频给李淑一夹湘莲藕，“天气热，解暑”，话语平常，却挡不住彼此心底的波澜。李淑一回京后写下一首七律《毛主席招宴蓉园喜赋》，把“九霄杨柳”赠给主席，自谦“附骥”。故事的另一头，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批阅文件，偶尔抬眼，墙上正挂着他亲笔誊抄的《蝶恋花》。

晚年两人再未谋面。1976年深秋，李淑一在人民大会堂瞻仰遗容时，手里捏着那首词的放大本。她轻声念了首句，又停住，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有人劝她节哀，她摆摆手：“他让我别‘不适当’，我得听。”

多年后，李家客厅里仍挂着那幅装裱好的《蝶恋花》。往来客人问起，她总笑答：“这不是纪念我，这是纪念两段牺牲。”随后沉默片刻，把目光投向窗外，仿佛千军万马正从湘江畔走来，誓言与洪流同在。